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一个广元草根的传奇人生｜第14章 四川日报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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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过后，山里就凉了。

凉得陡。头天还穿着单衣锄草，第二天一早出门，风从峡谷里灌上来，灌进领口，冷得人缩脖子。队长说，山里没有秋天，过了白露就是冬。早晚得加厚衣服，不然扛不住。

他给了我们两天假，叫我们去准备过冬的柴火。下来这两个月，烧的都是队里提前备下的。说白了，那也是从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里扣的。队长嘴上不说，我们心里清楚。

按说，大山里唯独不缺的就是柴。但实际情况不是这回事。

山上的树，不是每一棵都能砍的。我们那几座大山，都是国家的飞播林区。只能砍小的、不成材的，碗口粗以上的，一律不准动。近处能砍的，早被社员们砍光了。他们砍一次，码满自家院子前后，一次管大半年。等我们上山，山脚下就剩些光秃秃的树桩，白茬茬的，像一地没合拢的嘴。

我和春天只能往远处走。翻过两个山梁，才找着一片灌木丛。那里的树也被人砍过，但砍得不干净，还有一些歪七扭八的小树和灌木。我们砍了两天，捆了六七捆柴。扛回来的时候，肩膀磨破了皮，脚底板打了几个水泡。春天把柴码在屋檐下，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这点柴，估莫烧到年底。”

“省着烧，能行。”我说。

平时我们用得少，就煮个饭。连做菜都很少，除了土豆还是土豆。闷上一锅，可以吃两三天。每次闷土豆，春天就要念：“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问：“咋个就共产主义了？”

“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他说，“我们没有牛肉，算半个共产主义。”

春天会做菜，比我强得多。他还会做豆腐——师承他奶奶的手艺。他奶奶解放前是城里有名的“豆腐西施”，家里开过一间小豆腐店，在广元老街上有点小名气。春天从小跟在灶台边上长大，耳濡目染，做豆腐的手法娴熟得很。最拿手的是清炒土豆丝，炒出来爽脆爽脆的，颜色白净，一根是一根。

有一回我说，我也来切。刚切了一个土豆，他一把拦下我：“你切的不是土豆丝。”

“是啥子？”

“顶门杠。”

他把那根“顶门杠”拨到一边，重新切了一盘。从那以后，我就被剥夺了切土豆的资格。

每隔一段时间，春天就做一次豆花。把黄豆泡涨，磨成浆，用纱布过滤，倒进锅里煮开，再用胆水慢慢点。他点豆花的时候，整个人像换了副面孔——不说话，不抬头，眼睛盯着锅里，手里的胆水一滴一滴往下滴，直到豆浆慢慢凝成雪花一样的豆花。灶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

那锅豆花端出来，白白嫩嫩的，搁点盐，搁点辣椒油，再撒一把葱花，香气能飘半个院子。队长有时候也来吃一碗，吃完抹抹嘴，说：“小李，你这个手艺，开馆子都行了。”

春天做豆花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全公社。别的公社的知青也有人慕名来吃，有的人走十几里山路，就为了一碗豆花。后来春天因为豆花出了事，坐了牢。这是后话。

那一年的中秋到了。

那个年代的中秋，不像现在这么讲究。没有月饼，没有团圆宴，大多数人过中秋就跟过平常日子一样。我和春天商量，等过国庆时再请假回广元，补充过冬的衣服。中秋就在山里过了。

那天，春天做了豆花，炒了个土豆丝，就是中秋的晚饭。菜不多，但比平时丰盛。吃完晚饭，月亮从峡谷东边的山梁上慢慢爬上来，又大又圆，白晃晃的，把整个院坝都照透了。

山间的月色，跟城里完全不一样。城里的月亮是挂在楼顶上的，像路灯。山里的月亮是从谷底升起来的，一路上要爬过几重山梁，照过几道峡谷，最后挂在对面的山顶上，光从天上洒下来，照在苞谷叶子上，照在屋檐下的柴堆上，照在院坝里那几棵老核桃树上。整个山谷都泡在银白色的月光里，连风都带着一层薄薄的凉意。

春天从屋里拿出他的吉他。那把吉他是他从城里带来的，琴箱上有一道裂痕，用胶布粘着。他会弹几首曲子，都是那个年代的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还有《红河谷》。我拿出一把二胡——还是在马家河打工时受了张军影响学的，拉得不好，经常跑调。

我们坐在门槛上，他弹，我拉。调子不对就停下来笑一阵，重新来过。月光照在琴弦上，亮晶晶的，像一根根银线。房东张文银开始还咬着烟杆坐在街沿上听，听了一会儿，烟袋灭了，他就起身回屋了，门一关，屋里就黑了。

我们也就不好再唱，怕影响人家休息。第二天还要出早工。

春天把吉他搁在膝盖上，望着月亮，忽然说了一句：“说实话，如果这里生活条件好一点，交通方便一点，在这里住着还是不错的。水好，空气好，多美的月色。城里哪有这等景色。”

我说：“偶尔住住可以，长期还是不行。电都没有，有点原始社会的味道。”

春天点了点头：“也是。离公社隔着几座山，报纸也看不到，信也收不到。唯一的声音，就是每家屋头那个喇叭。”

那时候，队里有一个有线广播。每个社员屋里都安了一个小喇叭，方的，巴掌大，挂在墙上或者搁在柜子上，连着一根细细的铁丝，铁丝顺着屋檐牵到队长家里。总开关在队长屋里。他高兴了就开，放一段京剧给大家听，或者对着话筒喊两嗓子。队长通知事情，从来不开会，对着话筒吼一声就行了：“明天割麦子——”声音从每家每户的喇叭里传出来，在屋里嗡嗡地响，谁都听得到。

那喇叭不光是听，还能说。你在屋里对着喇叭喊一嗓子，队长在他屋里就听到了。有点像现在的对讲机。有一回春天睡过了头，我对着喇叭吼了一声：“队长，小李今天不出早工，他脑壳痛！”喇叭里嗡了两秒，队长回了一声：“晓得了。”这事就算请了假。

那是村里唯一的娱乐，也是唯一的信息通道。

再过一天就是国庆了。我和春天在家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下山回广元。

这时候，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走到我们门口，把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递给我：“小江，你的信。”

我接过一看，沉甸甸的。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四川日报社。

我的心一下子跳了起来。

我猛地想起——下来的第三天，我给四川日报写了一封信，申请做他们的通讯员。两个多月过去了，石沉大海，我早就忘了这件事。

我急急忙忙拆开信封。里面装着一套小册子，五六本，全是四川日报编的通讯员读物。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印着“新闻写作基础”“通讯员的修养”之类的标题。还有一封信，短短几行字，大意是：欢迎你成为一名党报通讯员，希望多为党报写稿。

那一瞬间，我感到浑身的血又热了。

眼前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条路——一条从这片苞谷地里通出去的路。那些天的疲惫、那些天的迷茫、那些“是不是不该来”的追问，好像一下子找到了一个答案。

我把信给春天看。他接过那几本小册子，一本一本地翻，翻完以后，抬起头看着我，笑了：“你将来可以当记者了。”

第二天，我们下山回了广元。

那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国庆节。

母亲因为我中秋没回去，家里过节时给我留了半块月饼，锁在箱子里，等回来才取出来。她从箱子里取月饼的时候，顺手又拿出半包飞雁香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我，剩下的又锁了起来。

“好烟要省着抽。”她说。

飞雁，二角五一包。对知青来说，那是高价烟了。我和春天平时也就抽一角多的烟，飞雁是舍不得买的。母亲把那支烟递过来的时候，我接过来，没舍得立刻抽，夹在耳朵上。母亲看见了，笑了一下，没说话。

很多年以后，母亲早已不在了。可我一看到那种白蓝相间的飞雁烟盒，眼眶就发润。我想起她把烟从箱子里取出来，抽出一支，又把剩下的锁回去的样子。那半包烟，她不知道存了多久。

那个国庆，哥哥也回来过节。我把四川日报的回信给他看了，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很高兴。

“老二，你没读高中，底子差了，”他说，“再说现在这种教育，读了也学不到啥。你要从基础补起走，字、词、句、篇章结构，弄明白了再说写作。”

我在广元待了两天，几乎都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那时候广元的书店不大，新闻写作的书少，我翻了半天，找了几本语法书，还有一本诗歌写作入门。后来又在图书馆的旧书架上淘到一本《新闻采访与写作》，封面都快掉了，纸页发黄，但里头的字还看得清。我像捡了宝一样揣在怀里。

回山上的时候，我背了一堆书。

苞谷地还是那片苞谷地，山还是那座山，早工还是天不亮就要起。但不一样了。每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在煤油灯下翻那些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纸上的字小小的，密密麻麻，看久了眼睛发酸。但那些字连在一起，就像王哥说的那条路，一点一点往前铺。

我在心里给自己说了一句话：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