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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叫唤，竟烧死。”（14）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15）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16），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17）。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18）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19）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20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21。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22。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23）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24）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25）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据康熙十九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26)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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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7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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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7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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