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从高墙沦为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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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枚不明真相有着情绪喜欢围观擅长激动的鸡蛋而言，当年程维高下台，确实拍手称快欢呼雀跃过。记得彼时，还在四药操作一线，某天，一位长者同事捧着报纸说，程维高出事了。我问，程维高是谁？他说原常州市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州出的省部级大官。我说，哦，不知晓，当官的没好人，倒了算他倒霉，没站对队。
政治巅峰时期的程维高显然是高墙的代名词，然而，高墙与鸡蛋之间存有太多的转换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且这种偶然性取决于权力的豁免，高位的坍塌等诸多因素。但是，往往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性。
程维高从高墙沦为鸡蛋，有着其必然性。
据他自述：“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
事实是，在威权体制面前，所有人都可能沦为破碎的鸡蛋。这是一种必然性。
其实程维高的这种反思，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这种反思，穿插着太多的主观因素，并不是真正从本质上反思这个体制的弊端。假设程维高仕途一帆风顺节节高，他会可能在离世前说出：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这样的话语吗？我想应该不会的。
当程维高说出这种话语，说明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与地位，而沦为与普通人并无差异的鸡蛋。他对这个体制的不满，更多的是带有个人功利主义的色彩，并不朴素，也不纯粹。
这种个人主义，从这期南方人物周刊中可以明显找到痕迹。比如沈向阳曾经问他：“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他回答：“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这已经不能算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了。由此可见，秘书李真的案发，也就变得见怪不怪。要知道当初程维高想调动李真为秘书，时任河北省纪委书记的刘善祥曾明确表示反对。
如果李真没成为程维高的秘书，兴许程维高就未必会受到牵连。
若说程维高与李真之间一点利益瓜葛都没有，那草民包括我也是不愿相信的。真能撇得那么清清楚楚，李真也不会在案发前来常州求助程维高。捞或者不捞，程维高还是偏向于前者，只是此时的他似乎有心无力，又或者李真玩得太大了，以程维高此时的能量，望案兴叹。
假如把程维高的这种态度硬要说成是密友情深，那说明他过于仁慈。这种性格，在当今的政治官场是行不通的。政治是什么？就是肮脏，就是斗争，就是尔虞我诈，就是党同伐异，就是阴谋诡计。
性格的缺陷，并不就代表其政治的磊落。按照他前任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夫人郭元英的说法，当邢崇智在病榻得知李真案发后，几天后便高兴着阖眼离世，这种因斗争而带来的终极快乐，佐证着中国的政治就是一部厚黑的斗争史。邢崇智夫人说：“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我家老邢。”这或多或少，程维高起着一定的作用。
程维高也曾坦诚他的错误在于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基于这些，组织才会对他惩戒。拿他的话来说，处理他就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李真案发后，媒体参与进来大势报道，其中很多直指向他。这引起他的强烈不满，甚至亲自写出3万多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领导，指出报道的失实之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初处理郭光允上告一案，在对郭光允的问题调查清楚、决定进行处理时
，并没有因郭光允所告的问题涉及他，而向中央请示报告，也没经过省委常委正式讨论，而是擅自表态。
这就是鸡蛋与高墙最明显的区别。
任何媒体，尤其是站在反腐第一线的媒体，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所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并非与荣耀和光环成正比。媒体是无罪的，它必须站在鸡蛋的一边。也正是基于此，在程维高走后，南方人物周刊才会站在他的立场，来解读他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并不能足以证明程维高的完美与高大，但至少可以真实地还原出一些他原本“缺位”的声音。
这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不管它来得早或者迟，总之，它还是来了。带着对鸡蛋的理解与接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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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4 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