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亩校园万顷田

陌上桑A

半亩校园万顷田

   很多人的十八岁，是城市街巷的热闹、是奔赴远方的轻狂。而我的十八岁，是大山、田埂、煤油灯，和一方小小的乡村讲台。1984 年的夏天，我从中学毕业，没有奔赴繁华，而是转身回到了邛崃火井镇的故土，成了双童村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从此，三尺讲台，便是我半生的山河。

       彼时的火井镇，重教之风淳朴，几乎村村都建有村小。双童小学是一所完整的村小，师资虽不雄厚，却暖意融融，全校六七名教师，既有我的父亲，也有江德清、陈兴良、高彩华、高素芳、张守文、邓发良等前辈师长。一众同事里，我年纪最小，十八岁的年纪，血气方刚、一腔热血，却空有热忱、毫无经验。不会精心备课，不懂班级管理，甚至不知该如何把控课堂节奏，填满四十分钟的教学时光。万幸的是，一众前辈同事毫无保留、手把手悉心教导，父亲也在身旁时时提点、耐心叮嘱，我才慢慢摸索、缓缓成长，一步步站稳了三尺讲台。

    一上岗，我就接了新招的一年级，当班主任，包班。语文、数学、音乐……全科一肩挑，活脱脱一个“万金油”。每天天不亮就往学校赶，傍晚披着最后一缕夕阳回来，回家还要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备课、批改作业，常常一抬头，窗外已是漆黑一片，虫鸣四起。那种累，真叫一个“不摆了”。可我咬着牙撑着，心里总有一股劲儿——既然站上了讲台，就得对得起那几十双眼睛。

         可再累，也比不上看到孩子辍学时心里那种疼。那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疼，像被人攥住了心口，喘不过气来。

         印象最深的是班上一个叫王金明的男孩。那几天，他连续没来上学。我站在教室门口，目光一次次扫过那个空荡荡的座位——课桌歪歪斜斜地杵在那儿，桌面上落了一层薄灰，像被遗忘了一样。我喊过跟他同路的学生问，都说不知道。那个年代没有电话，通讯全靠两条腿。我心里急得像着了火，决定放学后亲自去家访。

        那几日的秋雨，连绵不绝，像是天漏了一般，淅淅沥沥、无休无止。下午四点多，天色便已灰蒙蒙一片，暮色提前笼罩山野，压抑又沉闷。我换上高筒胶鞋，将裤腿高高卷至膝盖，撑起一把老旧的油纸伞，毅然踏入茫茫雨幕，踏上了家访的泥泞小路。

        他家在双童村五组，离学校三四里。一路上全是田坎和山间小道，雨水把泥土泡成了浆，脚踩下去“咕叽咕叽”直响，拔出来要费好大的劲。胶鞋里早就灌满了浑水，每走一步都沉甸甸的。雨点打在伞面上“噼啪噼啪”地砸，风一吹，伞面鼓胀得像要翻过去，冰凉的雨水顺着伞骨淌下来，顺着我的脖子灌进衣领，后背一片冰凉。

    好不容易走到，我抬起头，雨水顺着额发往下淌，模糊了视线。我用手背抹了一把脸，才看清眼前的景象——

三间土坯垒成的草屋，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灰黄的泥胎，像一张张开的干裂的嘴。屋顶的稻草被风雨打得东倒西歪，有的地方已经塌陷下去，露出黑洞洞的缺口。房子孤零零地杵在一面坡地上，四周没有围墙，没有篱笆，光秃秃的，一览无余。屋前的空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水，几只鸡缩在屋檐下，羽毛湿漉漉地贴在身上，瑟瑟发抖。

       家里没人。只有一条大花狗拴在走廊的柱子上，见我这个陌生人闯来，猛地蹿起来，铁链“哗啦”一声绷得笔直，冲我“汪汪汪”地狂吠，嘴角翻起，露出白森森的牙，眼睛瞪得溜圆，像是恨不得扑上来咬一口。我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手里的伞柄被我攥得指节发白。

        雨还在下。我退到走廊角落，撑着伞，缩着身子，静静地等。几十分钟过去了。雨时大时小，伞面上的“噼啪”声从急促变成绵密，又从绵密变成断续。我的胶鞋里早已冰凉刺骨，脚趾头冻得发麻。腿站酸了，我就微微弯着膝，靠在柱子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条泥路——他们该回来了。

        终于，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是王金明。他低着头，缩着肩膀，手里提着一个破竹篮，篮子里装着几根野菜。他身后跟着他母亲，再后面是他父亲王银强，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裤腿上全是泥浆，像是刚从地里回来。

        大花狗见自家主人回来，叫得更凶了，尾巴甩得像风车。

        王金明抬起头，看见我站在他家门口的走廊上，浑身一震，眼睛瞪大了，嘴唇动了动，像是想喊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低下头，侧着身子从我旁边溜进屋，再没露面。

        他母亲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嘴唇抿了抿，没说话，低头进了屋，开始生火烧水，忙忙碌碌的，像是要用动作填满某种尴尬。

王银强把锄头靠在墙上，拍了拍裤腿上的泥，走过来。他四十来岁，身板瘦小，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惊讶，也没有欢迎，像是一潭死水。他“嗯”了一声，算是招呼，然后指了指走廊上那条长板凳，自己一屁股坐到另一头，从腰间摸出烟袋，装上烟丝，划了一根火柴。

       火柴“嗤”地一声，在雨天的潮湿空气里闪了一下，灭了。他又划了一根，还是灭了。第三根，终于点着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锅子里的火光明明灭灭，烟雾一圈一圈地袅袅升腾起来，慢慢飘向远处，消散在迷蒙的雨雾中。

        他始终没看我。

    我坐在板凳上，屁股底下凉浸浸的，心里也凉浸浸的。我张了张嘴，又闭上，再张开——“王大哥，金明这几天没来上学，我来看看。”

         王银强吐出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他闷声闷气地说：“家里穷，供不起他读书。”

         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放得很轻，很柔：“孩子还小，三年级才刚开头，现在不读，以后就真的没机会了。学费的事，我想想办法，您别担心。”

          王银强又吸了一口烟，锅子里的火光映了他一眼。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那眼神里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倔强。他说：“高老师，你听我说——我都才读到三册，他娃娃已经读到三年级了，超过我了，还要咋样？再说，家里也确实需要帮手，地里的活儿一个人干不完。”

          我愣住了。那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我看着他——四十来岁的人，背已经驼了，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他抽着旱烟，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像是在看一个他永远走不出去的命运。我心里翻江倒海。我想起教室里的黑板，想起粉笔灰落在袖口上，想起王金明趴在桌上写字时认真的侧脸——他才多大啊，就要被这泥巴地拴一辈子？

         我咬了咬牙，又开口。“王大哥，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你没读成的，让孩子替你读成，不好吗？他现在回去放牛种地，过十年二十年，还不是跟你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他要是读了书，识了字，以后出去，哪怕去镇上、去县里，哪怕就去火井街上，他都能认路、能算账、能看招牌——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王银强没说话，又吸了一口烟。烟雾裹着沉默，在走廊上弥漫。

         我接着说：“帮手的事，孩子还小，能帮多少？可他要是耽误了这一年，再想回去读书，就难了。你想想，明年他几岁？后年呢？”

          雨还在下，一滴一滴地砸在屋檐下的石阶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

          王银强低着头，烟袋锅子里的烟丝燃尽了，他没再添。他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拇指搓着食指上的老茧，一下，又一下。

          很久，他说：“那学费……”

          我心里一跳，知道有门了，赶紧接上去：“学费我来想办法，你让孩子先回去。明天，明天就来，行不行？”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还是疲惫，还是无奈，但多了一丝松动。他点了点头，很轻，很勉强，像是一棵被风吹弯的枯草终于点了头。

          “……行吧。”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不知道是雨还是汗。

          回到家，天早已黑透。我推开门，屋里黑洞洞的，没点灯。我坐在床沿上，胶鞋还穿着，泥水在地板上洇出一小摊。我发着呆，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王银强的脸、那间破草屋、那条狂吠的大花狗、还有王金明低着头从我身边溜进屋的背影。八十年代了，还有这样愚昧的念头，还有这样的穷法。我忽然觉得，自己肩上扛的不只是一本书、一支粉笔，而是一盏灯——一盏文明的灯，要一户户地照进去，照进那些泥墙草屋里，照进那些被贫困和愚昧困住的人生里。

          用文明的薪火，驱除愚昧的黑暗，照亮山区孩子的人生路，让他们走得更远、更踏实。这个念头，从那晚起，在我心里扎了根。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前年，我在火井街上碰见王金明。他三十多岁了，瘦了，黑了，眉眼间有了风霜，一看就是常年在外头打工的人。他老远就认出了我，快步走过来，站定，喊了一声：“高老师。”

          我看着他，一时没认出来。他笑了笑，说：“我是王金明，双童村的，当年你冒雨去我家……”

          我想起来了。

          他看着我，眼圈有点红，说：“高老师，要不是你当年冒雨来我家动员我读书，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这些年在外面闯荡，真正明白了没文化、没知识好难啊。要不是你……”

          他没再说下去，喉咙哽了一下。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那肩膀很硬，是扛过生活的重量才有的硬。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双童小学老校门两侧的那副对联——

        “一代人才千秋业，半亩校园万顷田。”

          半亩地，种庄稼，收一季粮，喂饱身子。半亩校园，种的是人，收的是一生。

          我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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