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台湾：政府花钱如此寒酸令我吃惊

一树幽花

　　行动行动于2011-5-110:14:58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七天旅行中，除在机场码头外，在街头路边极少见到警察(其间只在花莲太鲁阁大峡谷景区看到两个在路边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个巡逻警察)，甚至没有看到一辆高声鸣笛呼啸而过的警车。旅客熙熙攘攘的宜兰火车站竟然没见到一个执勤警察，甚至没有安检程序和设备。

　　警察局的建筑也普通无比。在宜兰县等火车时，曾路过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宜兰警察分局，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消防队也在其中。警用车辆停放在路边，大门像商店一样对街敞开，没有森严的卫兵，只有一个值班警官迎门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厅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公文受理时限表”，好奇的我与二哥想走近前留个影。对值班警官说明要求后，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没有任何警惕防范之意。行车路过台东县某小镇时，还看到路边的一个四边仅有三扇窗户宽的二层小楼警察派出所。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看来，强势警察和社会稳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台湾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临下的指示说教形象，除安全健康卫生提醒之类的政府公益广告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关于发展经济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标语、横幅和广告牌。政府办公楼(院)既不招人显眼，更谈不上森严豪华了，绝对无法与财大气粗的私企办公大楼和私营大饭店一争高下。乘车即将抵达101大厦时看到的台北特别市市政府，发现它竟然就是一座紧挨路边的普通五六层楼房，门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无比的景观广场，看不到威严肃穆的卫兵，底层是大门洞开的政务大厅，乍一看就像大陆某个不景气银行或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曾经的执政党市委)竟然就设在一条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转角处的普通五层楼房里，酷似普通写字楼的门前好像连停车也颇困难，气派威严就更谈不上了。最早参观的金门县金沙镇公所(实际意义应该是政务办公场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层赭红色楼房，其中有市民代表会办公室、镇政府办公室及各下属机构;底层则是汽车站、候车室、邮政局和书店。

　　台湾导游介绍，因为政府掌握的经济(国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开支主要来自于税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为出了。记得高雄市女市长陈菊在特奥会开幕前就告知媒体：“我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绝不充胖子”。没想到几年后女市长因为“跟风建地铁遭遇营运亏损”受到市民骂声一片，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失掉不少选票(高雄因市区面积不大，摩托车是大量市民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客流量严重不足)。

　　政府官员的身影在民间却反而频频出现，包括马英九、王金平、苏贞昌、游锡?等在内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经常出席包括民间企业、宗祠、神庙周年纪念庆典在内的各类民间活动，还会与企业老板亲密合影留念;马英九萧万长当选那年还为一些企业如金门酒厂、阿里山烟厂和一高山茶厂做产品代言人，当然他们是绝不敢收取“代言费”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及官员们经常四处奔波，穿梭于闾巷，拱手拜票虔诚鞠躬;民意代表呼吁选民支持的自费广告彩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各级政府因为人力财力有限，大量事务性工作都会委托民间专业中介机构或聘请志愿者(义工)操作。

　　在议会的严厉监控下，政府的支出预算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监督(2002年台北市文化局拟建一座美术馆，局长兼作家龙应台女士必须多次亲自到场接受市议员们近乎苛刻的事前质询、审查核准和事后审核)。政府的公务性开支审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目前拥有2300万人口的全台湾公务用车仅有3.7万辆，占年度财政预算的0.48%，远远少于北京市不久前自报的6.2万辆和全大陆的200万辆以上(不含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用车)及2.5%的年度财政预算占比。

　　台湾居民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政府及公权力的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