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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子，靠近中朝边境。村子不算大，只有500多人，却曾在一条土石横飞的小路两边建了两所小学，相隔不过百米。
并非因为村里的孩子太多了，而是由于其中一个孩子有些“特别”——不得不单独为他设立一所学校。这所特殊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不足10平方米。14岁的小峰和63岁的王立军是这里仅有的两个人。
7年前，村小一次寻常的开学典礼后，家长们发现这个“危险”的男孩居然成为自己孩子的同学，便用罢课、上访的方式来表达恐惧与不满。为了满足他受教育的权利，村委会腾出一间办公室，建起“爱心小学”，并请来外村已退休的王老师单独授课。
然而这所孤独的学校始终存在着，尽管小峰读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级。唯一的老师王立军总是早早地坐在教室窗边，透过玻璃寻找土路上那个矮小的身影——他唯一的学生。
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出现了耐药反应。
王立军并不清楚防疫站都检查了些什么，他只是按时带着小峰去那里抽血。他有些避讳谈论生死这个问题。但姑姥姥韩玉君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伙食费就不够了。她找过村委会，问能不能加一两百元，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再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3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王老师的工资。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没人把这些事告诉小峰。他更关心过生日时，刘立宝会不会像答应的那样，送他一份礼物。他还有很多梦想，盖房子、当警察、上“星光大道”。据《中国青年报》
那时，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举止做派像个十足的城里人。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换了新房子，还买了彩色电视机。
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身体没有出现症状的他们一度认为，是化验单搞错了。俩人继续过着他们的小日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还不懂事的小峰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系着红领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2004年，小峰7岁了，他时常到村小的铁栅栏门前张望——村里几十个小朋友都在那儿，他想和他们一起打弹珠、摔烟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
小峰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坚称：“要是他来学校学习，那俺们孩子只能转学。”县教育局、防疫站、乡政府及村委会4个部门的负责人很快赶到村小，和61位学生家长召开了座谈会。
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可一个月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选。
5次集体讨论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提出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王立军是他找到的第五个人。
回到家，王立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
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坐在村委会的这间教室里，能听见对面学校清脆的上课铃声。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都是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
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他们都说我有病。”“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第一年上学，小峰花了4个多月才学会从1数到100，而且还是王立军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着学会的。现在14岁的他终于学到了两位数乘法，但乘法口诀还是背得不利索。
王立军解释着，“他的童年太封闭，智力开发不够。小孩玩弹球，你输几个，我赢几个，就是学加减法呀，可没人跟他接触呀。”坐在教室里，他提高了声音为自己学生辩护。
自打“爱心小学”成立后，王立军和小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2006年，他们还和其他几个艾滋病儿童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已经9岁的小峰是几个孩子中最矮小的。《新闻联播》播出的合影画面里，他缩着肩膀，把半个身子藏在别人背后。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教室里。
自打村小合并到乡里后，没有上课铃的早晨变得缓慢而宁静。7点50分，村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小学生来了。小峰也是这个村庄里最后的艾滋病患者了。
2008年12月，小峰母亲艾滋病病发又感染上脑病而去世。十几天后，天生一副好嗓子的父亲突然说不出话了，在床上躺了19天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峰带着家里的彩电、装着照片的红皮箱还有一床军绿色的铺盖，吸溜着鼻涕住进了姑姥姥韩玉君家。这是他在村里最后的亲戚，也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的人。
小峰家的土地和房屋被变卖后，遗产分成了几份。可谁来抚养小峰，几个亲戚却推来推去。
韩玉君家没有小孩，她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她把小峰领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每年还给他过生日。这个男孩刚来时很听话，也很少提起自己的父母。只是在夜里，他常常哭醒。
对于艾滋病，他还没有显出太多畏惧。但他曾跑进村里蓝色屋顶的教堂，跟着大人们一起唱圣歌。祈祷时，他闭上眼睛，“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因为吃药的事，韩玉君这天早上动了气。“人家想买这个药都买不到，国家白给，你还不吃。你爹妈要是吃这个药，不见得死那么早。”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的韩玉君大声说，小峰歪在炕上不吭声。他本该在早饭前吞下3片半白色的抗病毒药，可这一年来，他渐渐拒绝吃了。
比起吃药，小峰更上心的是，这个下午能不能在池塘边找到刘立宝，那是他今年才认识的新朋友，和他同岁。
刘立宝是邻村的孩子，俩人在广场跳舞时认识的。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每到晚上就聚集着一群中年妇女跳“14步”和“18步”。两个男孩在这里成了搭档，小峰跳男步，刘立宝跳女步，尽管小峰比刘立宝还矮半头。
起初，刘立宝的爸爸并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和小峰来往。他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男孩，知道他有艾滋病。可刘立宝觉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车气门芯的男孩强多了。趁父亲不在家，他带小峰回家打游戏机。
“别的小孩不爱跟他玩，都嫌弃他有艾滋病。”刘立宝说。“刘雨、劲松、张宇他们几个都跟我玩。”小峰说。“跟你玩倒是跟你玩，欺不欺负你吧？经常我在面前看着，不一会儿扒拉你一下，敲你一下。”刘立宝模仿着他们打了下小峰的头。
“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
“跟你玩倒是跟你玩，欺不欺负你吧？”
“我就说，把我的病都治好”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
“你彪（傻）了？别人不干你干呀！”
“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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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4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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