长篇连载｜一个广元草根的传奇人生｜第11章 曾家山的鸡

SHZY

母亲对我下农村的事，愁得夜里睡不着觉。

她坐在灶房门口的小凳上择菜，手里的韭菜一根一根地捋，捋了半天没捋出几根来。我蹲在旁边劈柴，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去了农村，将来回不来咋办？”

我没接话，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

“一辈子就当农民了……”她又说了一句，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父亲在堂屋里抽叶子烟，烟味从门缝飘出来，一股子呛人的土烟味。等母亲念叨了好几遍，他才把烟锅在门槛上磕了磕，慢悠悠地说：“实在回不来，过几年我退休，让他顶班回城。”

母亲没再说话，低头继续择菜。但那把韭菜在她手里翻来覆去地捋，叶都捋烂了。她心里不踏实，我知道。那个年代，家里有一个下乡的，就像心上悬着一块石头，白天黑夜都落不了地。

我对下农村这件事，心里的滋味说不上来。报纸上天天在讲，广播里天天在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有时候想，我没赶上大革命时代，没赶上那种轰轰烈烈的洪流，眼下这个机会，算不算呢？再说，也别无选择。

回到广元没几天，春天也回来了。

他约我去皇泽寺喝茶。皇泽寺在嘉陵江边，依山而建，据说是武则天小时候待过的地方。寺里有几棵老树，树荫铺了大半个院子，底下摆着竹椅茶几。那天不是赶场的日子，喝茶的人不多，就三五个老头子在下棋。江风从崖底下吹上来，凉丝丝的，把几片枯叶卷到我们脚边。

春天坐下来，把茶碗往桌上一搁，开门见山：“反正躲不过去，去了再说。”

他听到消息说，各单位将来都要把自己子女招回来的，只是早晚的事。他又提起宝轮打工的事，说林头前阵子还问起我，说那个娃儿跑哪去了。我问他回宝轮看过没有，他说路过一回，工地已经收尾了，林头调走了。说这话的时候，春天的表情有点淡，像是提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我们开始筹备下农村的事。春天说：“没啥准备的，背上铺盖就走。国家拨了经费的，锅碗瓢盆不用我们操心。”

我想起王哥说的话，开始往书店跑，想买些关于写作的书。那时候这类书少得可怜，我跑遍了广元城里那几家书店，只找到几本薄薄的册子，翻了半天，有一本《怎样写新闻通讯》，封面都磨白了，还是买了下来。有一天哥哥回来看见我在翻书，说：“你要写作，得从基础补起走，语法逻辑都得从头来。”我又跑了一趟书店，凑了《语法修辞讲话》和一本讲逻辑的小册子，三本书叠在一起，搁在枕头边上，晚上翻几页，翻着翻着就困了。

在这之前，我们那批同学几乎没人认真想过将来。反正我们是大型国企的子弟，有没有文化，都等着招工。指标来了，都能进。要说理想，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个驾驶员。在马家河搞装卸那阵子，我差不多已经学会了开车。为了学车，我把被子都蹬了好几个窟窿。白天坐在车上看师傅操作，晚上睡在床上，两只脚还在练配合，左脚踩离合，右脚搁刹车上，嘴里念叨着油门和档位，跟说梦话一样。我还专门去广元买了汽车驾驶和维修的书，翻得书角都卷了毛边。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要做一件事，非要做成不可。

但王哥说了，要想从农村出来，写通讯是最快的办法。

一天，春天来找我，说：“走，我带你去体验一盘知青生活。”

他有个街坊，打小一起长大的娃儿朋友，比他大，去年当了知青，下在广元曾家山上。

“曾家山？”我问。

“远得很，在广元最北边，再往上走就是陕西了。”

我觉得新鲜，便跟着春天一道去了。先坐了一截拉木头的卡车，到了山脚下，然后走山路。那山路窄得只容一人过，一边是崖，一边是坡，坡上密密匝匝全是青冈树和野核桃。走了大半天，走得腿肚子发酸，才看到半山腰上一排土墙房。墙是黄泥夯的，屋顶盖着茅草，房前有一小片平整出来的泥地，晾着几件打满补丁的衣裳。

四个广元知青就住在这里。他们看到有人来看望，高兴得跟过年一样，拉着我们问这问那，问城里现在啥情况，问哪个哪个同学分到哪了，问得停不下来。有个知青问我：“你们来的时候，经过曾家镇上没有？有没有看到卖肉的？”我说有，他眼睛就亮了，然后又暗下去，说：“算了，看到也买不起。”

到了晚上，春天的朋友拍着胸脯说：“今晚我请你们吃鸡。”

我和春天对看一眼，心想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鸡。半夜，他们几个人果然从外面提了一只鸡回来，活的，翅膀还在扑腾。有人已经烧好了开水，有人找出了刀。几个人在油灯底下忙活，烫毛的烫毛，拔毛的拔毛，开膛的开膛。那只鸡不大，瘦巴巴的，但闻着那股血腥味混着灶膛的烟火味，肚子就咕咕叫起来。炖了半天，鸡肉还没完全烂，大家就抢着往碗里捞，啃得满嘴油光。

收拾碗筷的时候，春天的朋友忽然停下来，问了一句：“鸡头呢？”

大家愣了一下，互相看了看。

“谁吃了？”

没人应声。桌上只剩一堆啃过的骨头和几只空碗，盆里是吃剩的汤底。鸡头，打从端上桌就没见过。

春天的朋友脸色变了：“遭了，莫又是化骨鸡喲？”

“啥子化骨鸡？”有人问。

“市场上都在传，有一种鸡叫化骨鸡，煮在锅里，鸡头很快就化了，人吃了鸡头，也要化成水。”

屋里一下子静了。夜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油灯晃了两下，墙上的影子跟着摇。有个年纪小的知青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边哭边说：“我不想死，我还没回过家。”春天的朋友也慌了，搓着手来回踱步，忽然停下来对春天说：“要不，写个遗书？”

春天把嘴里的鸡骨头吐出来，骂了一句：“写个锤子！没听说啥子化骨鸡，我不信。睡了。”他转过头来问我：“你呢？”

我说：“我也不信。”

嘴上说不信，躺到铺上心里还是打鼓。我吃的都是腿和翅膀，按理说不会有事。可万一那个化骨鸡不是只化鸡头，是整个都要化呢？我翻了个身，听见旁边有人在小声嘀咕，还有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过了好久，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有人在知青点的厕所墙头上发现了那颗鸡头。

原来头天晚上他们杀鸡拔毛后，把鸡毛和内脏一捧一捧地往粪坑里撂，撂到最后，那颗拧下来的鸡头随手搁在了墙头上，谁也没想起来。那颗鸡头在墙头上蹲了一夜，被风吹得干瘪瘪的，眼睛半睁着，好像在笑话这群疑神疑鬼的人。

大家围着那颗鸡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个昨晚哭了的知青笑得最凶，眼泪都出来了，一边抹眼泪一边骂：“老子差点写遗书了！”春天的朋友蹲在地上，捂着肚子笑，说：“我日，把老子吓惨了。”

从曾家山下来的时候，山里起了雾，白茫茫的，把远山和近树都裹了进去。路滑，我和春天一前一后走着，谁也没说话。

但我不出声，脑子里却没停过。

我想起了《年青的一代》。那部电影，学校组织看了两遍。林育生，那个怕吃苦、想留在大城市不肯去边疆的年轻人，我最初在心里是看不起他的。可他后来转变了，当他看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看到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背起行囊，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远方。我记得他走的时候，银幕上响起了音乐，全场鼓掌。我那时候手心拍得生疼，觉得人这辈子就得这么过。

还有《护士日记》。王丹凤演的简素华，上海姑娘，放着大城市的医院不去，偏要去边疆的工地当护士。冰天雪地里，她背着药箱一个人走在风里，脸冻得通红，但眼睛是亮的。电影里有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时候我们看了这些电影，是真的信。信到什么程度？信到觉得自己这辈子要是不去一个艰苦的地方磨一磨，就白活了。信到觉得坐在教室里、待在父母身边、过安稳日子，是一种羞耻。

我们这代人，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不是现在年轻人想的那样，什么个人价值，什么自我实现。那时候没有人谈个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去了农村，你吃了苦，你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更大的东西，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像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但心里是热的，热得发烫。

可等轮到自己了，心里那点热乎又掺进了别的。

那天晚上在皇泽寺喝茶，春天说“反正躲不过去，去了再说”的时候，我点了点头。可我回家躺了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不怕吃苦，砖瓦厂挑过砖，嘉陵江边扛过河砂，马家河烧过石灰，什么苦都吃过了。我怕的是回不来。

那时候我们那批人嘴上不说，心里都盘算着一条路：先下乡，再等着招工。只要回了城，这辈子就算稳当了。可要是回不来呢？一辈子待在山上，脸朝黄土背朝天，早晨起来看山，晚上睡觉还看山，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这么过了？我不敢往下想。

可我还是想起父亲那天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说“实在回不来，我退休你顶班”的时候，看都没看我一眼。他抽了大半辈子的叶子烟，嗓子里那口痰永远咳不干净，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把几个娃儿养活。他不跟我谈理想，不跟我讲情怀，他只想给自己的儿子留一条退路。但我想的不一样，父亲的指标得给妹妹留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那时年轻，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但我认一个理——路是自己走的，不是靠父亲的指标等来的。

母亲更是什么都没说。那几天她把我仅有的几件换洗衣服翻出来，该补的补了，该洗的洗了，叠得整整齐齐摞在床头。她什么也没说，但那几天我每次从外面回来，都看见她眼睛红红的。

春天走在我前面，雾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我突然想叫他一声，想跟他说一句实话。可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走到山下，回头望了一眼曾家山。那间土墙房早隐在雾里，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几只乌鸦从山腰飞过，翅膀扑扇着，很快也没入雾中。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东西。电影里那些年轻人，背着行囊走向远方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我一个人也没得啥子可怕的。

王哥说，到了农村写通讯，写好了就能出来。这句话我记在心头的。不管将来咋样，笔要捏住。这是我唯一能攥在手里的东西了。

再过几天，我也要下乡了。去哪里，还不知道。但我记住了那个知青点的夜晚，记住了那群在荒山上疑神疑鬼然后又笑得没心没肺的年轻人。他们让我知道，再怎么难的日子，有朋友在一堆，有鸡在一锅，就还能活下去。

那些电影里的人，最后都活出了个样子。我未必活得过他们，但至少，不能先自己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