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的阴霾笼罩在公众心头,如梗在喉。每一次提及“三公消费”,总能激起万丈波澜,荡起民意的层层涟漪。从每一次会议和文件中公众都能读出中央严控“三公消费”的决心和诚意,但若干年来,“三公消费”如同过街老鼠,伴随着公众的叫骂声,三公支出却一路飙升。“严控支出、务求实效、不搞形式、不走过场”的三令五申到头来最终演变为各地轰轰烈烈的走秀表演,雷声大雨点小。只有民意忠实的在原地等候不断蕴藉发酵。
2011年5月28日郑州晚报刊登了《香港17万公务员仅特首等20余人配专车》一文,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公众群情激昂。不免联想到内地公车使用上的泛滥,管理上的混乱,经济如此强大的香港,17万公务员中专车数量却与内地一个200余人的正科级单位专车数量等同,这不能不令国人汗颜,是我们的经济太“发达”还是香港的思想太“愚昧”?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三公消费”达6000亿元,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而我国一年的教育支出也只有3000亿;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有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远远超过GDP增幅,其中公车和公款出国所占比例逐年增长。
“三公消费”的庞大支出饱受诟病。屡屡听到各地各级政府严控三公支出的呐喊,但公众始终看不到这一数字有回落的姿态。“三公消费”为何屡禁不止?各地政府的首脑是三公支出的直接受益者,出门公车、出国公款,多年来这种天经地义的个人享乐主义弥漫,无人自断财路,此其一。
其二,公车管理、公款出国、公款吃喝蔚然成风,监督单位充耳不闻,惩戒力度钢中带柔,制度设计漏洞百出,走过场搞形式成为常态。香港政府公开公车车号,接受公众监督,想私用难逃公众雪亮的眼睛。而在我们身边,停在商场、超市、酒店的公车屡见不鲜。
其三,领导特权、上行下效。严明的制度需要最基本的敬畏,更需要制度范围内的人自觉遵守,只许“上级放火不许下级点灯”的制度永远不具有说服力。必须废除上级领导特权,制度的公平性才能得以体现,制度也才能够有序执行。
目前而言,三公支出俨然已经成为打不死的小强,任你雷霆震怒,我自横刀向天笑!与此相比,醉驾入刑的横空出世更显婀娜多姿,疯狂的酒驾、醉驾伴随着汹涌的民意,被醉驾入刑的尚方宝剑打回原形,任你三头六臂,七十二变,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醉驾就是乱世用重典严惩变乖的典型,可见,仅有决心还远远不够,还要在下定决心的前提下用严苛的制度助其自正。
试问只要决心够硬,诚意够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什么事办不到?但不幸的是,公众只看到了若干疾风骤雨式的会议和要求,刀削斧剁、睛天霹雳式的制度仍掩面含羞,怯于上场!可见,严控“三公消费”并非无规可循,醉驾入刑就是最好的蓝本,说白了,想不想办,只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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