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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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强 1395778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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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没有写东西,正好年底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篇当时关于汶川震后危机干预时的记录,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看完心里还是那么感慨.我觉得还是需要记住这些过去.虽然是一次灾难,但对于我的内心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收获!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地震。远在温州的我竟然感受到轻微的摇摆。长期以来，我的心跳经常可以带动我的身体也有类似的感受。因此，首先我想到了地震，很快我又想到了自己的心跳。不过我的潜意识很快被意识击败了。但事后仍然证明潜意识是对的！没过半小时，QQ突然弹出自动消息：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消息只有这几个字，不知道震级，不知道汶川在哪里。

　　之后的几天里，全世界的人都不断的听到、看到一幕幕惨状。那几天，全中国的人都热血沸腾。很多人早早就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后来的报道比比皆是：来自各地的人，用各种方式，把自己能拿得出来的东西、钱物，想尽办法往灾区送。记得一位东北开小店的个体户，用自己的小运输车拉了满满一车东西就直奔灾区而去，连续开了近两天时间赶到时，发现送救灾物资的车已经发生了交通阻塞。在那段时间，受人感动的事件，都来不及去说，或者说根本就无暇顾及。放在平时，随便哪一件事都可能是媒体争相报道，宣传的材料。“黄金救援时间”终于过去，带走了数十万条生命之后，接下来面临的是时间更为漫长、难度不能预想的灾后工作。

　　这次灾难也引发了心理危机干预的火热。我们的队伍也成立在这个时候。很快首批二十余位受灾群众被转移到这里进行治疗和急救。这也让很多迫切想帮助灾区的人们获得了一些机会。不过，坦白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并没有留下多少自己做了心理干预之后的快乐，相反目睹了很多人性的另一面。

　　陈瑞金和我两人作为心理干预志愿者队伍的代表，第一时间跟随戴王磊老师来到了病房。从一楼大厅的探望四川伤员接待处我们拿到了准入证，电梯来到19楼，我们发现原来这个用于讲座的大厅已经被有序地划分一个临时的多功能救助病房，包括医生护士的办公桌、资料室、病房。

　　杨萌玉、王爱玲这两个名字是医生首先提到的，一个五岁，一个十二岁，同样是从废墟中被挖掘出来的幸存者，由于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在19楼这个空旷的临时病房显得特别恐慌。同在一起的还有19位汶川大地震幸存的伤员，他们是5月28日一同被送到温州的受灾伤员。

　　我们首先来到杨萌玉的床边。孩子只有五岁，躺在床上一直哭得不停。我只能看到右腿和右肩整个被厚厚的纱布包起来。戴老师俯下身体，凑到孩子面前，拿出一个准备好的小礼物递给她，孩子还小，很快注意力就被音乐盒所吸引，渐渐停止哭泣。孩子的母亲用一口浓重的四川话提醒孩子：“你看，这么多叔叔来看你了。送你礼物要说谢谢的”。孩子显然顾不上那么多，盯着音乐盒上的一只小老鼠，很安静的看着。我听到孩子跟母亲也是四川话在对话，于是就问她：“你说这个小老鼠用四川话是怎么说的？”这时，小孩子有兴趣了，用四川方言开始教我了，我一次次学，她一次次纠正，我越是学得不象，她越是觉得有意思。渐渐地孩子的疼痛感被我们的集体催眠消除了。与孩子母亲交谈后得知：孩子是被一块柱子压倒，右侧的腿和肩全部被压在下面，目前还处于观察期，腿部可能截肢，肩部的情况目前还未知……



　　过了一会儿，孩子要小便。母亲准备抱孩子时，小孩子的哭声突然爆发，显然是对接下来搂抱时产生的疼痛有强烈的恐惧。母亲一边安慰孩子，一边小心地掀开被子整理着，我只能看到孩子整个右侧都是无力的，她不敢使哪怕一点点的力气去移动右侧的身体。我很难想象五岁大的小孩子身体承受着多么大的折磨。好在母亲还很镇定。这让我们都还比较放心。

　　接下去，我们来到王爱玲的床边。此刻她正在熟睡中，护士告诉我们，她不时的在熟睡中突然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开始哭喊。我明白，潜意识中的恐惧仍然存在。不停地在梦中重复着当时的恐惧场景。就在我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孩子的惨叫和哭喊就立即出现了。甚至吓到了我们这些尚无心理准备的人。



　　孩子的腿部被高高的垫了起来，护士向我们介绍，孩子的髋部受到严重的挤压。浓美大眼的她和母亲很象。母亲在一边也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震区，强震刚过，救援人员已经来不及去整理死亡人员的遗体，因为四处都是这样的场景。紧急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只能挨个拍打喊叫埋在废墟里还有部分身体在外的人，死人已经顾不上了，看是否有活着的人，以便及时救援。爱玲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差点被错过的一个。当时孩子只有两只脚伸出废墟之外，全身已经都看不到了。一个求援人员抓住她一只脚，

　　试着拉了一下，没有看到任何动静，随即告诉后面的人：这个人死了，便匆匆走过。另外的一位求援人员在走过的时候，隐约看到脚动了一下，便立即大叫起来。众人才算合力解救了她。谁也不知道孩子被压在下面，有多么的痛苦！没有任何办法，甚至已经晕迷不醒，若不是救援人员拉一下，她甚至都不知道挣扎一下动一下就能获救。若不是另一位救援人员心细，也许就是另一番结果了。求生的本能就是这样，全身都失去控制的时候，人还是拼尽全力，能够尽可能活动自己的躯体。

　　注视着孩子一边沉睡，伴随着偶尔发出凄惨的哭喊，我的思绪渐渐就好象被什么吸引着一样，慢慢就飘向汶川震区……难以想象我们眼前这二十余位伤员，仅仅是当时惨烈一幕当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多少人正面临无法想象的伤痛。

　　很快孩子醒了。注视着眼前这么多的陌生人，孩子显得有些不自然。但伤痛又让她无法保持平静，皱着眉头把头歪向一边。还好，爱玲的状况属于这些伤员中，比较好的一个。

　　我们四处分散着寻找，查看哪些伤员有潜在的问题，需要危机干预。正好护士长向我提醒：14床一位中年妇女，也许会有问题。因为很可能她右侧一半的身体全都要截除，院方不知该如何开口。希望我们能够做些前期的铺垫。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油然而升。走到14床的时候，发现目前的体征还算完整，只是包扎很厚。而她自己还不清楚她的肌肉和骨骼正在坏死。她身边坐着十七八岁的女儿，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向我们介绍了母亲的问题。还好，母女两人都挺乐观。跟她们交流了一会儿，发现她们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没有太多其它的表现。我们也在犹豫是否将接下去的情况如实相告……

　　19楼的病房里，有很多医院的义工，也有很多社会上来的义工。不知道这些义工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她）们从哪里来，更不知道他（她）们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我只看到他（她）们一直不停的忙碌着，一次次帮伤员翻身，一次次帮伤员清洗衣服和被单，一次次帮伤员大小便。偶尔有闲暇的时间，他（她）们会随地就地而坐，相互交流一下伤员的情况，更多的时候，只能看到他（她）们默默地忙碌着。我和其中一位温州郊县的义工有过一些简单的交谈，她每天一早乘公交车到医院，然后就开始忙碌，到了吃饭时间自己就到医院外面简单对付一下。可是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很多，周围都是热心人士，缺什么，都会有人想到，都会有人不留姓名放下东西就走。义工的存在，有时候也让护士们的作用大大降低。因为很多真正花时间花力气的工作，有一支强有力的、无组织但有纪律的队伍在默默进行着。甚至有位医务工作者告诉我：好几个护士拼命争取到了机会之后，发现她们要做的工作并不多，而且人手众多。在开始几天的忙碌过后，都觉得无事可做了。因为在那时，想帮忙的人太多了。

　　我们的很多志愿者做了温州的海鲜，用保温饭盒装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房，让伤员第一时间尝到美味。有志愿者第一次看望这些伤员之后，就悄悄记录下伤员需要的东西，出了医院大门，就一个个问我，这个东西哪里能买到，那个东西哪里能买到。有志愿者身在县城，实在无法跟小组一起执行任务，于是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求我在他有空的时候陪同看望伤员，甚至告诉我说，不去看看这些伤员，她于心难安！

　　记得一次我们其中一组志愿者在值日。正值午饭时间，儿童病房里的一个孩子被伤痛折磨得不停惨叫，甚至医护人员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测体温、挂药瓶。孩子的喊叫惊动了旁边很多病房里的人，大家都围聚在孩子的床边，又不知所措。这时候我们的志愿者陈秀琴起到了作用。她用熟练的按摩催眠让孩子很快平静了下来。孩子的双腿也是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听护士说，右腿已经没有知觉，脚指还露在外面。陈秀琴一边抚摸刺激这只没有知觉的脚，一边进行心理暗示，很快她感觉到孩子的脚指有微微的颤动。这个情景让周围的人和孩子的亲属们欣喜不已。

　　我还记得志愿者郭清与孩子们唱歌的情形。在那间大的儿童病房里，郭清以她自身的亲和力，赢得了孩子们的喜欢。她组织孩子们一起唱起手语歌曲《感恩的心》。即使是她已经记不清歌词或手势，但孩子们已经完全沉浸在集体活动欢快中，那一刻孩子们远离了地震的恐惧。也许郭清的歌声已经进入到这些孩子的潜意识当中，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之后，那颗感恩的心会召唤他们回馈社会。

　　罗遥大概是我遇到所有伤员里面最乐观，最活泼的一个。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正好是温州来台风，外面下着大雨。我进到十九楼的病房，护士长就告诉我，大病房里只有这个孩子了，其它的孩子都集中到小病房里。我特地去看了看为什么只把这个小孩子留在大人的病房里。

　　我走向她病床时候，她正侧卧在床上，眼睛正好看着我走来的方向。我边走边送给她一个微笑，她也报以一个微笑。她的微笑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她看到我脖子上挂着心理咨询师的牌子，问我：“你是心理咨询师？”我说“是啊！”，“我知道，你们咨询师很厉害的！”从她的语气中，我听出她所说的厉害不是天真的感叹，而是她能理解这个职业。

　　她的手和腿也是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在纱布的旁边还能看到已经干硬血迹，一只手显然受闯有些严重，其中个别手指已经看不出形状了。但她一直没有让我感觉到多少恐惧的情绪。我和她展开了海阔天空般的交谈。我发现尽管只是五六年级，但她懂的一点也不少。她向我询问台风形成的原理，很少有孩子去思考原理性的问题，还真的让我感觉到吃惊。她还说起了许多温州地方的风土人情。这些显然是来看望她的温州人民告诉她的。

　　我很心痛的有几件事：

　　在一个小病房里，一个约七八岁的男孩子，地震中髋骨被废墟压伤，目前的情况不明朗。孩子躺床上一直都比较沉默。当志愿者们变着方法做些游戏的时候，他都较少参与，情绪也不好。护士们早已经观察到这个问题。孩子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奶奶相伴，而孩子明显对奶奶并不亲近。我跟孩子做了些简单的交流，发现孩子并不愿意与人交流，回答问题极其被动。后来我找到孩子的奶奶，奶奶用一口极为浓重的四川话告诉我家里的状况：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自己跑出家到外地打工了。听上去，母亲有些逃跑的成份。父亲联系过孩子的母亲，但一直没有结果。大地震发生之后，母亲一度回到家里，但似乎并没有做多少积极有效的努力，很快就离开了，并且又是杳无音信。显然这个家庭首先是不正常的。从心理咨询的角度，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不幸的是他又遭遇了大地震。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同时表现在孩子身上。时至今日，我还时不时会想到这个孩子，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第二件让我难受的事是护士告诉我的。一位伤员，年龄已经大了，很万幸，在大地震中他获救了。而不幸的是，在这里救治的过程中，医院发现他已经患有癌症！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第三件让我难受的事，就是关于杨萌玉的父亲的遭遇。杨萌玉相信是志愿者们交谈最多，也是媒体报道最多，在温时间最长的一个，当然她的变化也是我们最高兴的。孩子恢复得很好，虽然右脚变形，但还是保留了下来。后来她转到另一个院区的时候，不扶任何东西自己可以上楼了。我抱着她去别的病房看难友的时候，她熟练地跟护士和医院内外的各种人们打着招呼，俨然一副大明星的姿态。我感觉在这样的时候，孩子完全抛开了恐惧。

　　就在这样的接触当中，我们也渐渐熟悉了孩子的父亲杨清林。这个看上去很英武的四川男人，有着和他相貌一样的坚韧和豁达的性格。农历的年底，我们几个志愿者一同去看望父女两人。在医院临时帮忙租来的家里，志愿者们和父女二人一起包起了饺子。志愿者们也是为了让遭受重创、远离家乡的孩子多少能体会到一些节日的氛围。吃饭的时候，杨清林也谈起了自己的打算。



　　言谈间，我能感受到他已经完全接纳了目前的现状，并且有着清醒的认识。甚至对未来，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高兴！那段时间他一边陪着女儿，一边在外面找了几份工作，正在积攒着自己的未来。似乎是年过了，一次听到一位志愿者说起这中间发生的事：杨清林通过努力积攒了一些钱，父女二人准备回家过年。也许是在买票的时候，在年底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辛辛苦苦的积累一下来的几千元钱失窃了。我都可以替他感受到这个世界多么令人绝望！几乎是一夜之间，杨清林的头发白了！我能想象这个坚毅的男人悄悄抹去了眼泪，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形象，他没有去埋怨这个社会，至少在我和他的接触当中，他一句也没的提起过。只是默默地重头再来！

　　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还会时不时想起。我也经常把这件事说给一些人听，一些觉得自己很“悲惨”的人听。我想告诉他们：人生重要的不是收获，而是态度！

　　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人民普及了一次心理危机干预的教育。让国人认识到灾难除了给人以物质和躯体上的伤害之外，还有心灵上的创伤。而心灵的重建是恢复一切的根本，任何一次灾难以后，这是必须要做的。

　　最后一次看望伤员的时候，大部分伤员已经伤愈回川了。怀着离别的心情，由小杨萌玉带着我和志愿者潘素丹去看看最后几位伤员。此时的小萌玉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不过我还是抱着她去医院里看望其它伤员。小家伙已经变得沉甸甸的，我吃力不少。

　　进到一间病房里，只见到罗遥坐在床上和病友聊天。她回过头来盯着我看了好半天，才笑起来。我知道她在记忆中寻找我，我知道这段日子，她接触了太多太多的人，她需要把人和事件联系起来。这时候的她显然比之前胖了许多，两腮明显鼓了起来。身体恢复得不错！

　　小萌玉已经在就近的小学里开始上学了！报纸上看到她拄着拐仗，背着书包在教室里的样子。还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脸和手贴在车窗玻璃上，和车窗外的护士们告别的照片。我还看到那个一直沉默的男孩子也坐在众人当中合影留念的样子。

　　这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看到的。我们更希望感受到这些伤员内心的平静。但这并不容易，这需要全社会更持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