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刚到办公室,曹主任说要下乡去村上的扶贫点跑一跑。我匆忙两三口喝完杯中豆浆,就坐上了下乡去的车。
时已深秋,车窗紧闭仍挡不住阵阵寒气。车出了小镇,在盘旋的山道上急驶,雾气很浓,司机大概是技高人胆大,还把车开得飞快。山路弯道极多,90%都是大弯,我们坐在车里一会儿左倒一会儿右倾,没多远就搞得晕头转向。
一路上我感受着宽阔平整的路面,看着路两边气派的农家小楼,我心想这也像国家级特困县吗?我的家乡是全国最早实现电气化的五个县之一,是远近有名的富裕县,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农家里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就可能身家数十万,可是公路和房屋却远不如这里的气派。可能是我们那里的人比较胆小,怕露财招灾吧。
司机对乡镇公路很熟,在一个岔路口拐上一条村道,也是平整的水泥路面,沿着S型的路盘旋而下,车停在一处果树茂密的院落前。我们下了车拾阶而上,穿过一棵棵坠满红灯笼的红桔树,进了一户人家。一进门,几个男子正在堂屋里斗地主,屋里的装修使我进门时竟犹豫了一下,下意识地在门口的擦鞋垫上狠狠蹭了蹭满是泥水的脚。
这户人家的主人是这个村扶贫互助合作社的负责人,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下这个村发放小额贷款的情况。大概是因为进展顺利,只听他们用本地话一通交谈,我们几个就出来了。再次从那几棵红桔树下经过的时候,我想,这里的农民的生活真是幸福啊。
我不禁问曹主任,这儿的农民这么富裕,我们还扶什么贫?
曹主任似乎在笑我的无知:这些都是政府出钱搞的形象示范点,上面有人来看新农村建设,就带他们来看这儿的路,这儿的房子,再带他们去一两个示范户家里看看,就算行了。
我哭笑不得,心想这种办法大概也不是什么创新了,可能早在全国推广了。
沿着S型的水泥路盘旋而上,我们的车重新拐上大路,前行了一段,司机一个右拐,又拐到小道上去了。
仪陇的地势落差非常大,到了仪陇才知道山城重庆不过是平坝坝。当司机拐上小道又开始新一轮的盘旋、上下坡的时候,我已经不太紧张了。破旧的老红旗不争气,有的陡坡还支吾半天爬不动,每当我怀疑要下车来推的时候,它轰的一声,又往前开了,我真想踹它一脚。
我们到的第二个村叫惠明村,也是向村里扶贫合作社的负责人了解小额贷款的发放情况。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合作社的会计等人,大家在一所简陋的小学里见面,他们用本地话快速地交谈着,我听得一头雾水,便走出来打量了一下这所学校。旁边的教室里正有一屋的学生在上课,看不出年级,整个学校只有这一间教室,也只有这一个班。教室没有窗户,在墙上开有两个也许是准备用来做窗户的小洞,但是没有玻璃,只有一个空旷的窗框。他们简陋的课桌是用树条钉成的,下面没有抽屉,一群穿着各异的学生们在黑暗的教室里朗朗读书。窗外,没有汽车的喧嚣,也没有大喇叭放着辅天盖地的广告,只有乡间小雨宁静地飘落,滋润着周围的田地。周围的农舍不再是沿途见到的那种漂亮小楼,有的还是泥墙草顶、裂隙丛生的低矮土房,我想起刚才看到的光鲜的示范村,不禁心头火起,都是纳税人的钱哪,他们拿去锦上添花,往自已脸上贴金,却不肯拿一点出来雪中送炭!
时间已是中午,大家肚子都饿坏了,从惠明村出来便急着往附近镇上赶。刚上大路没开多远,突然左边车底下发出吱吱呜呜像是有东西卡在下面的声音,我们赶紧停车。下车检查啥也没有,司机小心翼翼地慢慢打火,慢慢起步,那怪声音又出现了。我们围着车头检查了一圈,司机无意间踹了左前轮一脚,整个轮子都松动了。我们大惊,继而出了一身的冷汗,要是再往前开的话,我们的红旗车就要变成“三轮车”了!幸好这时候已经上了大路,要是还在陡峭的山道上盘旋的话,说不定就真的报销了。
我们说什么也不敢再开了,一边下车往镇上走,一边打电话叫人来修车。雨后的乡村公路宁静而湿润,周围的农田房舍都静默在一片水气里。公路两旁,是一块块宁静的冬水田,白鸭、白鹅在田里游来游去找吃的。优雅的白鹭混迹其中,迈着纤细的黑色长腿,偏着头专注地注视着水面。这些动物们悠然自在的生活使我突然有一种眼睛潮湿的感觉。
我们走到最近的镇上找了个饭馆,胡乱吃了顿饭。端上来的米饭仿佛是98年发洪水被泡过的,难以下咽,我们大都吃的是饭里的红薯。饭后车也修好了,镇上的修理工给上了个螺丝,收了我们20块钱,我们继续往村里开。
去了几个村,路况都很好,使我误以为仪陇县的乡村公路建设达到了一流水平。没想到车再次拐上一条小道,就全是泥巴石块,前一段还平些,越往后走越是难行。路边有个村落,这个村的狗似乎很多,见了几次,都是三四条在一块玩闹。窄窄的公路乱石峥嵘,即使是旧车,我还是忍不住心疼起轮胎来,有时候还能听到车底盘尖厉的刮擦声。我一向忘性大,但因为这条路,我记住了要去的这个村的名字——灯包村。
下车抱了几次石头后,我们的车停在了灯包村小学的院坝里。
灯包村小学和村委会在同一个地方,小学只有两间教室,也很简陋。在村委会的活动室里,我看到有几书架的新书,书架上有万村书库工程的字样。这些书都是中宣部和精神文明办联合发下来的,都是正版,内容也很实用,我想这些整天夸夸其谈、光做表面文章的政府官员们总算还是做了件好事。
一位扶贫互助社的成员,在跟我们谈他外出学习的心得,他希望把全村的村民组织起来搞个什么项目,让大家集体受益。在这个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山旮旮里,很多勤劳朴实却穷了一辈子农民们从未放弃过改变生活的努力,他们试着做小生意,出去打工,种果树,搞养殖……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感动着,在这些卑微的小人物面前,权势、名利、物欲和浮华都变得黯然失色。
离开了灯包村,我们继续上路,有两个村要开互助社成员大会,我们得参加。万兴村准备成立秧歌队了,一群穿着拖鞋、带着孩子的媳妇大妈们叽叽喳喳吵闹着选队长,听不清谁在选谁,只听到一片蓉啊、珍啊、秀啊、琼啊的名字满天飞,一会儿又发出一阵哄笑,整个会场像一锅沸腾的粥。一只花猫爬上我的膝头,把头钻在我臂弯里撒娇,我默默地抱着它,听着这片沸腾的人声,心里的暖意敌过了天气的寒冷。
檬子梁村开会的气氛要安静得多,因为互助社刚成立不久,很多村民还不了解互助社的宗旨和管理模式,大家都静静地听我们协会的高秘书长介绍互助合作的原理和运作模式。村民们搬几条长板凳错落地坐在院子里,小孩子在院边爬来爬去,背后是青翠的竹林,有三只肥大的白鸭子摇摇摆摆地走到院边,仿佛也来开会。
在檬子梁村的另一个小组会场,村民们听完王主任关于互助合作的介绍后,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没懂却不好意思问。一个开店卖杂货、化肥的老板突然提问,担心那些贷了款的贫困户没有能力还钱。王主任赶紧向他解答相关的操作程序,话还没说完,他又提出另一个刁钻的问题,王主任只好放开前面的问题,又来回答后面的问题,如此几番反复后,我感觉他不是真的有问题要问,因为每当王主任开始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马上高声打断,似乎根本就不想听而且也不让大家听,而是急于向大家提出他的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疑问而是挑衅和刁难,我心里直纳闷,心想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时候我听到旁边的村民在小声议论,说这个老板是卖化肥的,合作社准备组织村民直接从生产厂家批发化肥以降低生产成本,肯定会影响这个老板的生意,难怪他不高兴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放弃了帮王主任辩论的想法。我坐在人堆里,思考着互助合作社目前存在的问题。虽然绝大多数村民都是自愿参加,并且有信心通过大家的团结协作改善生活,但也有一些不了解合作社的理念稀里糊涂地参加进来的,也有一些动机不纯,怀着其它目的来的。像刚才那位卖化肥的老板,他家里有车有楼,并不穷,可他也参加了这个旨在团结穷人,帮助穷人的农民组织,就很值得人琢磨了。他参加进来到底想干什么呢?我看着他因为跟王主任争论而激动得有些发红的胖脸,找不到答案,我对人性的信心使我不愿作任何阴暗的猜想。
但是我还是很感谢那位老板的提问和争论,因为他的带头发言使静寂的会场热闹起来。开会的人最怕遇到的就是大家都不发一言,只要大家把话匣子打开了,不管话是否中听,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
回城的路上遇到很多放学的孩子,女生们手里拿着一根学校里发的跳绳,一路跳着往家走。男生们走着走着看见我们的车,马上立正并翻起手掌做举手敬礼状,嘴里大声喊道“首长好”!最初我以为只是男生调皮闹着玩,可是接连遇见几个学生都是如此,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沉重下来了。没多久就是朱德前辈的诞辰了,仪陇作为朱老总的故里要搞隆重的纪念活动,可能学校里已经做了工作,为了迎接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官员们,树立朱德故里的形象,教学生们看见类似的小车就喊首长好。且不说开小车的人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就算车里真是首长又怎么样?你是一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你的父母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着这个国家,为国家纳税,养活了这么多的政府官员,这些被养着政府官员们拿着国家的钱到处乱花,搞流于形式的政绩工程,他们见了我们这些纳税人应该汗颜才是,怎么反而让我们这些纯洁的孩子向他们问好?!如果朱老总泉下有知,一定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有一位种葡萄的残疾大叔搭我们的车回老县城,他虽然腿不好使,但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大家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他的儿女,他讲到他的女儿时特别欣慰。他说女儿念书特别用功,成绩特别好,在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再加上学校里给的残疾人子女补助,整个大学就没花家里多少钱。现在女儿毕业了,考上了公办教师,一个月几百块钱工资。他教育女儿,几百块钱不少了,有的人一个月挣一万花了一万一,他还是穷人,有的人一个月挣五百花了四百,他是有钱人。他让女儿每个月攒20块钱,做什么用呢?原来他说女儿上大学时享受了残疾人补助金,现在工作了,要回报社会,他让她女儿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资助班里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
车在宽阔平整的路面上飞驶,路两边的“示范点”非常漂亮,山脚下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静静地流淌着,小河两边是葱郁的竹林,一派秀美的田园景色。我望着“示范村”三个字愣神,示范示范,就是做给别人看,钱花了,政绩有了,可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唯有房屋的外墙光鲜一点而已。而这些“示范村”又是做给谁看的呢?上面来的那些“首长”吗?想到这儿,我突然为他们悲哀起来,也许在他们初入仕途的时候,也想过为民请命,为老百姓谋福,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的改变,最初的想法也随着大气候而改变了,自然而然也成了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一员。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还保留着人性中那点最柔软的地方,在看到那些纯洁的孩子和淳朴的农民们时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感动。然而他们下到农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放弃了了解真相的权利,被人牵着鼻子走,被人当猴耍了还沾沾自喜。这些最有力量改变农村现状的人让我深深地失望,而在那位自强不息、知恩图报的残疾大叔身上,我却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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