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觅迹

树郁天苍 · 发表于 2010-12-1 01:24

寻踪觅迹

天气燠热，让人坐卧不安，午后又困了，昏昏欲睡。如今这人活得空乏，已完全服从了身体的使然。
睡后起来复归惘然，不知何朝何代，如何生在这里。阳台上的三角梅，毫不计较地开着，红颜也毫无心机去招蜂引蝶。不见日头，没有阳光，一种煞涩滞凝在空中。天象一块青钢板，人就是一块带磁的铁，总被它吸附。无边而又粘稠的热中，已无睡意，也无法沉静。书柜里《红楼梦》一样斜枕着，她的姿态清瘦哀伤，总是穿着一袭白袷衣。“红楼隔雨冷相望”才知“世味年来薄似纱”。似水流年，热的热，凉的凉。
书读得多了，才晓得虚情假义，还不如去民间听野叟曝言，若是有根有据，也喜出望外。于是电话约了淼和萍一路去公义场。
公义镇建于200年前，清乾隆时即为县西北要镇，是通往邛崃蒲江的要道。街中有古井，有两棵老黄桷树，像旧时代的招牌贴在川主宫的遗址上。这川主宫是民国时期闻名彭山的农运领导人郭祝霖和郭祝三的故居。在川主宫的戏台上演过民噪一时的解放大剧《斗争李谣》。当年的川主宫、莲池亭榭、修竹飞檐，是公义镇最热闹的地方。解放后，川主宫变成了镇政府。我在镇上读中学的时候，政府院里的剧院（礼堂）刚建成。看过河南戏班子来演的《白蛇传》。因为无钱买票，都是在要完的时候偷钻进去的：看见王道陵收拾白娘子的情节，白娘子在雷峰塔下，被王道陵剥皮抽筋，白娘子皮开肉绽呼天抢地。只见白蛇在台子上，腾挪板跳，五脏俱焚，最后化作一缕青烟。那年是冬天，出了剧院很冷，踩着脚上冻疮的奇痒，翻墙偷跑进学校寝室，躺在床上还在可怜那白娘子。

如今政府已迁走，这里已成了记忆中的插图。公义镇只有一条正街，过镇通往青龙到保胜的公路已形成马路经济，商业的重心移到了公路两旁，老街显得冷清，商家都半闲着，啄嗑打睡。想起供销社当年养的那只黑藏獒，每天走在街上常听到它“狂，狂”的叫声，有点恐怖也有点儿苍凉。因为它就拴在书店的门口，每次去翻书，都怯胆它。平常，它合着胡包嘴，静卧在地上，被铁链子拴着。现在想来它也可怜。以前的大书店，挂着彩色的图片，有刚到的新书，红底黄字的横幅就挂在门口。学校的学生放学后都有逛书店的习惯，买不买都要来过下书瘾，那场景单纯又崇敬，清新可喜。没有噪杂，只有翻书的纸响。我们到公义来想见的是谷其老人。他是民国名士刘绍先的学生。民国33年，四川大学毕业，川西报记者，后转承师道教书育人，现已是87岁高龄，赋闲在乡野。总觉在书店或许能见到老先生，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外，书店没有了，书斋的一缕清芬随风远逝；过去的诗礼之尊，前人学者幽幽承传的一脉薪火己成梦影，一生百般守护的不朽体面已斯文扫地。书无处买，先生也无法见，内心在意的始终是那道余晖里巍然不坠的元气，天生这样的个性，老先生们一样当然不屑讨人喜欢，不屑待人……他们深居简出，一杯茶的博雅，一盏酒的渊薮，几乎是人格品节的表征。象谷其先生一样的中国书生云深雁影的孤寂，等不到的是暗中偷换西风流年！

见谷其老人是想知道刘绍先先生的旧事，因为读过刘先生手抄的诗集，对其人才产生好奇之心。又知道刘先生不仅仅诗作得好，还编撰过三本彭山的古志，写过《边雪鸿泥记》的小说，他的学生李秉中（蒋介石侍从秘书，彭山南味豆腐的传人）。又极力向鲁迅先生推荐《边雪鸿泥记》，那时李秉中是北大的学生，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鲁迅又支助二十大洋，使李秉中考取黄埔军校，走上从戎生涯。《边雪鸿泥记》转经过胡适看过，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刘绍先先生，曾任过健为县令，一生坎坷，几起几落才落脚在江口立几间茅屋栖身，从29年——49年，教书为业，彭山很多知名人士都是他的学生，他最后的入门弟子是江维成，可惜此人已故世，我看过的那本手抄刘绍先诗集就是由他手录笔记成书的。
知道谷其其人是天趣阁画师陈汉兴先生告诉我的。在公义场没能见到谷其先生，便打电话给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了谷其家的电话。再联系谷其，心下忐忑，不知老人家能否应约见我们。那头电话接通是他的家眷，听得电话那头喊：“郭老师有人找你。”
这郭世勋老师就是谷其先生，郭老师接电话不明究竟，顿了一会才答应见我，应约在公义老年协会茶馆见面。为了保证见到谷其并从他口中知道刘绍先的一二，我打通原彭山党校的胡先生电话，有点交情，也是老公义人，老年协会的常客。借他之说更好地打开谨言慎行的谷其之口。我和淼驱车去胡先生的老家硝井沟接他，路上胡先生告诫我们，郭老师忌讳家史，尽量少说。车到茶馆门口，谷其先生也骑自行车刚好到，因为不认识，还是胡先生打了圆场。谷其先生已87岁高龄，看上去不过花甲出头，精神矍烁，言语简明，对我们抱有成见和狐疑。因为胡先生是几十年的忘年交，我们就随便聊了起来，渐渐引入话题。说到刘绍先，二老都如遇故知，言语中无不为之称道，有幸的是二人都是刘绍先的学生。从胡先生口中得知郭世勋老人就是烈士郭祝霖和农运领导人郭祝三的侄子。郭老师答到：
“郭祝三是我的二爸。”
又讲到郭祝霖烈士牺牲于三台县打渔沟，是因为地下党出了叛徒等等，说到一些关键的话题，谷其先生总是三缄其口。那一辈人因为阶级成份与复杂的背景，曾经造成了好几代人生活在困惑之中，蜗牛般背负着沉重的外壳。象一棵无花果，不敢大朵大朵的开花，明颜照人的成长，只有偷偷地结果。
谷其先生问我们，问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无言以对，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更无法解释……他提出的问题，我们回答只是对本地的风土人物、社会缘革感兴趣而己。因为这样的原因后话也问不出所以然。

我们不知道自己算什么，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也许是一朵云碰到了一棵树，望云给点儿雨水，好把树的根扎进乡土。

谷其老人得知淼和萍，两位都是教书的，问你们知不知到语文课本上彭端淑的《为学》，说知道。他说，你们不知彭端淑的坟墓就在公义？这倒是闻所未闻的。
彭端淑，字乐斋，号仪一，丹棱人，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六年。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
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从而工苦力学。彭端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他对“聪与敏”、“昏与庸”这些先天条件的看法。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当时的清王朝是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他在一次监督运送大十去粤西的归途中，失足落水，虽幸免于死，但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仰天长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即由广东辞官归蜀。
　　归蜀后，彭端淑便在成都锦江书院“以实学课土”担任主教，开始了他一生中教书育人的教学生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著名学者李调元曾是该院学生。彭端淑主锦江书院讲席之后，以他广博的学识，竭尽他晚年的全力于教书育人。此时，他对宦海仕途生活极为厌倦，甚至悔恨自己过去热衷什途力争功名是误落尘网，陷入歧途。他在《寄仲尹》这首诗中说：“疲驴消日月，薄宦久；”“脱羁地，鸿雁游海天。”直到老死。彭端淑把他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
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任成都锦江书院主讲、院长二十年期间，造就了大批如李调元、张船山等优秀人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十一岁的彭端淑病故于成都南郊白鹤堂。今天四川彭山县尚有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谷其先生说，彭端淑的坟台遗址就在公义大石桥一个叫上菩提的地方，当地人俗称彭翰林或彭进士。最后谷其先生咏了彭端淑的《灞陵道中》，

　　日久行无色，马隤气不骄。秋风清渭水，衰草灞陵桥。
　　客路惊寒近，乡山入梦遥。不堪回首计，发白已萧萧。

时侯不待，关于刘绍先的生平我们也了解甚少。临了，胡先生讲了刘绍先先生教书的一则趣闻：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的作文谴词造句十分苛刻。一次他深爱的学生写了一篇败笔文章，先生甚是气恼，留下批语：“放狗屁狗放屁，狗放狗屁，狗打屁。”

回城后，谷其先生来电话告诉我他的手机号码，这为我们的友谊留下了伏笔。问者不相亏，文者以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