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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密遵义会议期间神秘的中央红军机要科
作者：赵福超 日期：2019.03.11
中文核心期刊《山西档案》2015.06
The mystery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JiYaoKe during archives explicates the zunyi meeting
摘要：中央红军的机要工作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历史档案资料几乎是空白，他们的设备情况、人员情况、工作情况不为人们所知。本文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解放后对幸存下来的当年红军机要工作人员李质忠、扬初振、杨志宏、王诤、曾美等五人的采访记录档案整理而成，揭秘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机要科的驻地情况、机构、设备和密码使用、收发报情况，以及和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情况等，以纪念为党和红军作出巨大贡献的千千万万机要战线的无名英雄们。
关键词：档案；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机要科
中图分类号：G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5）01-0000-00
中央红军的机要工作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历史档案资料几乎是空白，他们的设备情况、人员情况、工作情况不为人们所知。本文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解放后对幸存下来的当年红军机要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档案整理而成，揭秘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机要科的机构、设备和密码使用、收发报情况，以及和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情况等，以纪念为党和红军作出巨大贡献的千千万万机要战线的无名英雄们。
一、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机要科驻地情况
根据李质忠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李质忠，1915年生，福建省上杭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电报保管员、抄报股长。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期间，总司令部驻柏辉章家，我们机要科三十几个人，住在院内的水井、酱园那一片，作战科在楼下。那个水井很浅，水也干净，里面养了几条金鱼。我和机要科长毛庭芳住的房间里有许多柜子，柜子像棺材一样，很多灰，里面装有豆子。还有许多酱菜坛子都在我们住的那一间房子里。我们三十几个人占了水井边那一片房子。我们把门板取下来当桌子，床是打通铺。我们住的房间门朝院子开的，开门就能看见水井。住在那里的还有总部的首长，来开会的首长和作战科。机要科住房外面临街处买门窗合页铁片的铺子，第一次进遵义时还见着，第二次进遵义时就没有了。”[1] (p6)
二、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机要科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
1.根据杨初振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扬初振，福建省上杭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于江西瑞金参加机要工作，在军委机要科任译电员。解放后任军委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治委员。扬初振同志回忆：“1934年10月10日，刘英（张闻天爱人）打来电话，调我到军委机要科工作，我本来就有点不大安心存地方工作，因此我很高兴。刘晓同我谈的话。上午到机要科报到，下午我们就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出发前，朱总司令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同我一起调到军委机要科工作的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质忠，从党中央调来两个，团中央调来两个。现存两个尚存人世，李质忠和我。当时军委机要科只有15—16人，科长毛庭芳，这个人沉默寡言，很少接近群众，同志们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副科长杨刚，是湖南人很活跃，能同群众打成一片。存译电人员中我记得名字的有：杨志宏、毛逐之、李希才等，大个子罗天佑存四川天全县叛变投敌，据说四川军阀刘湘相把他送到南京蒋介石那里去了。在长征途叶，还杀了一个译电员，他对形势不满，此人姓罗，福建上杭人。叶子龙在江西丢了一份电报，被送到保卫局审查，要不是毛主席为他说句话，可能就杀掉了。机要科下面分为四个组，一、二、三组译电，四组抄写电报。一组组长宋人绥，二组组长罗霖，三组组长工中军，四组组长名字忘记了，他是江西寻坞人，抄报员有李质忠等。我只记得抄报组四个人中，江西的一人，福建的三人（两个上杭人，一个长江人）。我编在罗霖这个组。三个组轮换值班译电，每班八小时，晚上电报多，大家都起来工作。中央红军过了湖南之后，情况有所缓和，但电报总是翻不完。部队到达贵州黎平，为了调查行军路线，筹集粮饷，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司令部，以张云逸为司令员，李涛为协理员，杨至诚、李井泉也是司令部的领导成员，负责后勤工作。部队从贵州黎平到云南扎西（威信），我随张云逸同志在先遣司令部译电。1935年5月问，我回到军委机要科。部队到达四川天全县，一天早晨，是个阴天，部队准备出发，天空突然晴朗，国民党两架飞机飞临我们上空，转了两圈，投下几枚炸弹，机要科18人中被炸伤6人减员三分之一。我和罗霖伤势较重，我被送到休养连治伤，暂时离开了机要科。”[2] (p13)
2.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1916年生，江西瑞金县人，1934年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任中央军委一局二科科员。解放后曾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宏同志回忆说：“1934年5月的一天，红军学校校长陈赓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要调到军委工作，要服从分配，严守纪律等。陈赓同志还说，干什么具体工作，报到后再明确。我从红军学校青年训练队来到军委机要科（当时军委机要科在江西瑞金城两乌石垄一所小学的楼上），三天后，科长毛庭芳才同我谈话，他谈了工作的性质，着重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后来陆陆续续又调进了一些人到机要科，毛庭芳谈话的内容都差不多。我分到机要科之后，开始是练习写电码……关于军委机要科的编制情况，1934年我调到机要科工作时，科长毛庭芳（河南开封人），科下面是股。杨刚是股长，股下分组，一组组长黄有凤，组员有王中军、高伯生、李荣才，此外还有几人，其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二组组长宋仁绥，组员有胡会芬、许德亮、张昌汗、罗怀沐、王生林，此外还有几个，姓名不详。三组组长罗琳，组员有刘铭益、肖光、杨志宏、罗天佑；另外还有一个抄报组，组长是谢汗初，组员有易昌培、陈茂生、王明煌、刘自身和李质忠；编密组是否明确宣布过？我不知道，我到机要科时它是单独存存的。是否有组长？我也不知道。1934年8月初，我们从瑞金乌石垄移驻瑞金城西南20里之岩背村时，陆续增加了一批人，他们是：邹光涛、余维新、康贻振、杨初振、刘彦、毛遂、叶茂青、刘廛、李质忠。长征至贵州黎平县城时五、八军团合并，有几个译电员来到我们科，他们是：胡会良、王子湘、黄国平、王光荣、曾家文。”[3] (p9)
三、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机要科设备情况
1.根据王诤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王诤，1909年生，江苏省武进县人。苏区时担任过电话总队队长，长征时中央军委三局局长，解放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同志回忆说：“长征出发出来，一、三、五、九军团一共有四部电台，总司令有两台，五军团有一台手播发电的，其他三台都是烧煤油、汽油，形状象大西瓜，有90多斤重，这种电台“革博”可能还保存有。总司令部两台的台长都在，一台台长罗若遐现在岳阳休息。二台台长就是现四机部副部长刘英，当时三局共有三百余人，有一个通讯连，通讯器材，汽油、煤油在后梯队。遵义会议时电台不可能设在总部，有电台的地方，日夜不安宁。记得总部两个电台设在一条街上一东一西，相隔一至二里路，不然相互十扰。第二次进遵义后，两部电台设在街的两头，一头是在一个伪团长和土豪的二层楼房里面。”[4] (p11)
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同志回忆说：“红军时期的机要部队的规章制度没有明文规定。译电人员昼夜值班，三班倒。片纸只字不准带出办公室。存江西瑞金时，我们每星期开一次检讨会，检讨工作保密情况。1934年军委机要科与一、三、五、七、九军团（各军团均有一部电台）及二、四方面军已建立了通报关系，此外，单独行动的师也配有电台，如三十四师就配有电台，长征时该师渡湘江时全军覆没，这部电台的台号是“5344”。当时电台编为两个分队（一、二分队）。军委台是大电台，用充电机，其它电台刚手摇马达发电。过草地时，充电机没有油，就用水的动力来发电，即把水磨上的转轴套上皮带来充电。那时候纸张铅笔等文具用品是很紧张的。平时削铅笔不把铅芯削尖，只把木头削掉，转着写。铅笔用到最后手不好握了，用笔帽套着写，一支铅笔头只有花生米那么大，还舍不得丢啊！过草地时，纸张异常奇缺，就用寺庙里的经书，第一遍把字写在正面的空行里，后用反面；铅笔写满了，后用毛笔蘸着红颜色（用一种红色石头磨成水写字）写，再用黑颜色写。一张纸反复用4—5次。”[5] (p10)
四、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机要科密码使用概况
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同志回忆说：“当时通报用的密码，我接触和看到的有以下几种。最初的一种就是现在用的明码本，大小角码有一定程度的打乱。我到机要科时，这种密码已经不用了。第二种是我们自己编的密码。石印的，用的是江西瑞金产的毛边纸，红色封皮，谓红色密码，红色密码是四个艺术体字，里面的部首和普通的明码本不一样，也不同于一般字典部首的编排。它是我们自己乱编的部首。从天、地、人开始。为什么要这样编呢？当时二局局长钱壮飞给我们上课时说，这样编便于记忆。这种密码到延安时还有。一儿四六年儿月，中央机要科准备举办一次密码展览，其中就有两本红色密码。展览的布局、说明词的起草由我负责。展出前夕，我奉令调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将这个展览的全部东两交给了汪导海。后来听说这次展览是办成了的。”[6] (p14)
“我们还编了一种密码，石印的，比较清楚整洁、美观。油印的质量较差。为了保密，我们自己刻蜡板，自己印。印好了编大小角码。这两种本子形式和编法大致上是一样的，上下都编角码（上边三种角码，下边也是三种角码），从00-09。角码由两种发展到三种。由不同颜色来区别，开始是上黑、上红、上蓝、下黑、下红、下蓝。由于蓝、黑二色不好区别，后将蓝色改为绿色。这是为了保密和发挥本子的多种作用。这种本子的用法，发报时，开始写明发往什么机关，如一、三、五、九军团，一军团电台的呼号为5458，三军团为5343，五军团5391，九军团5409。下面第一行一组叫报首，就是电报的等级，有4—5种。为平电、急电、火急电、万万火急电。每一种等级不只是用一个码子来表示，可以有三个码子以上。用任何一个码子都可以。第二组是指数，指数代表密名，每一种指数大概也有3—4个码子代替。第三组就是写角码的指数，用以表示使用何种角码。第四组电文开始。或者颠倒过来，开始是电文……”[7] (p15)
“另外有一种，就是乱数表。乱数表是专用的，当时叫“豪密”表。“豪密”是各军团同军委通报用的密码，多用于实力统计等极机密事项。用某一种密本作底本，加上乱码表（不进位的加减），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密码。”[8] (p16)
五、机要科的收发报情况
根据曾美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曾美，191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解放后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曾美同志回忆说“当时红军总部设立有一、二、三、四局，作战科和机要科属于三局。二局侦察到的敌情送到作战科，如果是紧急情况，就要送给周副主席看，或是给其他首长看。根据敌情马上起草电文发给各军团。总部发给各军团的电文，首先有作战科起草登记，然后送到机要科，机要科登记几日几时几分收到，马上翻译成密文，经值班首长签字后发出去。”[9] (p12) “周副主席直接领导军事情报和机要工作，有一次，周副主席太累睡着了。他告诉我们，电报来了叫他。我们有电报来的时候叫醒了他，念给他听了，第二天他说，他不知道电报内容，把我们批评了。他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把他拉起来再念给他听，以免耽误大事。周副主席实在太累了，有时行军在马上打瞌睡，从马上摔下来。”[10] (p13)
六、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联络情况
1. 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同志回忆说“和四方面军通报的密码，是以明码作底，发报时先把汉字翻成阿拉伯字，然后用五组相同的乱码相加变成英文字母发出去。英文字母26个，阿拉伯字母10个，这样就至少有2个英文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至于哪个代替哪个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我只看过，没有发过报。那时候这种电报是机要股长杨刚同志负责翻译。与二、六军团的通报，好像也也用过加码，这方面的电报有宋仁绥负责。”[11] (p18)
2. 根据杨初振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初振同志回忆说“杨刚负责和四方面军的通报，通报密码只有他一人知道，又是脑记密，没有记在本子上。在过金沙江时，天气很热，杨刚到江里游泳，被江水冲走淹死。从此我们和四方面军的通报中断。”[12] (p17)
中央红军机要工作时神秘的，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们的工作情况到今天已经不为世人所知，他们虽然为革命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工作紧张、生活艰苦。由于战事频繁，来往电报量大，驻防是昼夜工作，行军是白天行军晚上工作，紧急时一边行军一边工作。工作条件艰苦，没有桌椅就用门板，没有纸张就用经书的背面书写，睡地铺、吃野菜，作为中央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他们是红军队伍中的无名英雄。
（责任编辑：仝建平）
参考文献：
[1]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5，1986年5月30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李质忠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2][12]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3，1982年11月1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杨初振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3][5] [6][7][8]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0，1984年6月30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杨志宏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4]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1，1975年6月16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王诤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9][10]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30，1986年6月25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曾美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11]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2，1984年6月30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杨志宏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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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0-20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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