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年终奖不如银行新人，怪谁呢

平头小老百姓

年关渐近，年终奖成了热门话题。媒体关注农民工年终奖，使得大家都为弱势群体概叹，富豪炫耀自己集团奖金上六位数引起一片讥讽之声，而“资深教授年终奖不如银行新人”的新闻估计拨动不了太多人的心弦。

    原因挺简单。民生银行的董事长都说，钱赚得太多太容易，“大家都有点为富不仁的感觉”，实在不好意思说利润。所谓大河有水小河不愁，银行新人虽然是新，但好歹也是银行这棵大树的一个枝条，粗壮一些不稀奇。而教授云者，说是学历高、知识渊博、德高望重，但钱是不看这些东西的。不过，教授也分三六九等，有的教授肯定有钱，譬如要求学生不赚够四千万不要说是自己的学生的北师大董藩教授，他肯定不会太在乎年终奖这回事儿。

    教授的收入差距，其缘由既有学校的不同，也有学科的不同。新闻里谈到月收入只有六千的教授，想来应该是专门研究“无用之学”如文史哲之类的。做这类学问，既然一不能提高GDP，二不能为老板出谋划策，三无法发明创新，四无国家项目支持，那么也确实只有守着那份工资过日子了。当然，“无用之学”的教授们也不是一直都这么穷。对历史有记忆的人，想来会知道民国时代，一个普通北大教授月收入可以是普通工人的数十倍。但这些，“俱往矣”！

    “无用之学”面对的是精神、文化，学者致力其中，维系了文明的延续和文化再生的可能。无用之学的学者们陷入高校贫民一族，说明时代在精神层面的贫瘠。学者也是人，也对钱有向望。于是他们纷纷“转变观念”，古代文学的在搞非物质文化，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谋划策；外国语学院专门培养翻译实务人员，既不读莎士比亚也不谈文学性灵。从体制上来说，教育部等国家部门的项目资助、扶持偏向于“有用之学”，也加剧了这种高校学者功利化的倾向。

    当然了，民国时代，举国上下，真正能够当得上教授的，只怕也不过寥寥数百上千人。那时候的大学教授，还是罕见而珍贵的。不像现在，教授博导通街走，高校里总务处长保卫科长都可以拿个教授头衔。物以稀为贵，“教授”这顶帽子，说到底也是个“物”，多了起来贱了下去，不足为奇。更何况，目下的专家教授，其学问，与民国教授相比差一大截；以人品论，什么上访者都有精神病、药家鑫激情杀人、房价还很低之类的言论，也都是教授发表出来的；以对知识学问的贡献来计算，频频曝光的教授抄袭案，更令人深度怀疑，据说发表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中国论文里面究竟含有多少水分。以此观之，教授们的工资收入低一些，似乎不是什么说不过去的事情了。[作者：汪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