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警方，你有什么权利赶走8万合法公民？

一树幽花

　　深圳警方，你有什么权利赶走8万合法公民？

　　作者：秀才江湖

　　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4月11日《羊城晚报》)

　　申少保解释说，治安高危人员主要是指当前居留于深圳、对深圳社会治安有现实或潜在威胁的人。主要是有犯罪前科并长期居留深圳但无正当职业、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体、涉毒可疑人员、用假身份证租房、扬言报复社会并有采取极端行为可能等几类人。申少保说，在深圳市公安局接下来的十大大运安保冲刺行动中，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工作仍将是排在第一位的工作。《新华社》

　　对于刑满释放人员，对于犯过错误有前科的人，我听见官方经常呼吁社会不要歧视他们，不要对他们报以冷眼，应该给他们回归社会、重新就业的空间。说得多么感人至深！可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长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许是鸭子。自己都没有做到“不歧视”，还好意思呼吁社会？自己都不给他们回归社会的空间，还好意思脸上贴金、粉饰太平！“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治安高危人员主要是有犯罪前科并长期居留深圳但无正当职业的人”。深圳，你这不是伸出热情的双手欢迎有前科的人回归社会，你这是伸出无情的恶脚狠狠地踹向他们。深圳，你不是以身作则，你是南辕北辙，你把有前科的人视为高危人群、驱逐出境，你这不是歧视是什么？难道是关怀？

　　官方既然呼吁不歧视有前科的人，就应该从我做起、起到表率作用，岂能说一套、做一套！岂能呼吁别人不歧视，自己却在大行其道！社会歧视有前科的人，不过是翻翻白眼、不提供就业，深圳官方歧视他们则更胜一筹，简直是‘斩尽杀绝’、不留后患，两个字——“滚蛋”！如果深圳的监狱管理人员在犯人改造完毕、出狱前夕也会叮嘱几句：“出去后好好做人、回归社会，别回来了”，根据“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的所作所为，我只能理解为“假惺惺、真腻心”。一个比一个狠！高唱主旋律的爱心天使更恨更绝！少说漂亮话了！自己打自己耳光，有意思吗？

　　发言人说，赶走他们是消除治安隐患，依我看，赶走他们不仅不能消除治安隐患，而且是在对治安隐患推波助澜。他们出狱之后，或许满怀憧憬、满怀期待，立志重新做人、痛改前非。他们努力想让社会重新接纳他们，社会却报以冷眼、很少给他们就业机会，已经使之意冷心灰，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安慰，最需要的是通过渠道拓展他们的就业机会。深圳官方非但不加以安慰，反而往伤口上撒盐、人家用手打他用脚踢，一个比一个不是玩意。当他们的改造热情被深圳的驱赶无情打击、与日俱减、灰飞烟灭，他们很可能破罐子破摔，疯狂报复社会，重新走下违法犯罪与社会为敌的道路。深圳，你想消除不稳定因素，所作所为却在加深不稳定因素，岂不是南辕北辙！虽然不稳定因素不在深圳，全国治安一盘棋，深圳岂能嫁祸于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他们疯狂报复社会，罪魁祸首是他们，遭殃的是老百姓，始作俑者是深圳。

　　做过一次坏人，就永远是坏人吗？他们是做过与人民为敌的坏事，可是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已经改造完毕。因为他们被处罚过、有前科，就视之为“潜在威胁”，就用驱赶对待他们，请问，这公平吗？再请问，这合法吗？有前科的人也是合法公民，奉公守法的中国人在国内有合法迁徙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你和我都可以去深圳，凭什么他们不可以？就因为他们曾经犯过错？！深圳，你有什么权利赶走他们？你凭什么对有前科的人关闭回归之门！

　　“发言人申少保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执法人员违法驱赶合法公民，还沾沾自喜，还以为盖世奇功，我真服了你了！同志啊，这不是盖世奇功，这是奇耻大辱，传出去太丢人了！刚因为别人说你有雀斑勃然大怒，马上就买了一大瓶擦得不亦乐乎，刚对“人拳抱告”反唇相讥，马上就扇了自己一个大耳光。

　　

一树幽花

　　张贵峰：排查“治安高危人员”本身就很“高危”

　　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他表示，这几类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中国日报》4月11日)

　　为了城市某项大型活动的安全，便将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本地，这一充满治安“洁癖”的社会治理思路，无论初衷怎样、最终效果如何，从法治角度看，其本身显然已经很“高危”了。

　　这种“高危”表现在，城市管理者主要凭主观性很强的可能判断，随意给某些人贴上“高危”标签，事实上奉行了“有罪推定”非法治逻辑。审视当地对所谓“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许多显得相当含糊、不确定的标准。如“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可能危及他人或公共安全的人员”等。既然只是“可疑”、“可能”，而非确凿事实，如何就能判断他人“高危”？在法治语境下，任何法律惩戒都必须是讲证据的，而且还应证据确凿。否则，仅靠没有具体证据支持的“可疑”、“可能”，便实施惩戒，便已沦为一种“高危”的非法滥权行为。

　　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危”还表现在，即便这些人群确系“高危人员”、“构成现实威胁”，当地警方草率地将他们清出深圳，其实也是一种无法可依的做法。很明显，无论是在治安管理，还是在刑事惩戒方面，目前我国的法律都没有将本国公民从自己国家的某个城市“清出”这样的惩罚措施。任何一项合法的政府公共管理行为，都不仅要“以事实为根据”，也要“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治原则。否则，超越法律授权行事，必然是执法犯法的“高危”之举——在某种程度上，此举事实上变相恢复了此前已被明令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依据国务院去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此外，从依法行事的角度看，如果“高危人员”确实造成了现实的治安危害，警方仅简单地将他们从本地“清出”，同时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嫌疑。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治安违法行为，完全可以采取“警告”、“罚款”、“拘留”等多种法定处罚措施。现在，当地警方只是一味地按身份标签“清出”，而不是严格地按具体行为依法处罚，显然又是一种“高危”的非法治非理性行为。不仅涉嫌“有法不依”，而且也会给人留下“以邻为壑”的印象——如果这些人员当真“高危”，“清出深圳”之后，对于其他城市难道就不“高危”了吗？

　　以“高危”的政府行为本身，来清出“治安高危人员”、将之一驱了之，城市眼前一时的治安秩序或许可能得到好转、清净，但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长久的治安秩序、法治秩序，可能因此得到根本维护吗？相比于这些“高危人员”，政府自身的“高危”治理行为，对法治秩序的破坏创伤是否更为巨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