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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坛里个别文化人的言行让人汗颜。究竟什么更重要，是时候值得反思了。
文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个严肃的话题。
古人在《文心雕龙》中说得很明白：“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即强调作家品行修养与其作品之间必须做到“文质兼备，文行统一”。
文人为文，讲究言为心声，文以载道。
屈原自投汨罗，闪耀的是“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人格光辉；文天祥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甘愿戮头殉国，印证的是“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不虚；范仲淹俭约自处，清贫自甘，所得俸禄接济冻馁寒士，诚如时人所评“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
如此道德文章俱佳，堪称最优等文人。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倡导“文以行立”，实践“行以文传”的文人，可谓“犹河汉而无极也”。
但文如其人，并不包括所有文人。还有一类文人，人是人，文是文，文品与人品分离，大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那类“无行”的文人。那位被苏子瞻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张九龄执政，他被擢为右拾遗，转监察御史，张罢相倒台，李林甫拜相上台，王维一面“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一面“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安史乱中，做了安禄山的伪官，却还大唱“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的高调。那位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白居易并称“元白”的元稹，论才华，可谓横溢，然此人近女色，贪财货，素无操守，其屈节附宦官谋高位，一直为人所不齿。还有位三国魏文学家钟会，博学，长于名学，著有《道论》，少时“敏惠夙成”，时人誉之汉初张良，但人品差张子房远矣，忌才害才，心胸狭窄，“竹林七贤”之一的稽康即被其以“诋毁孝道、败坏名教”的罪名诬陷被诛，受其诟病的还有大将军邓艾等，所以《三国志》上载：“稽康等见诛，皆会之谋也”。至于那位诗与沈诠期齐名的宋之问，其诗才在诗坛绝对占有一席之地，但人品如麻绳穿豆腐———不能提。为谄媚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竟为之提尿壶；为窃取其外甥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不惜指使佣人杀害亲外甥，文品与人品都丧尽了。“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鲁迅《辨“文人无行”》）。宋之问、钟会等即是树人兄点名的这类文人。
另一类指人品经得起评说、而不把作文当成一回事的那些文人。譬如以“徐瘐体”闻名文坛的徐陵，写起艳情诗，那是一把“好手”，按文如其人推断，徐定是唐寅“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的那类风流放荡式的文人，但他偏偏是个正人君子，他写艳情诗，不过是消遣一下，聊搏皇上一哂。
人品是做人的品格，人无品不立，失去了人品，人就难其为人。作为舞文弄墨的文人，更应明白人品是第一位的，只有人品好，才能文品佳。正如树人兄所言：“要写革命的文学，首先是一个革命的人”。大凡人品高尚的文人，总是对创作抱着严肃的态度。而一些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文人”们，有的把文坛当作大捞一把的“垫脚板”，或捉刀代笔，任意拔高，大唱颂歌，只要有大款或大腕给银两，要么挖隐私，炒逸闻；要么干脆专写“下半身”，赤裸裸张扬“性爱”之类的东西。这样的文字，作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用在这类“文人”身上，真是入木三分！
岁月如同弥江水，荡尽泥沙砥柱立。道德文章俱佳的文人，其人品可与日月同辉，其文品可与山河同在。而人品、文品卑劣的文人，所收获的只能是骂名和鄙弃。堂堂正正做人是根本，老老实实为文是使命；莫因名僵套住自己的灵魂，莫为铜臭遮蔽自己的眼睛。一切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所谓文化人，都应谨记此言，置于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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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7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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