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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席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席,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