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体面祸害了晚清王朝

LS17882116479

当今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主要体现在官场中人不惜大量浪费、消耗国力，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
大清朝晚期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则主要体现在“外交的最高原则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朝廷面子”。
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江山是皇权的私产，国民是统治者的附庸，因此什么都可以抛弃，唯有皇权体面不可丢失分毫。他们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流离失所、国土四分五裂、国运日渐沉沦，只在乎朝堂之上的尊卑秩序、史书之中的天朝威仪、皇权统治的绝对尊严。

由于这种家天下的独夫式狭隘思维，才让晚清外交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一场牺牲国家、成全王朝与权贵的自我消耗。而最终换来的，则是里外皆输的可悲结局，不仅葬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权，更让近代中国背负了百年的屈辱与沉沦。
纵观晚清政府数十年的对外方针政策，可见其从未建立过以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生福祉、长远国运为核心的现代外交准则，而其一切外交决策的最高标尺和最终底线，从来都不是守护亿万国民的国家利益，而是维系满清皇权的朝廷体面、维持天朝上国的虚妄威仪。
晚清“面子外交”的畸形内核，是根植于千年不变的天朝宗藩体系与封建皇权思维。在朝廷君臣的认知体系中，世界并非是平等的国际社会，而是以“大清为中心、万国来朝”的等级秩序。

晚清朝廷官僚体系一致认为“皇帝是天下共主”，而外邦皆是蛮夷藩属，因此对外交往的核心意义就根本不采用互利共赢来捍卫国家的权益，完全着重于彰显皇权正统、维系华夏尊卑礼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实际上彻底割裂了“朝廷尊严”与“国家利益”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种滑稽而愚蠢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对于清廷而言，割地、赔款、通商让利、出让司法主权，都仅是用以安抚外夷、彰显大国怀柔气度、保住皇家体面的“小节牺牲”；而中外官员平行往来、废除跪拜礼制、平等缔约外交，则是足以动摇皇权正统、践踏天朝体面的“奇耻大辱”。
晚清王朝这种典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大国外交”错位，突出体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所有外交抉择之中。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在现代视角下应该是中国近代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巨额赔款、协定关税，每一条款，都直接重创了国家经济主权与领土完整，极大地损害了全体国民的长远利益。

孰料，这些骚操作在晚清皇帝与清廷朝臣的眼中，全都是主权损失皆可忍、大清体面不可失的底线。极为可笑的，是清政府将赔款割地，牵强附会地解读为“抚夷通商、施恩外邦”，是天朝大国对蛮夷外邦的宽容馈赠，丝毫不觉得耻辱为何物。
不过，真正让晚清朝廷难以接受、视作奇耻大辱的，则是条约规定的中英官员平等往来、外国公使驻京、废除跪拜朝贡等条款。匪夷所思，让人如坠五里雾中般的看不明白。
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多次提出公使进驻北京城办公的诉求，这本是近代国家的常规外交模式，因为这样做便于双方日常交涉管控纠纷，亦能极大地减少边境摩擦。
可是晚清政府始终将公使驻京视作“极大羞辱”，认为蛮夷之人踏入皇城，常年与朝廷官员平起平坐，这样会彻底打破天朝大国的宗主权威姿态，有损体面。所以晚清朝廷宁可不断地敷衍列强诉求，拖延涉外事务，也绝不肯应允外国公使入驻北京城。
以致于后续的《天津条约》，虽然应允了公使驻京条例，但清朝皇帝依旧耿耿于怀，而且一心想要撕毁条款挽回大清的“体面”。于是清政府便蓄意制造交涉摩擦，执意修改条约内容，最终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殊不知，竟然大出晚清皇帝和头戴红顶帽权臣高官们的初衷，战事一败涂地。战败之后，京城沦陷，皇帝仓皇出逃热河，最终依旧被迫承认外国公使入驻北京城，而且还额外赔付了巨额赔款、割让了更多土地。这岂不是恰好应验了中国民谚“死要面子活受罪”吗？笑死先人板板啊！

（注：本文素材来源中国近代史，图片来源社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