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茶话
罗 敏
(一)
2026年5月1日,彭州市北大街新开了家“天彭老茶馆”,天彭镇的老茶客们为此激动好一阵子,在他们看来,毕竟就在自家眼面前多了一个吃茶的去处,自然是件极好极好的事情。
彭州人爱吃茶,泡茶馆是他们一生都乐此不疲的赏心乐事。
一当置身茶馆,彭州人的钝感力似乎顷刻就能回升到最大值,日常生活里那些没完没了的琐碎与烦心,很快毫不费劲地就被完全轻忽无视;一杯盖碗在手,那是全心身的舒坦自在,惬意安逸。
彭州人喜欢吃茶,并非是在诸多嗜好中一种随意性的选择,也不是晚近以来才养成的一种新型生活方式,而是骨子里对千年本土茶文化近乎本能性的自然传承;它体现了一种精神,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一种艺术人生的态度。
人们的任何一种嗜好后面,都或多或少隐含着某种确切的生命意义的认可。
过去的彭州,老县城并不算大,但茶社茶馆茶寮茶舍不少。
印象最深的,是大南街的“花行茶馆”,北门横街子上那几家紧挨着的不大不小的茶铺,以及东街居委会旁边的大观茶馆。
除此以外,散落于老街旧巷角落的小茶铺及露天坝坝茶就更多了,龙兴寺内和西南市街花鸟市两处,算是最大的。
我虽然不太喜欢吃茶,泡茶馆,但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彭镇吃茶的景况还是有些许记忆。
在少时的记忆中,那时候好像有三种人清晨起得最早,一种是纯粹为了生计而起早探黑的人;一种就是吃早茶的老茶客们;还有一种是天还麻麻亮,就披着一件老棉袄去北门坝喝羊肉汤的老汉儿们。
七八十年代一个能常喝三级茉莉花茶的人,家境算是很不错的了。
那时我家爱去东街县联社旁边的外贸商店买它的三花茶沙,那是一种在加工茉莉花茶过程中,筛下去的小碎片及细末收集起来,再把细末筛掉留下大小均匀一致的那部分。那时的三花茶沙比现在的三花清香淡雅纯正得多,至少它没有现在花茶那股浓烈过余的香精味。
那时候的彭州人常喝一种红白茶,它不是山茶树的叶子,不属于传统上的普通茶叶,而是以樟科乔木嫩叶为原料,不经过发酵工艺处理的一种彭州地方茶。
丹景山一带,有一种体型不大,山民称作“树芽鹰”的一种老鹰,它喜欢啄食樟树树芽,故而红白茶也叫着“老鹰茶”。
与普通茶相比,红白茶粗糙得多,成语“粗茶淡饭”中的“粗茶”指的就是这种茶。那个年代,人们经济收入普遍都低,寻常人家只能以这种粗茶为饮,当然不在意它有无茶香,在乎的是它消暑解渴、消食健胃的功用。
关口镇有一位老头儿,他卖的自制红白茶满有口碑,好多人都专门在关口赶场天去买他的。他有时也顺便卖点苦丁茶。
苦丁茶也不算传统茶类,性味苦寒,只能算作一种有一定疏风清热功效的中草药而已。味感极恶,寡(guā)苦。
彭州人喜欢吃茶的习惯,主要还是因于彭州自古就是茶叶主产区,是资格的茶乡茗地,尤其关口镇(今丹景山镇),唐宋时代就一直已产茶闻名于世。
彭州地理环境特殊,尤其丹景山一带,常年气候温和湿润,云雾缭绕,适合茶树生长,这样的环境地利,彭州自然卞成了中国茶叶的一个主产地,而且所产上品好茶,更是声名远播。在这种情势之下,彭州不想享那自古茶乡的美誉都不可能了。
因为太有名,以致历代名人妙士,对于彭州的茶叶多有言说记载。
五代时,词人毛文锡所著《茶谱》,其中就有言说:“彭州有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
“堋”读作péng;“堋口”,关口镇旧称,即今天丹景山镇。
唐朝的陆羽,后人尊为茶圣,在他所撰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里,他把唐代全国茶叶产地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道,43个州郡、44个县。他对彭州所产之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将彭州茶列为剑南道的第一:“以彭州上,生九陇县马鞍山至德寺、堋口,与襄州同。”
据宋人所编《太平广记》载,彭州九陇县的张守珪在仙君山有一处茶园:“初,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唐因“九陇”置县,剑南道彭州的九陇县。《太平御览》引《晋寿阳图经》:“唐垂拱二年,以九陇县置彭州,取古天彭关以为名。”)
《太平广记》这段记载说明,彭州在唐时,茶叶种植已经有规模化的私人茶园,茶叶采集需要百余多人,其规模已是很可观的了。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成都华阳人范镇的笔记体著作《东斋纪事》里,也有彭州关口产名茶的记载:
“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
北宋蜀学重要代表之一,眉州彭山人吕陶,他在宋神宗熙宁中,任过彭州知州,亲眼目睹过彭州大宝乡九峰山茶农以种茶为生,后却因禁茶令(榷茶)生活日趋困顿的境况,便写了一首《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的长诗以记录其事:
“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此,累岁凭恃为生涯。一朝使者忽禁榷,振举法令摇三巴……悲哉西南人,生长逢勳华。垂髫以来至白首,未识此事徒忧嗟。议欲伐茗荈,不如植禾麻。”
从以上古人对彭州茶的言说记载证明,彭州自古就是名副其实的茶乡,而彭州人的嗜茶,自然是因缘于此。
(二)
《神农食经》上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但我对吃茶一向无甚兴致,平时很少喝茶,少年时每次喝过茶后,总感觉胃有点不舒服。
茶是中国人的国饮,中国人吃茶历史悠久,然而最初也只在士大夫中间流行。
在中国的第一代茶客眼里,茶饮可以养性,可以清心,因而是件极风雅的事情。
就是到了现代,如周作人所言:“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
由此而见,中国茶饮的真髓,实质里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贵族文化,它所透露的,是士大夫们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深邃清雅的审美情趣。
因此,无论在形式上或情调上,真正的茶饮,其实在骨子里透着一种拒人千里的清高与矜持。
吃茶与饮酒,风格迥异。
茶性冷涩,酒性热活;饮酒可以文野无别,酒人多少也可不论,甚而可以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疏狂。
酒桌上,我们可以听到肺腑之言,而茶铺里,所闻多是他人闲言语,正如司马光两句诗所说的那样:“清茶淡话难逢友,浊歌狂歌易得朋。”
吃茶以客少为贵,而且对茶客之人品又有特别的甄选与要求。
明人许次纡《茶疏》中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钟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
对于茶客,不仅要精而少,且茶客腹笥须丰赡能清谈。所谓清谈,不是一伙人盲天瞎地的在那里一阵无意义的玄摆俄乌战争,乱侃ChatGPT,乃是能就时下的某一显学之义理作思辨性的讨论和阐释,吃茶者必须对该学问具备相当的学养。
因此,吃茶以助清谈,这是中国第一代茶客的旨趣,也是古人茶饮的精华所在。
与古人相较,今人吃茶的情形大异其趣。
与古人相校,今人的吃茶,情调上就显粗陋得多了。
今日愈趋物质化的生活,已让人挤不出半点时间去把吃茶当成一种清享来消受,人的一门心思总落不到茶性的品味上。
至于一般上班族的吃茶,多是一个保温杯,放上一大把茶叶,冲上自来水或纯净水烧沸的开水,盖子一盖,闷上一会儿;不多久,白开水成了中药水,揭开盖子,深吸一口,除了满口苦涩,哪有半点茶香?说是吃茶,与灌药何别?
然而现代人还是热衷于吃茶,但多半是为了打发时光,少半是在乎茶的营卫功能。
现代人把茶的养生功效看得很高,说什么茶含有多种对人有益的微量元素,能防衰老,能健脑,能防癌,能润肤……可说是百益而无一害。
如果单从茶的营卫上来看,吃茶的利弊,古人亦与我们判然有别。
唐人刘肃编撰的《大唐新语》中说:
“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擢日目以进。玄宗称善,赐绢百疋。性不饮茶,制《代茶余序》,其略曰:‘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
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中转载了苏东坡的一段论茶:
“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足,患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不偿损也。”
清人李汝珍是一个真正的位博学之士,他的小说《镜花缘》里,对吃茶的利弊有相当精妙的论述:
“若以其性而论:除明目止渴之外,一无好处。《本草》言:‘常食去人脂,令人瘦,倘嗜茶太过,莫不百病丛生。’多饮不如少饮,少饮不如不饮,若贪饮无度,早晚不离,到了后来,未有不元气暗损,精心渐消;或成痰饮,或成痞胀,或成痿痹,或成疝瘕。余如成洞泻、成呕逆,以及腹痛、黄瘦种种内伤,皆茶之为害,而人不知,虽病不悔。上古之多寿,近世寿不长者,皆因茶酒之类日日克伐,潜伤暗损,以致寿亦随之消磨。”
这种对于吃茶的诟病,今人是少有所闻的。
其实,对于吃茶的好坏,我们大可不必太再意。
上天所造之物,本无绝对的利,也无全然的弊,有利于此,必有弊于彼。而人之物享,当在于辨其利弊之轻重,在于权衡用度的把握。物物而不物于物,何物不为人所享呢?
中国吃茶的原教旨本就不在于营卫之功,更多是精神上的品味与把玩。
所以,真正茶饮的那种清高与矜持,还不是人为的做作矫饰出来的,乃是它高雅天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