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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徐悲鸿逆世界美术发展方向去法国求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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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17 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徐悲鸿逆世界美术发展方向去法国求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中国近、现代 诗情画意 以典故入画的画家 张氏兄弟


【编者按】
历史再次证明:“徐悲鸿逆世界美术发展方向去法国求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是那个时代中华文化自卑的表现,将“素描中心论”强加在中国美术~中国画上,是“错上加错”!”——《殖民文化:滚蛋!》
毕加索曾经对张大千说,“在欧美,我看不到艺术,在中国,才有真正的艺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中国近、现代 诗情画意 以典故入画的画家 张氏兄弟


【善意提醒】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释义为: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国画是中国人文情思里最为深重的沉淀。中国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即:传统文化的厚积薄发。本质上,中国绘画富于“形而上”的意味。王维开创诗与画的结合的萌芽,宋徽宗赵佶创立了“中国画的诗情画意”标准形式——集诗书画于一体,自此成为了中国文人永恒的精神追求。宋以来,诗画一律的观点成为主流。苏东坡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元代绘画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传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标志就是“文人画”的盛行,绘画的文学性和对于笔墨的强调超过了以前的所有朝代,书法趣味被进一步引申到绘画的表现和鉴赏之中,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明、清两代绘画传承宋元精华并演变发展,回到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派,占据画坛主流。因此,品评中国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品味,而不是看西方绘画那样的“一览无余”;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去品味“中华文化精髓——诗词歌赋”;二、从中国书法艺术上去品味字体的美、线的美、力的美、以及表现个性精的美。三、中国画的本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借物象以寄予作者思维、情感的艺术,是“物我合一”的艺术体现。正如现在的绝大多数书画作品,"千人一面",看似漂亮外貌,实则废纸一张(或者是是缺诗、少书法,没文化、没思想的空壳——沦为“以术求术、”、崇洋媚外,传统文化被肢解,被冠以“水墨、彩墨”西洋画之傀儡、怪胎。“残缺的中国画”)。
【编者按】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无不是文化的产物。首先是文化、思想(文学),然后才是艺术(技艺)。中国书画是中国人文情思里最为深重的沉淀。中国画的文化蕴藉又远在绘画之外,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来又讲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文化可以渗透到一个人的心里,渗透到一个人的血液里,是深层次的,是不容易改变的。

顾绍骅编辑中国画知识普及版第七篇近现代的绘画概况
晚清(约1840-1912)是鸦片战争后到清朝灭亡这六十多年,其间清朝政权己奄奄一息,内忧外患加剧。政治上的无能、国力匮乏、经济、科技、军事的落后等等因素,导致“八国联军”用洋枪洋炮“轰”开我国的国门,不仅仅是使“天朝龙颜”俱失,就连国民的信仰也随之崩溃;于是,崇洋媚外之心,因为国境突变而突显。以致“革新派”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如康有为:“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画之短。”陈独秀:“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取洋画写实的精神。” 徐悲鸿:“中国画八百年来习惯,尤重生纸,顾生纸最难尽色,此为画术进步之大障碍。” 徐悲鸿的“将西方造型艺术融于中国画,放弃‘白描’改为素描,追求‘光影效果’使得中国绘画语言得以丰富、更形象(按照齐白石的观点:媚俗也、匠气也。并且,技法是外显的、相对于文化内涵是单一,容易掌握。);但却忽略了中国画的文化内涵、人文底蕴;绘画技法相对于文化内涵是单一,容易掌握;而中国画的丰富文化底蕴,不是表面上的“光鲜靓丽”所能够代表(代替)的,也是不容易被掌握。
从艺术层面上看,“五四”时期的“美术革命”把中国绘画的衰落归于文人画的逸气和写意,从而倡导写实精神来代替文人画传统,无疑是相当浅薄的。因为文人画所追求的逸气是一个更纯粹性的人文内涵,文人画的笔墨与心灵直接对应,也是艺术超越对物象的依赖达到很高层次的标志,而且也是士大夫的逸气这种形而上的内涵,才使中国文人画走到笔墨与心灵的直接对应的层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的时候,欧洲传统写实主义正经历着转换,这种转换恰恰也是追求更纯粹性的人文内涵,以及画面摆脱叙事、描绘物象而进入心灵与色彩、笔触等直接对应的层次。
事实上,自陈独秀提出“革王画的命”始,就有人意识到以上问题。如陈师曾认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以一人作画而言,经过形似阶段,必现不形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西洋画可谓形似极矣,自19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与色,其与物象体验入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也足见形似之不足尽。”作为西画家的倪贻德也认识到:“方今对于国画之非难者,大约都持有两种最大的理由,第一,说国画不合于科学的方法,如轮廓之不准确,光暗之无分别,远近之不合透视,色彩又太单纯,于是极力想把西洋画的方法与我们的国画结合起来,以另成一种折衷派;第二,说国画所有材料太简单了,不足以充分表现物象,于是急急乎把西洋画中的材料来替换了。但我以为这两层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事,因为充其量也不过能把物象描绘得十分准确罢了。但像不像的问题,艺术上原不能成立。艺术上所重要的,却是由对象引起的内部革命。”“最重要的是艺术态度的变更。现在一般国画家的态度,是模仿、追慕、幻想……而与现实生活离得太远”,“所以我们应当把这种态度改变一下,从模仿到现实,从幻想到直感”,“去寻求新的诗意、新的情调”,“去表现新的画境” 。黄宾虹亦在《论中国艺术之将来》一文中意识到“泰西绘事,亦由印象而谈抽象,因积点而事线条,艺力既臻,渐与东方契合”。
郎世宁的绘画是典型的中西结合,他的作品康熙看后,把宫廷画院院长邹一桂找来,让他品评。邹一桂看后说:“工则工矣,不入品评。”意思是说,画得很像、很细,但是不值得去品评,也可理解为不能品评(郎世宁的作品虽然画工精致,但是缺失中国传统文化,而不能评为好的中国画)。
不可否认,“西风东渐”,对中国画“形质色彩”等等的技法,确实有所丰富;但是,因为,中国画的外形,而放弃中国画的灵魂(“形而上”)——诗情画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就不值了;这是民族的不自信所造成的;这样的“民族自卑”已经伴随中国画一百多年了!已经使中国画的“元气”大伤了,如果不及时补救,我之国粹——中国画必将沦为西洋画的“附属品”而真正的殇夭了……!此绝非笔者的危言耸听:2014年9月12日晚上八点多钟,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播出了 “庆祝开播八周年”的节目,节目邀请了中国画院副院长卢禹舜,中国美协秘书长徐里,中国美术馆研究员、研究部主任美术评论家刘曦林,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博士朱其等谈到中国画的发展时,都认为当代中国画已经“欧化”—— 考美院,中国画系也与油画系的考试科目是一样的考素描、色彩,而中国画的“必备”书法、白描、古诗词、古汉语等等全是空白……;现在,让美院教师(授)教授“题画诗”,也是不现实的……。
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无不是文化的产物。首先是文化、思想(文学),然后才是艺术(技艺)。中国书画是中国人文情思里最为深重的沉淀。中国画的文化蕴藉又远在绘画之外,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来又讲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文化可以渗透到一个人的心里,渗透到一个人的血液里,是深层次的,是不容易改变的。
要知道跟在别人后面是没有出路的。(自从1839年8月19日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于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西方艺术家们开始思考“能否将写实风格进行到底”了。于是,在“巴比松画派”后,西方的“印象主义、野兽派、抽象艺术、超现实主义……”成为了西方绘画的“主流”或发展方向;艺术家波洛克、莫奈、梵高、毕加索的作品并非“写实主义”他的作品却倍受人们喜爱:莫奈、马奈作品的“笔触未经修饰而显见,构图宽广无边,尤其着重于光影的改变、对时间的印象……”)

反对徐悲鸿“素描中心论”:一、核心画论(古人一脉相承的主张)
1.顾恺之:以形写神“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不是抛弃外形,而是**形是载体,神才是目的**;绘画首要在于捕捉对象内在生命神采,而非描摹表皮轮廓光影,这是中国画造型观的源头抖音百科。
2.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首重“气韵生动”
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
气韵放在第一位,“应物象形” 排在第三。意思是:形似只是手段,气韵、生命气息才是最高追求;笔墨(骨法用笔)独立有审美价值,不等同于物象复刻中国国家画...。
3.欧阳修:画意不画形
“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
明确区分:绘画价值在于“意”,不是外表之形;能超越外形、捉住意蕴,才是高品。
4.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出自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意思是:‌如果评论绘画只看外形是否逼真,这种见识就和小孩差不多。
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形似之外求其画
“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气韵为本,形似自然包含其中;反过来一味抠形似,反而得不到气韵。
6.王绂(明):不似之似
“古人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
是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 直接的理论源头。不是胡乱不像,是艺术提炼后的、精神上的真似,不是肉眼表象的相似。
7.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
点明中国画意境、诗情画意来自画家的学问、胸襟、阅历,不是靠写生、解剖、明暗素描可以训练出来的;画是胸中丘壑,不是眼前景物的复制南开大学艺...。
8.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
主客观交融,不是被动描摹自然,而是借山川写自我,造化与心源合一;同时主张笔墨要有生命力,不泥古,也不照搬外来体系。
二、近、现代有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指出:“西画近建筑(理性的,以描摹客观物象为重点),中国画近文学(感性的,以借物抒怀、诗情画意为本源)。”即:西方的绘画近似建筑一般的理性——写实性强;是客观事物的模仿(描摹)。而中国画是近乎文学作品一般的个性强烈,宋以来,诗画一律的观点成为主流。苏东坡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不直白,以比兴手法抒心志创设境界,这需要丰厚的文化积淀。画贵有诗意,自宋以来成为风气,优秀的国粹我们必须传承。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上的东西:艺术化的客观事物(超然物外、不受具体物象的束缚),因而达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目的——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生活的提炼,是情感的宣泄)。“绘画到此境则一切夹杂物涤荡尽矣,宛如剧中之能,无毫末之诈罔,无取悦低级看客粗笨显著之美。物象不过假借而已,倪迂之竹,非麻非芦任人呼之,仅仅假竹以写胸中之逸气耳。于是可知离却自然,即为归着美术本质之进步。”齐白石提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解读为:中国画的诗情画意是文化主体,不必追求片面的形似;形状太相似则如同儿童“看图识字”般无趣、无中国画笔墨情趣;不似则为欺骗世人。)林风眠(1926《东西艺术之前因与后来》等):东西艺术本不相悖,西方之长在"重自然、重写实与形式",东方之长在"重抒情、重写意";主张调和中西——但他明确说中国传统绘画正是"抒情、写心的艺术",要用西方构成与色彩来激活它,而不是用素描来改造它。他本人要求"学画须先学素描,三年后各选专向",与徐的"素描基础论"近似却有界限:素描只是入门工具,不是中国画的归宿。陈师曾(1921《文人画之价值》,正面回击康、陈"文人画衰败论"):文人画"首人品,次学问,次才情,次技术",四者全备"自有精神可以感人";并明确提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画之至极处"不在形似",而在"写出自我胸襟"。这与您的引文(苏轼论"儿童"、倪瓒"写胸中逸气"、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恰是同一逻辑,陈师曾是最系统、最直接的论战文本。他另撰《中国绘画史》,指出中国画自晋唐"由写形进步到写意"正是演进的正轨,不是衰败。
金城与中国画学研究会/ 湖社(1920 年起):宗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承认西画写实可"采",但中国画必须以唐宋正统画法为骨、师承与临古不可废弃,"古法"即民族绘画的本体;反对以"素描改造中国画"。
黄宾虹:中国画的根基在笔墨而非造型,"画何以为画?要有笔有墨";笔墨自足(平、留、圆、重、变),"离形得似",故西画之明暗素描不能替代中国画的线条训练;晚年以"内美"斥"外媚",正是您说的"画贵有诗意"一路的深化。
方薰、秦宣夫、徐复观等理论家:方薰《山静居画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路,认为中国画的长处正在于"由形入神、由神入逸",以"气韵""意境"为最高标准;西方以素描—解剖—透视建立的"形"的科学,恰是"以目代心"的另一套体系。
民国"国粹保存"一系文论:汪荣宝、陈衍、林纾(余霜社、中国画学研究会外围文人)等也撰文反对以"新派"抹杀画学统绪,强调中国画与诗词、书法同源("书画同源""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语)。
黄宾虹的笔墨论、潘天寿"拉开距离"、卢恩潜"线画素描"、方薰/徐复观的写意—意境论这一整条"抒情写心"的传统;
潘天寿:名言"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两峰各有高标远致,"合则两伤",只有各守独立品格才能真正互补互利;中国画教学的根是线条、白描、临摹加写生,"素描只是西画造型的基本功夫,不能视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公共基础";人物画可"以西润中",山水花鸟则须以笔墨自成体系。
卢恩潜(陆维钊)等:1962 年《谈中国画的素描》正式提出"素描 / 双勾"说:中国画的素描应"以线造型、结构为主,不取明暗光影",是另一种观察与表现系统——这是从教学实操层面最有力的"素描非唯一基础"理论。
叶浅予、李可染等:叶浅予同样主张国画素描须别立于西画素描之外("以线为主、抓结构");李可染则把素描化为"采一炼十"的笔墨语言,反对把光影素描直接搬进国画。
蒋兆和一路的反面评价:潘公凯后来总结,20 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主要有两线——徐(悲鸿)蒋(兆和)"以西润中"与"传统出新"(林风眠—潘天寿—浙派一路),并说随国力上升,后者重要性越发凸显(见《墨痕》潘公凯文)。
刘海粟:艺术是"生命与个性的表现","艺术的精神是创造的,不是模仿的";反对把写实当作唯一标准,认为"艺术本无中西",中国画自来的"写心"传统与后印象派的表现精神可以互通。
徐志摩(1929《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回应徐悲鸿《惑》):为塞尚等现代派辩护——若以"肖似形骸"为唯一尺度,就完全无法理解现代艺术对画面结构与精神性的追求;徐悲鸿一面反对摹古、一面又盲贬西方现代派,是双重武断。这是写实派与现代派最著名的一次正面交锋。
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以造化为师",也接受"素描是绘画的基础"式的写实训练,但拒绝独尊某派,反对四王正统一枝独大。
关山月:中国画自有自家素描—— 白描
“把素描看作一切造型的基础是错误的,中国画有自己的素描,即传统白描。”
他区分了两种“素描”:西方明暗体面素描,和中国以线立骨、概括结构的白描体系,反对直接移植西式明暗教学来改造国画。
站在世界艺术之林里,中西方绘画并无高低之分,都是文化的产物;都是人类对大自然、人类社会的思索、表现、思考(探求)的方式而已;只是所表现方式的不同:
如果把西方绘画比喻为“白雪”,把中国画比喻为“梅花”的话,那么宋代诗人陆梅坡的诗句便解答了二者间的关系:“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诗的后两句巧妙地托出二者的长处与不足:梅不如雪白,雪没有梅香,回答了“骚人阁笔费评章”的原因,也道出了雪、梅各执一端的根据。读完全诗,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写这首诗是意在言外的:借雪梅的争春,告诫我们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有自知之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正理。这首诗既有情趣,也有理趣,值得咏思。)
各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中国画是具有“诗、书、画”等中国民族文化特征,这是中国画的根本;其最高境界就是“诗情画意”。
《红楼梦》中有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回首看中国美术百年历史,被徐悲鸿把路子带歪,只有“造型准确的技法,而没有诗情画意的大道。”确实是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以中国画为例,西方的素描、色彩是 “先进技术”,可以用来辅助理解物象结构、丰富视觉表达,但前提是不能替代 “诗书画一体” 的文化内核。现在大部分创作者盲目用素描取代白描、用色彩覆盖笔墨,丢了题诗、书法,即便造型再精准,也成了 “穿中国画外衣的西方画”,这就是典型的 “本末倒置”;中国美术因为抛弃传统文化,没有文化主体!是典型的“为他人做嫁衣裳”!
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已成为民族的血脉,这需要向真正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人谈论,绘画得力于文化的内涵,他的艺术魅力就被大大的扩充了。远不是昔日师徒相传的工笔重彩所能比拟。单纯地把中国画当成一种技术来评价,从而使中国画丧失了它的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画核心价值是文化价值的最终体现。绘画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升华了绘画的表现。审美属性使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和鉴藏,都是基于超乎功利的精神领域的,同时,这种超乎功利的创作和鉴藏方式也在不断地纯化着中国画的独特文化价值。中国画是文化人的事情,不是任何会画画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画画家的。
中国画的发展必须依照“中国方式”——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诗、书、画)为一体的观点——“诗情画意”是中国画的灵魂和中国画发展方向……;
如今,复兴我国传统文化、匡复中国画,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正是我们万众一心的同一个中国梦;我们责无旁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相信中华民族崛起、强盛,就在“明天”!!!
中国近、现代 诗情画意 以典故入画的画家 张氏兄弟

诗情画意以典故入画的画家:张大千
——“顾绍骅的诗情画意”系列·中国画知识普及版
中国画与西画最根本的分野,不在工具,不在透视,而在一支笔背后站着的那部文化史。西画画所见,中国画画所感、所思、所寄托;画家落笔之先,胸中已有一卷诗、一段史、一则典故。典故者,前人精神之结晶,也是后来者与古人接谈的暗号。中国画之所以耐看,能于几尺素绢中容纳千年心事,正因这“典故”二字在起作用。
以典故入画,是“诗情画意”最实在的落地方式。诗言志,画写心,典故则是二者之间那条看得见的线:一段前朝旧事,一经画家点染,便成了此刻的心境;一句古人成语,一经题上画角,便使满纸山水有了来历。没有典故的画,多半只有景;有了典故,才有了人,有了情,有了可以反复咀嚼的余味。这层道理,恰是“素描中心论”看不见的地方——素描能解决形,解决不了“文心”。
二十世纪的画坛上,把典故用得最阔、最活、最不拘一格的一位,是张大千。
一、其人其艺:从“大千”之名到敦煌面壁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署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他出身于一个亦商亦文的家庭,母亲曾友贞善画善绣,二哥张善孖以画虎名世,兄弟二人后来并称“张氏双璧”。
“大千”二字本身就是一个典故。一九一九年,张大千因未婚妻病故,一度在松江禅定寺披剃,住持为他取法号“大千”,取自佛经中“三千大千世界”之说——一佛所化之境,为一三千大千世界。此后他还俗,却把这个名字用了一辈子。一个画家的名字里藏着一部佛经,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并不多见,也几乎预示了他一生的格局:他要画的,从来不是一隅之景,而是一个“大千世界”。
他早年师从曾熙、李瑞清,于碑学、金石、诗词上用功极深;中年远赴敦煌,面壁两年七个月,临摹壁画二百余幅;晚年旅居海外,泼墨泼彩,把中国画的语言推到抽象的边缘。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在台北摩耶精舍辞世。徐悲鸿曾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这句话说得重,却也道出了他那股包举宇内的气象。
二、典故入画的三重境界
张大千用典,不拘于一种路数。有以人物故事入画的,有以诗境入画的,也有以宗教经变入画的。三者层次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典故是画的“来处”,不是画的“装饰”。
《东坡居士笠屐图》 1938年 纸本设色
这幅画作是近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工笔重彩人物画经典《东坡居士笠屐图》(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由近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等人题跋。
1. 款识、题诗与创作背景
·右上角主标题:“东坡居士笠屐图,仿元人任子明笔。辛巳六月朔一日,敦煌莫高窟作,蜀郡张大千爰。”(辛巳年即1941年,此时张大千正值敦煌临摹期,此作仿元代任仁发(字子明)本,赋色雅妍,带有敦煌重彩遗韵)。
·中上部傅增湘题跋:“余旧藏元僧写坡公象,颧隆面削,宛若癯仙。兹大千抚本,乃尔广颊丰,意公自海南得佛印书后,悟得丧齐生死,心与造化游,故尔心闲体逸如是耶!……辛巳新秋,沅叔傅增湘书于藏园之石斋。”傅氏点明:传统东坡多“清癯”,大千此本“广颊丰”,是因其海南修悟后“心闲体逸”。
·左侧张朝墉题诗:“心香一瓣散馥芬,不用海南兰麝薰……暮颐山头长髯君,万斛源泉发高文……万里何尝异乡枌,迎神一曲声凄焄。去天尺五公应闻。张朝墉。”极赞东坡谪居海南仍文采风流、与民相亲。
2. “笠屐图”典故与画面意象
·典故:苏轼晚年贬谪海南儋州,一日访友遇雨,借农人箬笠、木屐冒雨归家,引得妇孺犬吠调笑,他却笑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此“一笠一屐”遂成东坡经典符号,象征“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与与民同乐。
·人物塑造:画中东坡头戴宽檐斗笠、脚蹬木屐,长髯飘逸(大千强化其美髯与丰颊),白衣赭袍,右手拄竹杖,左手微举,昂首阔步。不同于前代“俯身提衣”的狼狈,大千将其转化为挺拔、闲逸、精神饱满的士大夫气象。
·艺术风格:工笔重彩,线条挺劲(衣纹有宋人遗意),设色清雅中见浓丽(赭石、石青、墨色对比),面部淡赭晕染,尽显敦煌临摹后的古雅气韵。
3. 题跋互文与精神内核
·傅增湘“广颊丰”“心闲体逸”与张朝墉“长髯君”“高文”互为印证:张大千借画自况——东坡颠沛而豁达,大千亦在敦煌苦修中寄寓对先贤的追慕与自身襟怀的投射。
·核心命意:笠屐非困顿之具,乃超然物外、参透生死的精神象征。呼应《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此图典出苏轼贬谪儋耳时的一段逸事。相传东坡居海南,一日访友归途遇雨,向农家借得竹笠木屐,戴笠着屐而行,村童见了拍手相笑,连村里的狗也对着他吠。东坡自谓:“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一代文豪落魄至此,却仍能坦然自嘲,这段故事便成了后世反复描绘的“笠屐图”,也是文人风骨的绝好注脚。
一九三八年,张大千仿明代唐寅《东坡先生笠屐图》之作(唐寅原画已佚,有拓本传世),兼工带写,成此一帧,今藏天津博物馆。前人画笠屐图,多重“俯身提衣”的狼狈之态,以见其困;张大千却把人物改作挺拔站立的姿态,将扶杖的动作与戴笠着屐的形象合为一体,衣袂飘举,长髯抖动,昂首前行。同一个典故,前人读出“苦”,他读出“不屈”。
这一改,正是“诗情画意”的所在。典故给的是骨架,画家给的是血肉与神情。若只如实描摹一个戴斗笠穿木屐的老人,那是插图;张大千笔下的苏东坡,是把自己半生漂泊、去国怀乡的心事,悄悄放进了宋人的旧事里。
8   1  近、现代绘画概况及当代  张大千.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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