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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强，1915年生于安岳县白塔寺乡，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潜伏特务机关时用名李长亨。董必武为其在党内起化名黎强，意为“能力强”，后一直沿用。关于黎强的档案资料极少，当时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
长期埋伏在“中统”的情报战士
（摘自《红岩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39年5月，3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来到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大有农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当他们小心翼翼地从行囊里最隐蔽的地方拿出一张纸条后，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小龙坎办事处车库旁的招待所暂时住下。
这3位年轻人，正是不久前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告诉南方局即将派回四川大后方工作的抗大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红岩特工黎强。
一、参加革命
抗战初期，黎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参加过成都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是进步学生团体星茫社的通讯员，后来又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夏，一心向往延安的黎强由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介绍，和川大学生张越吾两人结伴到了延安。
此时的黎强，已是在延安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先后上过抗大和陕北公学，听过不少中共高级领导的报告，学习了延安马列学院的全部课程，读了不少马列原著的职业革命青年了。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南方局常委凯丰(何克全)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廖似光在暂住的红岩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的小楼里热情接待了黎强他们。负责秘密工作的黄文杰、曹瑛等人给他们3人详细分析了四川地方的各种形势，让他们参加了南方局正好在红岩举办的秘密工作训练班。在红岩嘴山上培训和学习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南方局组织部要求他们充分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先找一个公开稳定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再慢慢开展工作。根据自己在安岳的家庭背景情况，在取得南方局组织部的同意后，1939年夏，黎强回到了他的老家——四川省安岳县石羊镇白塔寺乡。
黎强的父亲李可廷时任安岳县民团团总、县督察区督办，是安岳周边几县有名的袍哥大爷。
通过老同学的介绍，黎强到了他的母校——县立高小担任教务主任。校长是他原在安岳中学时的体育老师，教导主任是原安岳中学的同学。在平静的县城里，黎强利用自己小学教务主任的身份，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由于黎强出色的宣传才能，安岳县县长杨世荣竟亲自找他谈话，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又害怕黎强在县里掀起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放出风来要把黎强撵出安岳，黎强自己感觉在县城里有点呆不下去了。
恰好这时他的校长谢明昭请他到成都帮忙办一件诉讼事宜，并让他到成都后就住在谢明昭的亲戚翟自湘家里，黎强遂有转移成都之意。
他立即给重庆红岩南方局廖似光写信汇报请示，而廖似光的回信迟迟未到。这时，黎强想起了同在安岳的共产党员周俊烈，便星夜赶赴周俊烈住处商量。周俊烈对黎强想去成都开展工作的想法表示赞同，并说他最近就要去重庆红岩嘴。黎强托周俊烈帮他转接组织关系。分手时，周俊烈告诉黎强，到成都住下后，写信交《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转他收。
就这样，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黎强悄悄离开安岳，来到了他曾经求学三载的省城成都。
到成都后，黎强住在斌陞街17号翟自湘的公馆里，一面帮助谢明昭办理上诉事宜，一面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交给门市部一封转交周俊烈的信。
几天后，周俊烈领着一个中年人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黎强约定的茶馆里。
周俊烈告诉黎强，他刚从重庆红岩回来，已把他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他指着身旁的中年男子对黎强介绍说，“这位就是南方局廖似光同志指定今后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黎强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作了详细的汇报。
刘文哲对黎强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从现在起，你就由我一个人单线联系。你必须尽快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做掩护，然后再谈开展工作的事。”
住在翟公馆里，黎强在帮助谢明昭办理有关法庭的上诉事宜，同时他还考上了四川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和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测验统计室统计员的职位。
就在这时，成都发生了一场以国民党中统一手炮制的、旨在嫁祸于人、打击中共的“抢米事件”，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等人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川西及成都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在向刘文哲请示是否参加民教馆长训练班或到省教育厅担任教育测验统计员时，黎强认为民众教育馆是一个今后开展群众工作的最佳掩护职业，意欲参加训练班，结业后可分到四川某地当民教馆长，好做群众工作。而刘文哲则根据重庆红岩南方局组织部最近给他的指示，要黎强留在成都，想法打入国民党中统，为党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文哲对黎强分析说：“目前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已经搞得十分厉害，现在已不可能再像1938年、1939年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因此，做民教馆长意义不大。根据目前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形势来看，大后方我党有些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最近国民党在成都制造的‘抢米事件’，使我党川西及成都地区组织损失惨重。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均遭逮捕，至今被秘密关押，这就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统系统干的，要是我们有人在里面事先了解点情况就好了。因此，现在我们党需要的是打进国民党内部去，南方局组织部考虑你比较合适。”
要想打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机关，对于像黎强这样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但这是南方局组织部根据工作和形势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决定。
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黎强不愿自己心仪的党组织再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
他对刘文哲坚定地说道：“好，那我试试看吧。”
“你要尽量利用你在成都的各种社会关系，尽快钻到国民党的肚子里去，南方局期待着你的好消息。”刘文哲用力地握住黎强的手说。
二、委以重任
究竟要怎样才能钻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里面去呢？有些什么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呢？
黎强思来想去，终于从自己栖身的翟公馆里发现了线索。
原来，这翟公馆的主人翟自湘，有两个经常来耍的朋友，一个叫曾心诚，四川资中县人，同翟自湘一样是个大爷。一个叫周壁成，四川荣昌县人，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当科长。善于交际应酬、喜欢交朋友的黎强同他们一来二往，彼此很快就混熟了。正好周壁成要介绍翟自湘到国民党四川省训练团参加受训，翟自湘请黎强帮忙给他写自传，并问黎强愿不愿去省训团，说毕业后可以当区长或科长。
黎强心想当区长科长接触不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不能为党做多少工作，没有意思，就对翟自湘说算了。而当周壁成看见黎强帮翟自湘写的自传，当面夸奖写得好时，黎强突然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对周壁成说：“周兄，我在师范里是学中文的，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当个文书怎么样吗？”
周壁成一听，忙说：“笑话，你能说会写，又是翟家未来的姑老爷，到我们那里当文书是大材小用。况且，目前省党部人员已满，没有名额，要安一个文书还真不行。今后如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机会，兄弟我一定相助。”
“不行就算了。”黎强装着若无其事地说。他耐心地窥探着各种打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机会。
不久，机会来了。1940年6月的一天，周壁成对曾心诚和黎强说：“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将开班，要我们省党部保送100名相当于县书记长的同志去受训，将来加强川康部队和各县国民兵团的政治情报工作。该期班主任由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兼任。这可是半个黄埔牌子哟！你们两个要是愿意去的话，兄弟我一定想法帮忙。”
曾心诚听说是半个黄埔牌子，马上就表示愿去。黎强心想，进国民党中央军校，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就不动声色地问周壁成：“读这个政治研究班，还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周壁成对黎强说：“公文上要求必须是县党部书记长，如果省党部保送，我们就说你相当于书记长。另外，保送的公函和名册要附党证，你要是没有，我负责帮你办，找两个省党部执委介绍一下，马上就可以办证。再就是你得找个有点地位的人给我们处长写封推荐信，因为我们处长是要用这100个名额卖100个人情的。只要这三个条件能办到，我就保你可以进中央军校。”
“好，那我考虑考虑。前两天有几个朋友还约我去做生意，准备发点国难财呢。”黎强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
黎强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刘文哲作了汇报。刘文哲与重庆红岩南方局派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和秘密工作的张曙时商量后，即指示黎强：尽量想办法打进去。黎强对刘文哲说：“进去还必须要加入国民党，这怎么办呢？”
“这是工作的需要，为了要打入国民党，你就必须得加入国民党，这事你尽管放心，组织上是同意的。”刘文哲不假思索地说。
于是，通过周壁成给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训练处处长余富庠说情和介绍，答应由省党部保送。黎强又通过关系找到国民党四川军训会科长兼成都学生军训模范大队队长严仲翔，弄了一张学生模范大队的结业证书并写了一封给余富庠的推荐信。国民党党证就出在周壁成这位国民党的组织科长手上。文化考试对黎强来说自然不成问题。
就这样，黎强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保送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完成了打入国民党的第一步。
三、打入“党网”
1940年9月，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结业，黎强被分配到在成都担任警备任务的川军潘文华部队56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
1940年10月24日，刘文哲和周俊烈约了黎强在成都外南门桑树街茶馆见面。由周俊烈做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刘文哲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黎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文哲代表南方局对黎强说：“黎强同志，南方局负责同志指示，为了让你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要社会化和合法化，以便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你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都可以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黎强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经完全明白组织上对他将来所起作用的安排了。
按照南方局的指示，黎强先后担任了由成都中央军校政研班毕业同学组织的、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任社长的建军通讯社总编辑，兼任了成都中华新闻社的总编。应省训团部分毕业同学的邀请，还挂了一个由他们组织的青锋出版社的主编，他的活动范围和圈子更大了。
黎强与中央军校政研班的同学们一起操袍哥、拜把子，由于他怕岁数小，在袍哥中排不上地位，便虚报了几岁。因为他有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于是，在成都的袍哥圈子里，他逐渐当上了大爷。成都的国民党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川调室视察)、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人都成了黎强的“茶朋友”。黎
强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混得烂熟，黑社会青红帮的行话，他出口就是。平时里，他戴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身着整洁得体的黑色或灰色中山服，足登一双油黑锃亮的尖头皮鞋，一副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打扮。
一天，趁着几位“哥们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他对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组训科长廖震华试探性地问道：“廖兄，我在984团政训室没有什么事情干，你晓得我朋友多，开销大，能不能介绍我到你们那里去兼个差，也好多一份薪水，用起钱来洒脱些噻。”黎强想一下子就打进中统机关里面去。
“兼差？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这怎么能行呢？”廖震华说。
“啥子组织嘛？”黎强假装不知地问道。
“我们的组织分三层，最高一层为调工(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由中统局直接发给任用书)，第二层为党网(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必须要是国民党党员才能参加)，第三层的是通讯员(中国国民党通讯员，三青团员或一般群众即可参加)。你虽然还没有参加组织，但你已是国民党党员了，就直接填表加入党网吧，将来有机会我再介绍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廖震华醉醺醺地对黎强说。
过了两天，黎强到廖震华的办公室去了一趟。廖震华拿了两张《中国国民党党员调查网登记表》让他填写，还郑重其事地发给他一本蓝色封面的《党网调查手册》，要他好好学习里面的内容，按手册中规定的任务和方法去工作。
于是，黎强更加密切了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情报。侦察国民党党、政、军内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等行为，也是中统党网的任务之一。不久，他便把在984团的朋友口中率先得知的该团团长兼成都警备区副司令魏建中武装贩运大烟、在袍哥大爷中探悉的成都安乐寺投机倒把的活动等几个经济情报报给了廖震华，也发展了几个常与自己接近的984团军官加入中统的网、讯关系。几次情况上报后，黎强得到了廖震华的表扬。
这期间，一直与黎强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改派了陈于彤与黎强继续保持联系。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里面混，也是要讲究学历的。1940年秋，黎强托朋友弄了一张沪江大学的空白证件，填上李碧光(黎强曾用名)的名字，到四川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走读了一年，第二年拿到了四川大学肄业文凭。按照国民党军队和军校的规定，黎强用这个文凭到中央军校政治部训育科担任了少校科员，以后还历任班、组、大队指导员、训育教官。
四、进入“中统”
1943年夏，打进中统机关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一天，廖震华告诉黎强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即将开办，这次会尽量介绍黎强去参加，毕业后就可以留在中统系统里工作了。
黎强设法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于彤。几天后，陈于彤代表南方局告诉他：“这次机会难得，组织上要你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争取打进中统。”
因为黎强一直同中统四川调统室的廖震华、郑政、黄国华等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黎强的印象非常不错，认为他有能力、讲义气、够哥们儿，所以当黎强表示愿意参加由中统四川调统室举办的第三期训练班后，他们都在川室主任孙云峰面前为黎强说好话，说黎强是党网、中央军校校官、川大政治系毕业，又是新闻界人士，如何如何有活动能力，如何如何能干云云。最后，川室主任孙云峰终于同意让黎强参加这一期训练班。参加该班受训的一共有30余人。训练班结束后，中统在成都成立了实验区，黎强被派到成都实验区担任区长助理。
从1940年夏，南方局要求黎强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里去以来，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黎强终于完成了南方局交给他的艰巨任务，成为了一名由重庆中统局本部直接颁发委任状的中国国民党调查工作员。
区长助理在中统内部还是一个低级职位，不容易得知许多重要情报。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随时掌握和了解中统内部的机密情报，黎强充分调动各种关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担任成都区助理后不久，他就在中统内部又获得了中层骨干的职位。
黎强刚到成都实验区任职不久，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内部就出了个大案：中统局本部下达的一份关于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在成都地区被泄了密，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拿着这份电报的照片去质问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侦察友党？”把蒋介石搞得十分狼狈，重庆中统局本部电令川室10天破案。黎强得悉此情，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在新成立的成都实验区十几名工作人员分工时，三期训练班同学负责外勤的曾庆高主动要求搞中国青年党的侦察。在交查案件时，他看到了中统局本部饬令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摘要，就再三向自己索要原件阅读。黎强便叫他在文件登记册上签了字才让他将文件带走，几天后他将文件还了回来。问题肯定就在曾庆高身上，但他不露声色。三四天过去了，川调室上上下下，一天到晚东查西找，一点线索也没发现。川室主任孙云峰、科长廖震华、叶申之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到时查不出来，交不了差。第五天，黎强见时机已到，他径直去到川室主任孙云峰的办公室，装作很着急地说：“主任，我昨天才听说这件事，我这里有个线索是不是可以查一下？”于是，他把曾庆高曾从他手里借过该电报原件的事告诉了孙云峰，并拿出曾庆高的签名给孙云峰看。孙云峰得到黎强提供的线索后，说不出的高兴。他们将曾庆高秘密逮捕后押送重庆中统局本部，经过审讯，曾庆高供认他是曾琦的堂弟，是他将侦查电报原件借出**后送给曾琦的。此案终于了结，川室得以向重庆中统局本部交了差，大大小小头目们的乌纱帽得以保全，孙云峰等人对黎强更加刮目相看了。在川室的总结会上孙云峰对黎强评价说：“此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
在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受训期间，黎强得知在成都还有一个叫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它是四川省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各部门联合的一个常设机关(即全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简称“省特会”)，该机关负责全省的统一情报、统一布置、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但省特会里派系多，矛盾复杂，中统和军统就因各自的利益常在会内争吵，因此，“省特会”也并非铁板一块。三期训练班同学张嘉诚就是这个“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黎强决心深入虎穴，打进“省特会”。
还在破曾庆高案期间，黎强就抓住有利时机，在川室主任孙云峰面前为想回重庆的张嘉诚说情，孙云峰同意张嘉诚调回重庆，就让他负责押送曾庆高回重庆去了。张嘉诚走后，孙云峰就把黎强从成都实验区调到中统四川调统室任视察(对外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视察)，派到“省特会”去接替张嘉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对外是四川省政府视察)。
重庆红岩南方局得知黎强打入了四川中统核心机关的情况，在九眼桥的春来茶馆里，陈于彤对黎强说：“红岩的主要领导同志说，你占领的阵地是很能发扬火力的阵地，一定要坚守、死守，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撤出，要做长期打算，要准备组织家庭。”
后来，黎强逐渐得知，在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党派科)最重要，因为它掌管着中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中统把被秘密逮捕或“短促突击”后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又悄悄地放出来让其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定期向中统特务机关汇报情况。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或单位、通讯联络方式等有关材料，就是所谓的“特情”。
这个“特情”材料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中凡是可以向中统提供有价值情报的人员名单。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是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叛变后投向了国民党，此人年轻，头脑灵活、点子多，深受川室主任孙云峰的重视。这批“特情”材料，就是他当三科科长后亲手建立起来的。叶申之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则随时都拴在他的皮带上。除了孙云峰，这份“特情”是绝不示人的。
1946年3月，从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内密材料中，黎强发现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谁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等等，都一清二楚。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于彤，陈于彤要他一定想办法查出埋藏在组织里的内奸，并说组织上对一个叫陈景文的人有所怀疑，希望他能在中统的情报里得到证实。
在得知三科的工作内容之初，为了从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黎强就采取了主动与叶申之接近的办法。他利用中统内部的行帮关系，和叶申之共同策划发起在中统各期训练班的年轻学员中成立了一个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砥砺学行、热爱工作”为宗旨的“青年互砺社”，并争取得到了川室主任孙云峰的支持。互砺社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叶申之吃喝嫖赌样样喜欢，他们都知道黎强有兼职，收入多，就经常让他付费。为了拉拢这些特务，与他们建立“感情”，黎强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拿钱供他们娱乐。甚至叶申之开房嫖妓，也经常是黎强为他付钱。
一次茶余饭后，叶申之对黎强说了心里话：“李兄，干咱们这一行是上下里外不讨好，我又是从那边(指共青团)过来的，今后十分危险。而且现在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我想到政府田粮部门去谋个差事还实惠一些。你熟人多，能不能帮兄弟这个忙。”
黎强心里一怔，心想你科长当得好好的，又深得上司重视还不满足，想走。好，那我就尽量成全你吧，把你这样精明的特务调离中统机关，党也少一分危险。于是，他装着思考的样子说：“熟人倒是不少，田粮部门的关系也有一些，不过这事得慢慢来。”他想暂时把叶申之稳住，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1946年4月初的一天，黎强以到田粮部门有了眉目为由，请叶申之喝酒。叶申之心情愉快，想到就快要离开这危险的行当而去田粮部门大把捞钱了，不由得和黎强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起来。不多一会儿，许多白酒下肚，叶申之已是酩酊大醉、满口胡言了：“李兄，这次全靠你了。苟富贵，勿相忘……”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叶兄，你有点醉了。我扶你回去休息吧。”平日里早就练就有酒量的黎强此时虽然也脸红筋涨，面如关公，醉得不轻，但他头脑却十分清醒：一定要趁今天这个机会，把“特情”档案搞到手。
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他俩也不知是谁扶着谁，回到了纯化街中统机关叶申之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叶申之就从皮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拿出他视为绝密的“特情”档案，递到黎强面前，不无炫耀地说：“不是吹牛，只有我才建立有这批特情材料。我到田粮部门后，要移交的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这次我能去田粮部门，我一定向孙云峰推荐你来当三科科长。”说着说着就醉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机不可失，黎强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打开“特情”档案，迅速地翻阅，果然发现有陈景文和几个打入中国民主同盟的特情人员的名字。在记住这几个人的姓名之后，他急忙把叶申之连推带搡地叫醒说：“这东西我不看，你不是要移交吗？快放好锁上，等我接收以后再看。”
黎强马上把陈景文等人的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了与陈景文等3人的联络，通知与他们3人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成都。
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是党、政、军头目的汇报，乙种是特务头子的汇报，丙种是特务机关搞党派工作的科组长汇报。丙种会议就由“省特会”一组负责召集。而一组组长(即中统川调室主任)孙云峰却从不去“省特会”办公，副组长杨浩也不常在。实际上一组工作就由黎强这个主任干事在主持，每次丙种会议都由他负责召集。于是，他便将每次汇报会搜集的各种情报都抄录一份给陈于彤。“省特会”秘书室搞的《快报》以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会发的《情况通报》等文件中有关重要情况，他也要设法摘录一些交给陈于彤。由于黎强抄录的材料多，字写得很小，他怕陈于彤看不清楚，还特地买了一个放大镜送给他。精明的黎强在如何将这些情报巧妙地送到陈于彤手中的方式上，也想了很多办法：有时他将情报放在挖空的烟卷里，有时放在煮熟了的鸡蛋或点心里……
到“省特会”一组上任后，黎强发现该组的各种档案十分混乱，为了从这些档案中发现有利于我党的情报，他提出需要进行清理，孙云峰就责成由他负责，这正合黎强的心意。于是，他安排了好几个内勤人员按照他的要求将这些档案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作成线索目录表送他审查。通过翻阅大量档案和审核内勤人员送上来的线索目录表后，黎强了解到抗战以来国民党中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逮捕和掌握的人员有上千人之多。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哪些坚决，哪些动摇，哪些叛变自首，哪些中共人员还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分期分批地交给了陈于彤。
“省特会”一组主管情报工作，全省上下各特务机关的情报，基本上都要经过该组呈上转下或相互交换。这对黎强随时了解各种情报十分有利。一次，在国民党中央汇报会下发的《情况通报》中，他发现上海静安区的中共党组织已被中统上海机关全部掌握了，处境十分危险，他便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了陈于彤。隔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在《情况通报》中看到：“上海静安区奸伪负责人×××……由于我监视过严，俱已逃匿。”此时，黎强心里明白，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情报，挽救了这个区的党组织。
黎强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的同学陈天赋，当时在成都华西大学读研究生，陈天赋与陈于彤抗战前在上海就认识，黎强从军统抄送“省特会”的材料中发现陈天赋已被注意，他立即通知陈于彤让陈天赋马上转移，离开了成都。
五、坚守阵地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率中共代表团随即赴宁，陈于彤也因工作需要要离开成都。5月末的一天，陈于彤约黎强见面，告诉了黎强南方局
负责同志离渝前对他工作的指示：“组织上要你坚守阵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下一步就由川康特委陈国瑞同志与你联系。红岩主要负责同志离渝前对你的鉴定意见是能力强、品质好、工作有成绩。今后你就用“力强”署名给党送情报，你在党内的这个名字早就是定了的。重庆红岩只有周副主席、董老等少数几位负责同志知道，延安党中央也知道。周副主席曾经看过你送的情报，他说你的工作不错，很有成绩。以后如果川康党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你在成都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你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三五年内可以独立进行工作，可在任何地区或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就问党中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就是你同党中央的联络暗语。党中央一定会回答你的。”
1946年8月的一天，“省特会”一组外勤特务刘道生(叛徒，曾任中共成都工委书记)对黎强说：“李先生，我在祠堂街遇见一个人，额头凸凸的，头发蓬松，穿套旧西装，像是乐至一带的人。这个人像是个老共产党员，1939年吴玉章、陈绍禹来成都时，我就看见过他在吴、陈住的地方周围转，好像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个人叫周什么烈或周什么俊。”
黎强一听，心想糟了，从刘道生描述的情况看，此人肯定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刘道生说完，他未露声色，只是“嗯”了一声说：“继续了解。”他很快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要求组织上通知周俊烈立即转移。几天后，陈国瑞在一次接头时却对他说没有周俊烈这个人，无法通知。
黎强急了：“周俊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没有周俊烈，哪有我这个党员？”
说完后他一想，也难怪陈国瑞。周俊烈是由中央社会部直接派往成都地区的，直接与南方局单线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所以川康特委并不知道周俊烈这个人。
情况紧急，怎么办呢？
黎强决定直接去找周俊烈，要他赶快转移。可是周俊烈却说：“一些关系还未交代，有些事还没办完，一时还走不了。”
黎强心想他有秘密工作经验，也可能还可以拖一段时间。另外“省特会”抓人也还要经过开会审核。他要参加会议，到时会知道的。于是他叮嘱周俊烈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道生没有向黎强报告周俊烈的情况。
一天下午，黎强安排刘道生等外勤特务去华西坝执行“省特会”的逮捕决定，抓早已被他通知转移了的中共川康特委宣传部长贾唯英等人。黎强在办公室等到晚上7点多钟，还不见他们回来，以为这几个特务坐车兜风去了，于是就回家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刘道生就跑到黎强办公室报告：“李先生(黎强)，昨天下午的任务没有完成，对象早已不在了。不过回来走到皮房街时，顺手牵羊抓了上次我给你报告过的那个姓周的。三组杜石公法官连夜审讯了，这个人叫周俊烈，是个失业者，早年与共党有过关系，现在啥也问不出来。”
黎强心里一怔，心想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被抓了，万一他顶不住招了，自己该怎么办？心里翻江倒海，大脑高速运转，但黎强的面部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他装着漫不经心但又微带愠色地说：“华西坝没有抓到人就该早点回来嘛，害得我在办公室等到7点多钟。不过也好，还是有收获，那也好嘛！”
刘道生退出了办公室。黎强离开座位来到窗前，望着下面关押着周俊烈的房舍，思想上紧张地思考着：趁现在周俊烈还没有供出自己马上离开？这个阵地我好不容易才占领到，而且南方局也指示过，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离开。要尽最大的努力守住这个来之不易、最能发扬火力的阵地。不走吧，又有很大的危险性。最后，黎强决定暂不离开，看看情况后请示党组织决定。只要周俊烈不变节就没有危险，但他在心里已做了应变的准备。
一会儿，杜石公又来到黎强办公室。“李兄(黎强)，你昨天派出去行动的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该抓的没抓到，不该抓的却抓了一个回来，什么也问不出来，这是个无头公案，你看怎么办好？”
黎强装着了解情况的样子问杜石公审讯周俊烈的情况。
杜石公把周俊烈的供词告诉了黎强。他说自己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以后多年没有来往了……现在成都无事可做，这下你们把我抓起来，可有吃饭的地方了……杜石公双手一摊：“不管你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你看怎么办嘛？”
杜石公的话，让黎强暗自欣慰。不过他仍然放心不下，会不会是故意来套我的，他不能不防着。于是他转守为攻，故意反问杜石公：“你看怎么办呢？”
“不好办呢！上面规定不打死老虎，不搞无头公案。你是不是在会上再强调一下上面的这两点精神，不然，我们搞审讯的实在难办。”杜石公这样回答。黎强说：“那好，我在会上再重申一下，免得以后你们为难。”
黎强走出办公室对组内的内外勤人员说：“我今天牙疼，要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坐，今天就不汇报了，办好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等我明天来了再看。”
黎强真的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了半天。他的目的是想借此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结果没有。下午回到家里，恰有“省特会”的公务员在给他家劈柴。他让这位公务员回去后告诉一组的下属，明天他也不去办公了，他要到华西坝医院看牙齿。
第二天，黎强真的又到华西坝医院去看了牙，仍没有发现有盯梢的。于是，他赶快去找到陈国瑞，把情况告诉了他。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陈国瑞问道。
“只要周俊烈没有供出我，我就打算坚守这个阵地，不到非撤离不可的时候，绝不轻易离开。”黎强答道。
“好，就这样吧，以后我们可能也不容易见面了，你千万要小心哟！我这里还有5000块关金券，你先拿着，以防不测。”陈国瑞对黎强说。
第三天，黎强照常去将军衙门“省特会”上班。他相信周俊烈是一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肯定不会自首变节。不过，在那种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里，时时处处都隐匿着危险。为防万一，黎强做了充分的准备：身上随时带着两个结婚戒指，一支快慢机手枪，还另外准备了一个特务身份证。若有人抓他，要钱给钱，要命就拼。如果跑掉了，在社会上他还有一帮袍哥和青红帮的朋友，可以藏匿一段时间，然后离开成都，到重庆去找党的组织。
来到办公室，他首先翻阅了由“省特会”第三组法官先后审讯周俊烈的口供记录，见一切都如前天杜石公说的一样，周俊烈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这下他放心了。下一步他要做的是如何营救周俊烈。
三组审讯法官杜石公由于是共产党的叛徒，在“省特会”里虽然有个少将的虚衔，但是不受重视。在一次国父纪念大会上，竟被“省特会”主任秘书郑锡麟骂得当场气厥，昏倒在地上，还没人敢扶。这时，是黎强扶起了杜石公。因此，他对黎强十分敬重，也很听他的话。没过几天，黎强请他上牛肉馆，故意问他手里究竟有多少无头案，多少死老虎。杜石公说多着呢。黎强便趁机对他说：“杜胡子，你要放聪明点，你关这么多无头案做啥子嘛，这些人囚粮吃多了，上面捞不到油水会不安逸的，你的饭碗说不定就会楞起哟。”
“李先生(黎强)，你看该怎么办呢？”杜石公问。
“你不如干脆写个签呈，就说这批人关了好久了，都是些无头案死老虎没啥审头，列个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放了算了。”
第二天上午，杜石公果然写了个签呈，专门到黎强办公室请他过目，黎强见放人名单中有周俊烈，就说没啥改的，不必看了。中午11点多钟，杜石公高兴地来到黎强办公室：“
李先生(黎强)，你真英明，徐主任批了。”
黎强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周俊烈被释放后，黎强利用一个安岳同乡结婚的机会见到了他，让他尽快离开了成都。
1947年初，国共关系已十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已经准备最后关闭和谈之门，逮捕或驱逐中共在国统区的公开机关和人员。这时，邻水县特分会报到“省特会”一份材料，说重庆中共《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回到邻水活动，请求批准将其逮捕。一组内勤特务在拟稿时问黎强怎么批复。黎强说：熊复是中共公开机关的负责人，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引起麻烦。告诉他们密切注视熊复的活动情况及时报来就是了，未经“省特会”批准，不准他们随便抓人。随即，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组织上通知熊复马上离开邻水，
回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报馆里去了。
1947年3月，国民党单方面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对中共在其统治区所有公开机关和人员下了逐客令。3月8、9两日，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吴玉章，率中共重庆和成都两地公开机关工作人员返回延安。
5月下旬，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联合决定6月1日凌晨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逮捕行动，抓获他们已掌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的民主人士。
成都的行动是根据国民党中央会报通知，由“省特会”负责组织和策划的。在丙种会议上，各特务机关纷纷提出抓人名单，黎强见人数太多，好些地下党同志和民主进步势力的朋友都在其中。于是，他想出一个在数学上叫做“提公因数”的法则，规定有半数以上的机关提出的人才列入拟捕名单，不足半数的就放在一边不作为这次行动的对象，他在会上对各特务机关的头头们说：“这次大逮捕的计划我们肯定要坚决执行，但鉴于以往的教训，一下子把什么人都抓进来，抓多了也不好办哟！”一些特务头子也觉得黎强的话有道理，表示赞成。因此，在丙种会议上最后拟定抓人名单时，就去掉了秘密党员王文鼎和一批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进步民主人士。最后，黎强在审核名单时又以材料不足为由去掉了几个进步青年。当晚，他就把这份名单抄送给了陈国瑞。
乙种汇报会上，王宇光(川康特委组织部长)、贾唯英(川康特委宣传部长)、田一平(秘密党员、民盟四川支部秘书长)等人的名字无论怎样也无法去掉，几个特务机关都坚持非要抓这几个人不可。黎强又把乙种汇报会上定的抓人名单连夜送给了陈国瑞，并把抓人戒严时的口令也告诉了他。
甲种汇报会由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主持召开。黎强作为“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参加了。他把最后由邓锡侯圈定的名单又告诉了陈国瑞。
陈国瑞尽快通知了列入逮捕名单中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使成都及川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如王宇光、贾唯英、田一平等人，就是通过黎强的情报及时离开成都而免遭国民党逮捕的。
此后，黎强还设法保护了民盟骨干、中共秘密党员、成都协进中学校长肖华清、成都光华大学进步青年学生白玉芳、川康特委的工作关系陈光明、中央军校进步青年学生黄琪麟等人。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为了固守南京，蒋介石从四川调部队去增援，于是他命令在成都成立了陆军第八训练处补充兵训练总队。训练处长和政工处主任由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政治部主任王锡钧兼任。补充兵训练总队的军官都从中央军校调配，新兵就在四川招收。
成都中央军校认为黎强在学校任职的时间长，人员熟，许多营、连、排级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就调黎强去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黎强想先去干一段时间看看，等要调往外地时，再移交给别人，于是就去上任了，但主要还是在将军衙门“省特会”上班。
1948年底，补训总队接收新兵完毕，奉国民政府国防部命令调往南京改编。第八训练处政工处主任王锡钧对黎强说：“你是政工室主任，你一定要去，把部队带到南京后还可以转来。”
怎么办，是否离开“省特会”，离开成都？黎强想还是不能轻易离开这个南方局负责同志要自己坚守的阵地，他打算与陈国瑞商量一下。
可是陈国瑞却对他说：“你到南京去更好，在国民党军队里弄个大官，将来对党的贡献会更大。”黎强不同意陈国瑞的意见，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但陈国瑞始终坚持他的看法，要求黎强撤离“省特会”去南京。最后，黎强请陈国瑞向上级组织汇报，请求组织决定自己的去留。
两天后，陈国瑞告诉黎强：“组织上已经研究决定你去南京，你的组织关系也转回上面去了。”并告诉了他与组织接头的暗语。
就这样，黎强离开了成都，离开了战斗五载的“省特会”和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随补训总队到了南京。
1949年初，黎强所在的补训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受南京卫戍司令部指挥，政工室主任改任政工处处长。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毫无战斗力。为防止逃兵逃官，加强部队的思想管束，国民政府国防部又规定师政工处长兼任副师长，因此，黎强又被任命为三一二师副师长。
在三一二师是以训练为主还是以修工事为主的问题上，黎强为降低该师的战斗力，极力主张以修工事为主，为此与该师师长钟乃彤形成激烈的斗争。他利用各种关系，终于赢得了胜利，因修工事紧张劳动，三一二师的新兵缺乏实弹射击训练，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放，大大削弱了该师的战斗力。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三一二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行至宜兴途中，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八十八师拦腰包围，全师俘获，黎强戏剧性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公安部研究科长、办公室主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青海湖联合企业公司经理、青海省省委秘书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1999年3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摘自《红岩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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