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部建在大坝斜对面,紧靠峡谷公路,一排土坯房,矮矮地趴在山坡上,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材料库、木工房、铁匠铺、小卖部、食堂挨在一起,门口堆着砂石和水泥,路边停着推土机和拖拉机,轮胎上糊着厚厚的黄泥。指挥部的办公室在食堂后面的坡上,也是一栋土坯房,从那里望出去,能看见水库大坝的全貌。坝基已经铺开了一大片,灰色的石面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像蚂蚁搬家。
我去的时候,王主任正伏在桌边写材料。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摞稿纸,他的钢笔在纸上沙沙地走,眉头皱着,像跟谁较劲。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开。前后有三个人进来找他,都是工地上的事,他一一交代完,又低下头继续写。
过了好一阵,他总算放下笔,抬起头来,看见我站在门口,招了招手。
“进来嘛,站在那儿干啥子。”
我走进去。他打量了我一眼,忽然问:“你的铺盖呢?”
“没带。”
“咋个没带过来?”
“不晓得你这边咋安排的。”
王主任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说:“今天叫你来,就是商量这个事。我们这个工地战报,半个月出一期,平时我还得忙办公室的事。你需要找个地方落脚,这样吃住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顿了顿,又问:“你除了写东西,还会什么?木工房、铁匠铺、机器维修、工地测绘,这几个地方都需要人。我给你先找个地方生根。”
我说:“我会木工。”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没变,但眼睛动了一下。
“我从小在木工房长大。我父亲是老木匠,矿上的劳模,四川省劳模。”
我说这话时,有底气的。那个年代,出身很重要,根红苗正四个字,比什么推荐信都管用。
王主任点点头,没再多问,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钥匙:“走,我带你去木工房。”
木工房在公路边,一间大通间,门敞着,里头堆满了木料和半成的门窗框。锯末铺了一地,脚踩上去软软的,满屋子都是新木头的味道,松木的、柏木的、杂木的,混在一起,呛鼻子,但香。墙上挂满了手锯、刨子、凿子、墨斗,大大小小,齐齐整整。几个木匠正蹲在地上刨木板,刨花一卷一卷地从刨口翻出来,落在地上像一朵朵卷起来的花。没有电锯,全靠手拉锯,木头架在马凳上,一个人在上头拉,一个人在下头接,锯末簌簌地往下掉。
王主任走到一个正在刨木板的人面前:“刘加元。”
那人停下手里的刨子,直起腰来,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精瘦,围裙上满是木屑和胶水印子,手指粗糙,指节上鼓起硬邦邦的茧。一看就是个实打实干活的人。
“刘组长,给你带个徒弟来。”王主任指了指我,“江钟山,知青,广元来的。他父亲是老木匠,省劳模,从小在木工房长大的。平时你安排,我那头有事的时候再叫他。”
刘加元打量了我一眼,没多说什么,只问了一句:“会使刨子?”
“会。”
“会拉锯?”
“会。”
他点了点头:“那就留下。”
王主任又交代了几句,临走了,忽然回头问我:“对了,你会写新闻通讯么?”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从来没写过。那些书翻过,那些段落背过,但一个字也没往纸上落过。我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目光从他脸上滑开。可我不能说不会——说了,他可能就把我退回去。
“会。”我说。
王主任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转身走了。
王主任走后,刘加元带我认了木工房的人。六个师傅,各有各的样子。
年纪最大的是老陈头,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他话少,手里永远在干活,刨子推得不紧不慢,从早推到晚,不吭一声。别人跟他说话,他最多“嗯”一声,算是答应。
还有个姓周的,四十来岁,脸圆圆的,话多,爱笑。他一开口就是龙门阵,从中央领导摆到公社书记,从大坝合龙摆到谁家媳妇又生了娃。他一边摆一边干活,手上不停,锯子拉得呼呼响,嘴也说得呼呼响。
剩下几个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各生产队抽上来的。有一个叫小杨的,比我还小一岁,瘦得像根竹竿,干活却利索。他看见我来,凑过来问:“知青?下乡几年了?”我说快两年了。他咧嘴一笑:“那你还嫩得很嘛。”
刘加元带我到那间偏房——他们六个木匠睡的地方。房间低矮狭窄,摆了三张上下铺,挤得满满当当,没地方再搭一张床。刘加元站在门口看了一圈,抬头看了看屋顶,说:“你睡阁楼吧。”
阁楼是木工房和偏房之间架出来的一层。说是阁楼,其实就是几根横梁上铺了几块木板,离顶棚不过三尺高。从木工房后面的梯子爬上去,穿过一个方方的洞口,便钻进了这方寸天地。我把铺盖卷铺开,仰面躺下,鼻尖离顶棚不过一拳的距离。坐着的时候,头差一点就顶着屋顶,看书要把腰弯低一点,把书搁在膝盖上。但我觉得很满足——这里照电灯。夜里不用再点煤油灯,不用再闻那股呛人的油烟味,也不用担心翻书时吹熄了灯芯。电灯一拉,一屋子亮堂堂的。我坐在床上,把书搁在膝盖上,弯着腰也能看。
那天晚上,春天帮我把行李搬了过来,一直送到指挥部。他在阁楼里转了一圈,弯着腰,头差点碰到顶棚,出来以后站在门口,仰头看了看上面,又低头看了看我,笑了:“你这个单间安逸,冬冷夏热,绝对通透。”
我说:“有电灯就够了。”
他想了想,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书读累了,就歇一下。莫把眼睛搞瞎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沿山坡那条小路往下走。走到拐弯处,他回头看了一眼,冲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他转过弯,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我搭工地运材料的车回了广元。
父亲听说我要继承他的手艺,高兴得很。嘴上没说什么,但那双常年握锯子的手一直在动,先把工具箱从柜顶搬下来,又找出磨刀石,把刨刃一把一把地磨利。磨得锃亮,映得出人影。他蹲在地上给我收拾工具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背弯得更厉害了。他一边收拾一边念叨:“墨斗的线要换了,你回去自己搓一根。”“凿子粗细都要带齐,少一把都不顺手。”
半天时间,他就给我备好了一整箱工具。刨子、锯子、凿子、墨斗、角尺、斧头、锤子,大大小小,都是他用惯了的。每一件都上了油,用破布裹好,整整齐齐码在木箱里。我把箱子提起来试了试,沉甸甸的,拎在手里踏实。
父亲蹲在门口抽烟,看着我收拾。烟雾绕着他花白的头发,绕了半天,他才说了一句:“到了那边,虛心向师付学。不懂的回来问我。”我说晓得了。
哥哥那天也在家。他靠在门框上,看了半天,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那意思我懂——好好干。
临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去了趟厂办,找到送我们下乡的带队干部,把办公室近三个月的报纸拢在一起,捆了一大摞。
我打定了主意——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几个月我天天读报,全国农业学大寨正在高潮,报纸上天天都有农田建设的报道,满篇都是“红旗招展”“干劲冲天”“誓叫山河换新装”。我翻过其中一篇,写的是邻省一个县修红旗水库的事,开头就是“群山沸腾,万马战犹酣”,中间写了民兵突击队、铁姑娘排、老贫农送茶水,结尾是“一座大坝锁蛟龙”。套话都是那些。只要找到一篇差不多的,把“紫云水库”换进去,把工地上的材料填进去,就是一篇能用的通讯。这个法子不光彩,但能救急。
当天下午,我提着那箱木工工具,背上驮着一大捆报纸,搭上了回水库的砂石车。车厢里满是砂石,我坐在报纸上,工具箱搁在脚边,车子一颠一颠的,箱子里的刨子碰着凿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黄昏时分,到了指挥部。我先回木工房把工具放好。刘加元看了一眼那个木箱,没打开,只说了一句:“明天上工,你跟我搭手。”我点了点头,转身爬上阁楼,把那一捆报纸摊开,开始读。
电灯的光亮堂得很。我把那篇写红旗水库的通讯找出来,摊在膝盖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到“群山沸腾,万马战犹酣”的时候,我拿起笔,在旁边记了几个字——紫云水库,上万人会战,云中住,铁骨驱。明天,我要往这个骨架里填紫云水库的血肉。
那一夜,木工房里静悄悄的,铁匠铺的锤声也停了。整个指挥部静得只剩下峡谷里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呼呼地响。我坐在阁楼上,就着电灯,翻报纸翻到半夜。顶棚压得很低,灯光照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照着我满手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