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话往事
—追忆我父亲罗鎔先生在青岛、济南、南京、
上海、广州、重庆、内江留下的足迹
我的父亲罗鎔先生，字剑雄、松鹤，谱名罗会光，1917年9月19日（民国6年，农历丁已年八月初四）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响滩镇（楠木乡）三槐堟一个中医家庭。据罗氏简谱记载，我们罗氏先祖罗荣星公是在清康熙中期由湖北省蒲圻迁移来蜀的。清康熙年间，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入川举措，就有了“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我的曾祖父罗亨俊，字宅三，清代举人，是位缙绅，曾被清官府赐封为“承德郎”。我祖父罗通汉，字英才，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师。我父亲身为罗家长子并未继承父业从医，而是走出了响滩子，走出了平昌，选择了读书，走仕途之路。我父亲还有一位幺叔罗通江，字岷源，对其影响颇大。罗岷源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是陈果夫先生）、中宣部广播事业管理处总干事、四川达州专员公署、南充专员公署视察。罗岷源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与黄埔军校教育长、政治主任总教官、中共理论家、早期青年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先生关系甚好，有师生之谊。恽代英曾送给罗岷源一件大衣作为纪念。恽代英是江苏扬州人，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毕业，曾在四川泸州师范任教。
我的父亲1934年考入四川省巴中县政府任办事员。1935年到四川省庆符县政府任司法书记员。1936年任川康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中尉书记、军政部驻川补充兵三团上尉书记。1938年考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事组，任科员。1941年由行政院调入国民政府粮食部任科员。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我父亲被国民政府粮食部派到特别市青岛，担任粮食部青岛特派员办公处荐任专员。青岛特派办特派员是国大代表吴风清。那时，青岛中山路两侧多为欧式和日式楼房，粮食部青岛特派办就在这条路上的82号甲办公。清末民初思想家康有为曾赞叹青岛：“碧海青天，不寒不暑；绿树红瓦，可舟可车。”旗人作家老舍也撰文说：“在以沙尘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本来粮食部要派我父亲到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做荐任督导的，但我父亲在前往河北途中接到了部里的通知让他转道青岛特派办任专员。经过一番周折，父亲来到青岛，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专员任上，我父亲曾查处过青岛兵站一科长盗卖军粮的案件。1946年的秋天，父亲接到南京财政部秘书长汪子年先生的电话倍感欣喜，汪秘书长问我父亲愿否去济南山东省财政厅工作？父亲很高兴地接受了到财政厅的工作新安排，担任了山东省财政厅荐任视察。父亲的荐任视察一职是由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尹文敬先生提名，山东省政府任命，后经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由总统正式任命，颁发荐任状并登载于«总统府公报»上（财政厅长尹文敬先生，号伯端，1902年出生在四川乐山，留法经济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北平大学教授，是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46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改组，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耀武（王耀武，号佐民，1904年生，山东泰安人，黄埔三期生，抗日名将）登门延请尹文敬先生到山东主持财政工作。尹先生接任厅长后对财政厅进行了充实，当时财政厅正需要一批年富力强、刚正清廉、具有经济管理专长的干才来充实到重要岗位上。
1947年我父亲刚好三十岁，迈入而立之年，业是先立下了，但尚未成家，听说那时候三十岁结婚算是晚的了。父亲成家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遇上了八年抗战、没遇见钟情的人等等。但还有一条主要原因那就是要供自己的胞弟上国立浙江大学。我的祖父祖母英年先后仙逝，长子为父，我父亲便承担起家庭主要责任。父亲的弟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需要我父亲给他寄钱才能完成学业的，当然平时的衣食来源也要依靠我父亲来提供。那时上学要离家在外住校，要花大头、银元、法币……，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费不少心血，实属不易。三十年代，200块大洋，折合今天人民币估计约一万元。如此，我父亲每月的薪俸有一半寄给了他的弟弟，自己并没有积攒下多少钱。好在到济南后，一切比较稳定，经人介绍，父亲结识了我母亲，他们在1948年结为伉俪。父母的住家是在大明湖边上的一处二进四合院。此宅虽好，但却是一位大商人租借给我父亲的，是取租的房子。我母亲出身在普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祖籍江苏镇江，毕业于济南女师，当过小学教员，后来到济南市商会理事长马伯声先生开办的仁丰纱厂做出纳员。母亲幼时有一个时期曾与她的祖母住家在三和街。在济南三和街上，我的外公曾开办过小有名气的“云蘭阁”，经营文房四宝，名人字画和文化用品。最近拜读«季羡林传»，从书中得知季先生也曾在三和街小学读过书。可惜随着城市改建，昔日三和街老房子如今已荡然无存了。我父亲是读书人，手不释卷，每逢假日都要携我母亲到大明湖边上的省立图书馆泡上大半天，以满足其精神食粮。其实，父亲首先是读书人，其次才是官吏。字如其人，父亲的书法不落俗套，带着浓郁的书卷气。
“家家有泉水，户户垂柳。”是人们给泉城济南的美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也是老残游记中对济南的生动描述。我父亲初到济南时，市面虽然繁荣，但商人恶习不改，偷税严重。时值1947年，国军为了防守济南，补充军饷，经山东省政府省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省税征收处，后改组为省特捐征收处。经尹厅长推荐，王耀武主席批准，我父亲被山东省政府任命为特捐处长。当时有三个处长人选摆在王耀武主席面前，尹厅长后来对我父亲讲：“主席说特捐处长就让这个四川的年轻人来干。”自此，省特捐处接办济南市营业税，并对山东的棉花、黄菸，食盐、煤炭、皮毛课征。一日，父亲到济南市政府出席税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官员外，还有济南的富商巨贾。济南市长王崇五先生也亲临会议。开会时，王市长请我父亲坐中间讲话，父亲谦让，王市长说：“处长代表省政府，应该坐中央。”会上父亲自然认识了济南市商会常务理事、成通纱厂经理苗海南先生（苗先生解放后当选山东省副省长）。省特捐处经常派员到济南飞机场检查税捐。一次，父亲去机场，税警向父亲报告：处长的信件被军统局的人拆开过。对此，父亲全然不知。后来，父亲碰见与自己相交甚厚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罗幸理时顺便谈起此事（罗幸理，字文卿，四川岳池人，黄埔八期毕业），罗将军说：军统随便拆信已习以为常，大家都很反感。
1948年9月16日夜至9月24日晨，经过8天8夜激战，解放军攻占了济南府。济南解放后，我父亲携我母亲辗转到了六朝故都南京。“隔着水，远远望见一带苍紫的城墙，映着那淡青的天，这是第一次感觉南京的美丽。”这是作家梁京（张爱玲）笔下的南京。“桨声灯影秦淮河，天上人间白鹭洲。”更是出自古人赞美南京的名诗佳句。刚到金陵时，父母临时住在下关的一家旅馆里。父亲把一切安顿好，便去拜见财政部秘书长汪子年先生。汪秘书长看见我父亲能从济南出来很高兴，我父亲向秘书长详细谈了济南方面的情况。汪秘书长说：“剑雄尤长公牍，做经济工作多年，在山东省政府特捐处独当一面，部里需要象你这样的干部，我会把你的情况向徐堪部长汇报的。”（徐堪，字可亭，1888年生，四川省三台县人，老同盟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11月初，南京风雨飘摇，国民政府已准备南迁了。翌日，我父母正在旅馆里吃早饭，接到汪秘书长的电话，秘书长说过一会儿他会顺路接我父亲到部里上班。我父亲听后甚为高兴。就这样，父亲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设计专员，受到了部长暨秘书长的优渥礼遇。一日，父亲拜谒了中山陵，父亲站在中山陵顶远眺火红的夕阳西下，心中作何感想，是否曾暗吟起元代诗人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繁华，春去也……”会想到济南的家吗？漫漫长夜，思乡之情袭来时，如何派遣？我不得而知。
1949年1月，财政部迁到上海外滩上的中山东一路13号海关大楼办公。每天清晨，父亲推开办公室的窗户，可看见滚滚而去的黄浦江水和渔夫摇着乌篷船从外白渡桥下划过；正点时，可听到“当，当，当……”楼顶上的海关大钟在«威斯敏斯特»报时曲中敲响铿锵悠扬的钟声。在上海时，我的父母和徐堪部长及夫人，汪子年秘书长及夫人，总务司长及夫人住在愚园路1182号财政部官邸。官邸是一栋三层英式花园别墅，别墅建筑考究，在一楼会客厅通向二楼卧房的楼梯木扶手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西方宗教神像（据记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中共上海市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顾准先生住进了这栋国民政府财政部留下的房子。顾先生是中共著名经济学家，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受冲击，1957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受磨难）。财政部官邸隔壁的意大利歌特式城堡花园别墅则是大汉奸汪氏住过的“官邸”。愚园路是一条自东向西的路，东边有静安寺，西至中山公园（原兆丰公园）。路两侧栽植的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楼房别致，环境清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英租界。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一家也曾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三层红砖楼房里。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我父亲和我母亲晚饭后时常会散步至兆丰公园。兆丰公园原是英商霍格的私家花园，后改建为公园。兆丰公园林木蓊郁，池塘环碧，石亭柔美，绿茵绵延（据«武汉晚报»报道：1934年，江青在兆丰公园与中共地下党员阿乐见面时被国民党特工发现，遭遇逮捕，后被保释出狱）。
一日，司长夫人与我母亲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吃茶。刚进茶厅不久，侍应生悄悄告诉我母亲：“太太，有人跟踪侬。”母亲和司长夫人简单吃了茶点，付了茶费，道了别，出门坐上洋车径直回到了愚园路官邸。这件事已过去六十年，今天母亲依然记得，算是在申城的一个小插曲。
1949年春，上海物价不稳，父亲时常与金融界和财经界人士茶叙，讨论稳定物价对策。就在物价不稳的同时上海出现了南迁狂潮。据«华商报»报道：“1949年一开头，在上海居住多年的外国人和大资产阶级舍家弃业撤离上海，一些老百姓恐惧交战区的炮弹不张眼睛，也不惜重金逃难离开上海。一时间，上海的火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到处都是等待撤离的人。”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不同阶层的人们选择着不同的出路。就在万物即将复苏的这一年春天的2月4日，行政院公布南迁广州决议。2月下旬父母乘上了由上海到广州的轮船，与上海作别，向广州而去。船在海上航行颠簸很大，父亲便主动把自己的官舱让给了同船的汪秘书长的夫人。对此，汪夫人非常感激我父亲的关照。说来也巧，幸亏有汪夫人同船，当轮船开到汕头海域时，我母亲在船上早产生下了第一个男孩，紧急关头汪夫人帮了大忙。当这艘轮船带着新生儿抵达广州黄埔港码头时，财政部派汽车把我母亲和孩子接送到中央医院广州分院，经检查，母子均安。
岭南羊城，春意盎然。父母带着刚出生不久的长子住在汉民
南路（今北京南路）靠珠江边上的一栋有年头的洋房里。一次，父母抱着只有两个月大的长子去十甫路上的“陶陶居”饮早茶，父亲叫茶房点吃的，长子便模仿起父亲的声调也叫起茶房来。邻桌一位老先生道：这孩子很聪明，要是教育的好，就能成大器……。住在广州，父亲工作很忙碌，家里就请来一位女佣人帮助我母亲照看小孩子。那时，广州称佣人叫老妈子。每当吃饭时，王妈总是站在父母的身后添饭，父亲就招呼王妈坐下来一起吃饭，彼此便没有了贵贱之分。还有一次，父亲从财政部下班回家，一进门看见王妈跪在地上擦地板，父亲问她：“你这是搞啥子名堂，怎么跪起做事呢？”王妈道：“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
雨点敲窗，芭蕉叶在风雨中轻轻摇曳。进入二十四节气的“谷雨”，广州便细雨霏霏。这时，国民政府开始筹划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重庆。1949年盛夏，我父亲随财政部离开广州迁到重庆办公。这是自抗战胜利后，父亲离开陪都四年后又一次踏上这神奇的土地。抵达重庆后不久，父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简任局长（简任为高级文官）。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了重庆。重庆解放前，国民政府迁都台湾，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何去何从，世事如棋。父亲挚友中央银行总行人事科长胡祥麟先生（江西九江人）和财政部秘书纪泽长先生（山东利津人）劝父亲同飞台北，父亲谢绝了他们的美意，互道珍重，依依惜别。1949年12月6日，内江解放。内江解放前夕，父亲做出给蔗农和蔗商减税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蔗农蔗商的赞许和拥护。1951年，我父母携两个幼子由成都来到青岛，这也是父亲自1946年后再次走进这座海滨城市，这一次不同的却是一住竟长达六十年，且开启了其人生另一番别样篇章。我的父亲年轻时从大巴山走出来，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老人家围着大半个中国画了一个圈儿，人到中年时却落在了千万里之外的异乡，怎不令人沉思感慨！
父亲仙逝，迄今四月矣。人天永隔，欲语无从。生死离别，其痛何堪！父亲一生，历尽艰辛，年十三失怙恃，时弟尚幼，此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父亲乐观豁达，日月入怀，勇于肩挑。父亲服务于政界，思想活跃，虚怀若谷，勤恳工作，时刻警省，成绩斐然。父亲处事不惊，沉稳镇定，从容不迫。父亲敏慧好学，通今博古，博闻强记。父亲不为物累，自甘淡泊，蔼然仁者，质朴谦和，即之也温。父亲遇到困难，泰然处之，父亲对我说：“除死无大灾，讨饭无二穷。”可见父亲乐观向上、无所畏惧的精神。父亲晚年思维清晰，声如洪钟，谈锋甚健。父亲，我多想再一次感受您的音容笑貌啊！余写此文，想念父亲，一生时时萦怀于心，可谓生命中最有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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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鎔先生之三子罗致鸿
2010年庚寅谷雨于青岛静心斋初稿
2010年庚寅立夏于南京白鹭洲二稿
2010年庚寅5月12日于上海中山公园（兆丰公园）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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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2 10:44
楼主
发表于 2010-5-29 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