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江——小李——起床出工了——”
“砰、砰、砰——”三声砸门,又粗又急,像是用拳头在擂。我一听就知道,隔壁房东张文银。他叫人的方式跟喊山一样,站在院坝里就开吼,声音翻过屋檐,钻进屋来,连窗纸都在颤。
我睁开眼,从窗口往外望。天还黑着,只有东边山梁上透出一线灰白的光。我拿不准几点了,但肯定不到六点。
春天也醒了。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头上一蒙,闷声闷气地骂了一句:“锤子,天都还没亮,周扒皮嗦。”
然后他把被子掀开,冲我瞪了一眼:“都是你!显屁儿白,非要说跟社员一道出早工。这下安逸了。”
我也后悔了。但嘴上不能认。
那天父亲走后,队长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黑黑的,话不多,站在院坝里,四处看了看,说:“你们刚来,给你们三天时间安顿。早工不用出,把家收拾好了再说。”
我当时脑子一热,说:“那不行,我们就是来接受锻炼的。你们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
队长看了我一眼,问:“早上起得来?”
“起不来你喊我,砸门都行。”
队长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走了。
我当时是真没想到,早工会这么早。
等我和春天摸摸索索穿好衣服出门,出早工的人已经走到半山腰了。山路上影影绰绰一排人影,锄头扛在肩上,走得不紧不慢,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我和春天落在最后面,跑了两步追上去,脚下是碎石和露水打湿的泥巴路,鞋底滑了好几回。
早工是天不亮上山,锄苞谷草。山上的苞谷比平坝的晚熟,还在三伏天里,苞谷叶子长得比人还高,密不透风。早工可以抢凉快,天亮之前和太阳刚出来那阵,是一天中最好的时辰。
干到九点过,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山坡上明晃晃的。队长喊了一声收工,大家就三三两两往回走。回家吃饭。十点又上山,干到中午一点,回家吃午饭。下午三点再上工,干到六点收工。
头一两天还新鲜。
早上山里的空气好,凉丝丝的,带着草木和露水的味道。站在山腰上往下看,峡谷里雾蒙蒙的,像一条白色的河在缓缓地流。偶尔有鸟从雾里飞出来,叫一声,又钻进去。那时候我觉得,这地方也没那么苦。
但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就撑不住了。
早上还好,凉快。中午特别是下午,太阳正猛的时候,在苞谷地里闷着锄草,那滋味没法说。苞谷叶子上的绒毛蹭在胳膊上,又痒又痛。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地里不透风,闷得像蒸笼。
山里盛行薅锣鼓草。大家在地里排成一排,一人一垄,从地头锄到地尾。后面有人背着锣鼓跟进,边打边唱,都是临时编的词。谁落后了,打锣鼓的就怼到他屁股后面敲,唱:“城里知青要加油,不能落在人后头——”调子拖得老长,在地里荡来荡去。
我和春天刚开始跟不上,锣鼓声就在我们屁股后面响个不停。一听到那锣鼓响,人就急了,锄头抡得飞快,结果越急越乱,草没锄干净,苞谷苗倒铲了两根。后面的人笑,我和春天也跟着笑,笑完了继续埋头干。
一天干下来,腰都伸不直。回到屋里往床上一躺,感觉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但那时候年轻,睡一晚上,第二天起来又活蹦乱跳的。
最恼火的是吃饭。
早饭午饭都只有一个小时,社员家里都有人把饭做好了,回去端起碗就吃。我和春天不行。收工回来才开始生火做饭。有时候头天晚上把水用完了,回来还得先去挑水。挑水在屋后的山岩边,那里有一汪山泉,水很小,从岩缝里一滴一滴往外渗,恰好够我们这几家人用。去晚了,得排队等。
等把饭煮好,端起碗才吃两口,外面就有人喊出工了。我和春天赶紧往嘴里扒几口,碗一撂就往外跑。有时候连碗都顾不上洗,晚上回来再洗。但往往回来的时候,碗里的剩饭已经干了,洗都洗不动。
我们下的地方,穷得很。
一年到头,主食是苞谷。把苞谷磨成面,蒸成苞谷饭,黄澄澄的一碗,吃在嘴里粗粝粝的,嚼半天才能咽下去。菜就是土豆,蒸土豆,煮土豆,炒土豆,没有多的。高山上不种菜籽,也没有油。社员们用漆树籽榨的油炒菜,那油黑乎乎的,有一股涩味,吃多了拉肚子。
我们第一年还好,国家有供应,米、油、肉都有,每个月定点去公社粮站领。第二年就停供了,队上分什么吃什么。
刚到队的第二天,我和春天商量了一下,决定每天煮一锅干饭。春天的主意——煮一锅干饭放着,到了饭点挖一坨出来,点把麦草热一下就行,省柴又省时间。那锅饭刚煮好,米香飘得满院子都是。张文银端着个碗走过来,站在门口,笑呵呵地说:“小李小钟,我女子一年多没见过白米饭了,我要点给她尝尝。”
这咋说呢?我们只好盛了一碗给他。
过了两天,他又来了。这回说他老婆病了半年,嘴里没味,想沾点大米煮点稀饭。
我们又给了。但心里开始打鼓——照这个势头,那一锅干饭撑不了几天。
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要煮干饭,就晚上煮。农村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黑就睡了,不会有人端着碗来串门。我们把饭煮好,一人盛一碗,坐在灶膛边吃完,剩下的装在盆里盖上,第二天热一热接着吃。虽然有点馊味,但总比被人端走强。
第一年,我们每个月还有半斤肉。自从出了大米饭那两回,我们就怕了。每次买了肉,不白天做,专等天黑了才开始收拾。把肉切成小块,搁在锅里煮,火不敢烧大,烟不敢冒多,怕被人看见。两个人蹲在灶口,一人捧一碗,趁热吃完。那肉煮得半生不熟的,咬起来费劲,但吃进肚子里踏实。吃完了把锅洗了,碗洗了,灶膛里的灰扒平,一点痕迹不留。
时间长了,我们才晓得,农村是产啥吃啥。山区产苞谷,就只能吃苞谷。也种点麦子,能吃点面,但终年见不到大米。据队长讲,每年区里开农业学大寨工作会,生产队长一级都到会,会议伙食是干饭随便吃。每年都要胀死几个人。说这话的时候,队长咂了咂嘴,像是在回忆那白米饭的味道。
第一个月下来,我们有点扛不住了。尤其是出早工,天不亮就起,每天睡不醒。
张文银还是每天早上来敲门,拍得砰砰响。我和春天开始装病,他一来,我们就哼哼唧唧:“张叔,今天脑壳痛得很……”“张叔,昨晚上没睡好……”张文银也不多问,在门口站一会儿就走了。队长也没说什么,反正不出早工就少工分,工分少了,年底分粮的时候就少分。
后来我们慢慢看出来了,社员们其实并不欢迎我们。
队里就那么些地,那么多人,凭白增添两个人,大家的粮就要少分。我和春天,按规定每人还分了一块自留地。那块地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别家的嘴里抠出来的。
有一回,春天在院坝里跟张文银摆龙门阵,问他:“张叔,我们来了,是不是分了你们的口粮?”
张文银愣了一下,然后摆摆手:“说那些干啥子嘛,来了就是来了。”
但他没再说下去,转身回屋去了。那天的晚饭,春天吃得特别慢,筷子在碗里戳了半天,没夹几口菜。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门槛上,望着峡谷对面黑黢黢的山影。
春天忽然说了一句:“钟山,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了这么多天,感觉不到啥作为。是不是不该来?”
我说:“不来行么?”
他不出声了。
其实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那些电影里的画面、报纸上的话、临走前拍着胸脯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这苞谷地里,一样都摸不着。
刚来的头几天,我还在想,我们也能帮队里搞点水电、办个夜校、修段路。干满一个月,我满脑子想的,就剩下明天早上能不能多睡一会儿,下顿饭能不能多挖一勺苞谷面,灶膛里的柴火够不够烧到收工。
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带着使命来的。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个出工的,一天一锄头,一锄头一天。太阳从山梁上升起来,晒到头顶,再落到峡谷那头去。日子一天一天地重复,像谷底那条小河,不动声色地淌过去。
一个月前那腔子热血,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凉的。不是一天凉的,是每天凉一点,每天凉一点,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凉透了。
春天问的那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只是知道,来了就走不脱了。那片山,那条峡谷,那些苞谷地,已经把脚拴住了。
春天坐在我旁边,一口一口地抽烟,烟头在黑里一明一灭的。过了很久,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说:“算了,明天还要出早工。”
他走进屋去了。我听到他在灶房那边劈柴,斧头砍在木头上,一下一下的,闷闷的,像是跟谁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