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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黎明
6月1日一天内，安徽阜阳法院和郑州拆迁工地各发一大血案，新闻报道自然“负面”而滴血。这天，《新京报》报道的一条“正面新闻”，也出自安徽阜阳：一个土地开发项目中，开发商与业主无法达成补偿协议，双方僵持不下。这场拉锯战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而失衡，业主的房屋被违法强拆，一名业主服毒自杀。事后，授权强拆的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颍章被问责，他同时被查出收受了贿赂，今年4月被判刑。
曹颍章因受贿罪判刑10年，滥用职权罪判刑2年，二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其中“滥用职权”一罪的事实根据即强拆逼死人命。曹颍章是中国第一个因强拆而被行政追责，并被法庭判决有罪的科级以上的官员，有一定的标志性。其人其案，似乎标志着结束了一个“强拆均有功”的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暴力拆迁民宅的官员搞不好或许也能获罪。
多年间，由权力主导的拆迁暴力拆迁及其引发的死亡事件接踵而来，孜孜不倦地对公众神经实施着恶性刺激，为此时时愤慨者众，其间积愤成仇者众。其实更有甚者，对我们这个社会更具“教毁”作用的现象，是被逼死的人死了白死，被逼死后还往往会被加上“抗法”的罪名。此现象，等于对大家明示了“天理荡然”与“不可调和”。
我多次阐述“强拆出自腐败”、“大拆必有大腐”的道理。不腐败的权力、不贪腐的官员根本不可能主导强拆，每次强拆事件的背后，都有贪官污吏和开发商的肮脏交易；每次强拆都是腐败进行中、腐败“腐胜”中，都是贪官、奸商的收获期和兑现时。阜阳此案，即直观、生动地证明了以上道理的“无比正确”。
强拆之前，开发商送了五万块钱给分管拆迁的副区长，而在开发商行贿之前，是这位副区长主动给开发商出了个借势强拆的主意。这种事上，这位贪官接受贿赂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这次，他的经营成本中除了隐形的东西外还多出来有形的一条人命。死者不知道是五万元买断了他的命，这五万元还让死者连为什么突然遭遇强拆都不知道——腐败是要钱财的，而无制约权力一旦财路受阻，则可立马无障碍地化为强盗实施抢劫。极端的腐败要钱也要命，它比强盗抢劫更下作、更恐怖的是，这种强盗式的腐败，可以让被抢劫者稀里糊涂被抢、稀里糊涂去死。
五万块钱要了有房小民的一条命，房主的真实死因是贪腐之需，杀他的凶手是贪官，是腐败和保障腐败的官本制度。这次逼死人，我们于事后知道了背后的一点交易内情，而过去发生的死亡事件还有许多件，我们不知道。我敢打包票：被列为强拆对象的每个死者的性命，都是被贿金和“贿色”买走的！那些主导强拆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干净人儿。不信，请挨个查来——我还打包票他们不敢彻查，他们必须保护那些强拆逼死人命的坏蛋。原因很简单：从中挣了大钱的，并不是那些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小官。
今年4月8日，《南方都市报》头版报道的标题是《“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该报记者盘点近三年间震撼公众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指出发案地“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阜阳这次被追责的官员，也不是本区的一把手，之所以被追责，是由于更高一级权力机构的一把手做了个批示。此处蹊跷的是，“几天后，‘强拆逼人自杀’的消息，传到阜阳市委书记宋卫平耳中”。区政府或者副区长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竟然没有正式的汇报上达？是不是所有的信息和司法、监察机构都在此类官场恶行面前沉默、失灵了呢？
如果说地方执政也有道德感，那么我们可以确认，这种道德感至今还缺乏“强拆可耻”、“强拆逼死人命可耻”的荣辱体验。摇滚歌手崔健唱过“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歌手知道那症状就是重病。但许多地方的执政不知道没有感觉就是大病，他们没准还会把没有感觉当作健康和谐的证明。民间很有感觉且痛感锥心刺骨，而官场没有感觉或自得其乐，官民感受如此不同，那肯定是有种极可恨、可怖的东西将社会撕裂了，使得共存一方水土的这一群，不是一个国，并非“同种同文”人。
被体制规定的伦理低度，决定了法治认知的低度。收钱——接单——动武——交活——再收钱，这流程、性质和不讲一点江湖道义的匪徒完全一样。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贪官行为的公开性、行动力、危害烈度均强过匪徒，而风险度远低于匪徒。黑道上做活，常付出伤亡代价，但权力接下的活儿，完成后还有来自“王法”的奖赏，特例除外，他们的风险度为零。所以我说，对这种强拆，依法评价的话和滥用职权扯不上。有些官员以为，因强拆逼死人被判轻罪就算冤枉，就是特别不走运的人，琢磨一下我这段话，你就明白，那实际上不仅不冤，还因中国特色而走运过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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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5 13:43
楼主
发表于 2010-6-6 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