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
战国时期，公元前367年，东周国从周王室分封出来。东周国是小国，备受大国侵凌。东周与西周之间，也不断发生矛盾，进行战争。西周居洛河上游，“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东周患之。”
即，东周准备种稻，西周不放水，东周为此而忧虑。苏子对东周君说：“我要求去让西周放水，好吗？”于是他去见西周君，说：“君王您考虑错了，现在您不放水，那正是富了东周。他们现在都种麦子，没有种其他作物，君王如果要害他们，不如干脆给他们放水，破坏他们的庄稼。一放水，他们必定会改种稻子，种稻子以后，再断掉他们的水。那样，就可使东周人民完全依赖西周，而听命于君王了。”西周君说：“好。”于是就放水。苏子也得到了两国的赠金。
这生动地展现了战国周秦之际“以邻为壑”的混乱局面。在“天下定于一”的呼声下,秦统一了天下, 彻底废除了土地分封制（农奴制,各自为政的庄园政权），全面实行了土地私有制（雇农制，全国一统的郡县政府），从此各地生产得以协调，中国发展速度加快。
但是，现在，中国各地又出现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的怪事。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是姜太公的封地，《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诞生地。临淄区地处淄河中游。淄河上游在淄川区，60—70年代，全淄博市人民共同在上游修建了太河水库。但是，现在，干旱季节，临淄区需要太河水库放水时，太河水库却要临淄区拿钱买水，否则不放。而在雨季，太河水库却随意泄洪，增加下游的洪峰危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临淄区地段，2004年和2005年各淹死11人。
80年代开始，黄河流经地区纷纷上马引黄工程，淄博市也在其中。但是，90年代，由于雨水稀少及引黄工程太多，到淄博市境内，黄河水就基本干涸了，淄博市的引黄工程被迫下马，成为淄博市十大败笔之一“引黄黄了”，多年后又重新启动“拉上坡去便见坦途”，费了九牛二虎之劲，终于成功了。
但是，我们要问，各地引黄工程究竟是谁批准的？为什么水利部不统一协调？正常年份，黄河可引水总量究竟是多少，如何在地区之间分配？
我孙悟彻建议，国家必须出台一套水利综合管理制度：
1、要求各地水库必须在下游干旱季节与植被火险季节无偿放水，并具体界定其最低水位线与最迟放水时间，同时保障水库之内的水产种苗。
2、在雨季，各水库理应最大限度地拦蓄洪水。需要泄洪时，必须避开河水的自然洪峰，在洪峰完全过去之后再泄洪，并提前通知下游自然洪峰、泄洪洪峰的具体运行情况。
3、水库养殖业、水利发电业、轮船航运业，必须让步于中下游的陆地种植业（旱季最大限度地放水），特别是让步于中下游的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最大限度地拦洪）。
4、水库泄洪，实为不得已，应尽量避免。即，在水位上涨到警戒线之前，特别是暴雨来临之前几天，实施提闸放水，也就是预防性放水；否则，要等大雨过后三天再放水。因此，必须规定，由于没有提前放水，而导致在大雨中泄洪，特别是从溢洪道泄洪的水库，要给予处罚。
5、国家应该确定“雨季蓄水，旱季放水”的季节性调水战略，力争“雨季不泄洪，旱季不留水”。必须最大限度地修建水库、池塘，将适宜修建水库的地区，特别是山区，把居民迁移出来，全部修建成水库，梯次拦蓄雨水。
6、严肃惩处违规操作者。
孙悟彻无意象苏子那样得到临淄区政府的奖赏。但愿国家痛下决心根除封建残余思想，毕竟中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孙悟彻
2005年8月2日下午随感草稿
《“初税亩”全析》
2003年，国务院对农村费税改革给予高度重视。
全社会也对费改税能否成功、农民负担会不会反弹，非常关注。
本文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古代的“初税亩”进行全面分析，以供现在的费改税借鉴。
一、“初税亩”之前的社会经济制度
1、西周的社会性质
武王革命，是落后但却仁义的周部落，在奴隶倒戈的响应下，一举摧毁了先进但却残酷的商王朝。奴隶恨透了奴隶制，并且有大功于周，就不能再把他们当奴隶了。周原是氏族公有制，接收商的私有制后，采取了分封制——功臣封地建国，即封建制；奴隶解放为农奴，即农奴制。封建制原本农奴制。
2、土地国有制
西周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即周王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土地国有，层层分封，不允许买卖。卿大夫没有俸禄，只有食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3、井田制剥削关系
国家将每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作九区，中一区为公田，由八夫（八家）助耕，收获全部缴“公”；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作为份地。男子成年授田，老、残、死还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公田上的收获，原是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但是，正如马克思《资本论》所说：“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公地上从事的劳动，也被他们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的公地上作的劳动，变成他们被公田盗占者作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展的。”
4、严格户籍制度
各封建主（领主）受册封的，不仅土地，而且连同土地上的人口，因此必须严格户口管理。“受民受疆土”。
西周初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
春秋时，齐国“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
齐桓公“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
《管子》：“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5、农奴不允许自由迁徙
农奴有自己的份地、家室、工具，独立经营，祖孙世业，但不允许自由迁徙。《管子》：“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
6、自然经济
各庄园自给自足，商业活动很少。《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二、“初税亩”的原因
1、生产力的发展
使用铁制农具后，领主发现，农奴在公田里劳作比在私田里“有所匿其力也”。与其榨取公田里的劳役地租，不如把公田也充作私田，统一收取实物地租。
齐桓公开始实行“均田分力”与“相地衰征”。
2、余亩的产生
领主给予农奴的份地，为一夫百亩。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进步，各级领主不断开垦土地，并且有瞒报情况。终于，土地不够按丁分配，因此，每户除一个正丁外，“余夫二十五亩”（不缴地租）。
3、地租的抵押与转让
在西周，没有土地买卖的事情，只有个别领主之间以田换马、以人偿田、以田换田的事情。
但是，盐、铁为生活必须品；领主还要享用其他地方的特产。所以，商业活动还是必要的，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繁盛，部分自由商人发了财。
随着高利贷的发展，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将领地的地租抵押以至转让给债权人，甚至农奴也可以抵押份地借债。债权人就是新兴地主的萌芽。
4、领主财政紧张
随着领主生活的腐化，为了扩大财源，春秋时期开始了兼并战争。即“春秋无义战”。这样反而扩大了领主的财政支出，不得不增征军费。“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一头”。
在战争中，卿大夫们屡屡立功，被国君赏赐更多的食邑，而国君直属的井田及其地租数量却少了，财政更加紧张。
三、“初税亩”的实施
于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后来，又对井田之外的“余亩”征税。“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四、“初税亩”的伟大意义
列国纷纷仿效鲁国的“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
1、废除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
2、全面开始了国家收税、地主收租。
3、打破庄园（食邑）封锁，建立县乡统一行政。
4、领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奴变为雇农。
5、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就是地主阶级对于领主阶级的伟大革命，使中国从初级封建社会（农奴制）进步到高级封建社会（雇农制）。
楚汉战争，则是对这场革命的挽救——西汉“一承秦制”。
五、雇农制的先进性
正是劳动者对于土地、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极大削弱，秦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才遥遥领先！
日本直到明治维新时才废藩置县、实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废除封建身份制度。英国、法国，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才废除领主特权、实行土地私有制，通过《人权宣言》才把农奴解放为农民。
即，正统的封建社会，是土地国有，不允许买卖；农奴依附于领主。
因此，就连马克思，也难以确认中国秦汉开始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只好笼统地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些差异，都是“初税亩”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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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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