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袁鹏在报社总编室负责,每天下午,工作还没做完,她就要比赛似地冲回家里,摘菜做饭,擦身子洗衣服,把家里收拾停当,又要比赛似地赶去上班。1999年,袁鹏请了一位中医来家里给刘子宁针灸,到了冬天,刘子宁瘫痪的半边身子扎满了银针,盖不成被子。为怕他受冻,袁鹏便坐在床前,双手悬空托着被子,罩在刘子宁身上。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乃至1个小时,袁鹏咬牙坚持着,大冷天里头上都沁出了汗珠……就是在那一年,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12岁的儿子学会了炒菜做饭,为父母分忧。 最让袁鹏感到压力的,不是服侍丈夫,而是面对家庭经济困境如何增收节支。当时,袁鹏的工资成了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她不能失去这惟一的经济来源。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给广告商划版,一个夜班挣那10元钱的划版费。与此同时,她还要四处借钱,要把所有能够节省的开支都省下来,以支付丈夫的医疗费和孩子的学费。新衣服不买了,伙食变了,一个月难得吃上两次肉了,这些都没问题,但当袁鹏要求丈夫戒烟戒酒时,两人却发生了吵闹。刘子宁心里明白,无论是个人身体状况还是家庭经济状况,都要求戒烟戒酒,可瘫痪在床孤独寂寞的生活却使他难于戒断。“我当时就觉得要像对付敌人一样想办法对付她,”刘子宁说,“当我能够在家里光明正大地抽烟时,那就是胜利。” 卧床不起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子宁经常焦躁不安,脾气不好。看到丈夫痛苦不堪的样子,袁鹏妥协了。“与其让他痛苦地活一百年,不如让他快乐地过每一天。”为了让丈夫早日康复,袁鹏还四处求医问药,为此上过一些当,花了不少冤枉钱。最终还是通过自我锻炼,刘子宁才逐渐能够拄着拐杖慢慢行走。虽然能下地行走,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根治的办法。 袁鹏家住在报社院内,前一栋就是办公楼。一般情况下,袁鹏上班时,刘子宁就坐在她的办公室读书看报。有一次,因为报社一位职工的孩子在办公室损坏了公物,报社规定不许带小孩到办公室。有职工便提意见,要求报社领导也不能带家属到办公室,指的就是袁鹏。当社领导找袁鹏谈话时,一直小心呵护丈夫自信的袁鹏,这才不得已说出了丈夫大小便失禁的事。看到干干净净神清气爽的刘子宁,别人都难于相信这样的事实。 袁鹏家住在报社院内,前一栋就是办公楼。一般情况下,袁鹏上班时,刘子宁就坐在她的办公室读书看报。有一次,因为报社一位职工的孩子在办公室损坏了公物,报社规定不许带小孩到办公室。有职工便提意见,要求报社领导也不能带家属到办公室,指的就是袁鹏。当社领导找袁鹏谈话时,一直小心呵护丈夫自信的袁鹏,这才不得已说出了丈夫大小便失禁的事。看到干干净净神清气爽的刘子宁,别人都难于相信这样的事实。 袁鹏家住在报社院内,前一栋就是办公楼。一般情况下,袁鹏上班时,刘子宁就坐在她的办公室读书看报。有一次,因为报社一位职工的孩子在办公室损坏了公物,报社规定不许带小孩到办公室。有职工便提意见,要求报社领导也不能带家属到办公室,指的就是袁鹏。当社领导找袁鹏谈话时,一直小心呵护丈夫自信的袁鹏,这才不得已说出了丈夫大小便失禁的事。看到干干净净神清气爽的刘子宁,别人都难于相信这样的事实。 2002年起,刘子宁开始写作,不断有作品在报刊发表。他在一篇题为《流泪的包袱》的散文中写道:“防不胜防的屎尿随时造访……若是夏天,穿个短裤,两腿自大腿根往下全是污物,实在惨不忍睹。几年来妻子每天要为我擦洗多少次身子,换多少次裤子,我们谁也记不清楚了。她恨不能每时每刻把我带在身边,甚至希望把我变成一个小东西,放进她的口袋里,随时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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