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500”中国志愿者王跃亲历记

闻香识酒

核心提示：6个男人，被关在一个72平方、没有窗户的狭窄“仓库”里520天，不能上网，不能看电视，按照严格的作息生活。“火星500”项目专为模拟登陆火星的过程而设，但对实际参与其中的志愿者而言，与世隔绝的苦闷和无穷无尽的寂寞仿佛才是实验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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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男人，被关在一个72平方、没有窗户的狭窄“仓库”里生活520天。每天的生活是8小时睡觉，8小时休闲，8小时工作；可以看视频，看书，玩吉他，或者通过特定的软件发微博和更新facebook页面……这听起来就像一个宅男的典型生活。
然而他们真正的任务是“登陆火星”。前250天“飞往火星”，中间30天“登陆”，最后240天“返回”地球。舱内的显示屏上，他们能看到这颗火红色的行星在宇宙中真实地向他们逼近，穿着笨重的火星服踏上“火星”表面时，会扬起一片“火星”尘土。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地球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幢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里。“你很难想象这是个很大的科研基地，整个研究所从门外看，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最普通不过的工厂。”中国志愿者王跃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说。
破破烂烂的小围墙，厚厚的铁门旁边坐着两个看门的老妇人。走进这扇门，迎面是面厚实的大墙，后面是个空旷的院子，院子里只有一幢用作生物医学研究室的小房子，墙上醒目地写着“Mars500”，提示着里面那看起来像几个集装箱和金属圆柱体拼接起来的舱体就是6个男人执行任务的地方。模拟“火星”的沙地也在里面。
这个代号为“火星500”的试验开始于2006年6月3日，结束于2011年11月4日，是一个由俄罗斯组织、多国参与的国际大型试验项目。6个被精心挑选出的志愿者参加试验，其中3个是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希特夫、苏赫罗布•卡莫洛夫和亚历山大•斯莫连斯基，意大利人迭戈•乌尔维纳和法国人罗曼•查尔斯，还有就是中国人王跃。他们与外界生活完全隔离开，每人有一个3.4平方米大的卧室，共用一个客厅，一个健身房，一个暖房和两个小小的洗手间。食物贮藏区几乎和生活区一样大，里面放着志愿者们从进入试验区开始到试验结束的所有食物。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计划，他们每天要做大量实验，看一成不变的环境和糟糕的食物对他们的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火星在3.5亿英里之外，从地球出发，“好奇号”火星车要走9个月。现代的宇航生命保障系统已经可以帮助人类到达火星，但科学家们担忧的是，这漫长的旅途会不会让宇航员无聊得发疯？
所幸，在实验结束的那一天，六个男人疲惫地推开舱门，脸上挂着微笑。经过2个月的身体检查和休整，唯一的中国志愿者王跃在北京航天城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向记者回忆待在闷罐里的520天。
生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
在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小房子里，到处都挂着谢尔盖•科罗廖夫的镀金相框。他是20世纪中期苏联令人敬佩的“航天之父”，月球背面最大的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1963年，他设计了载人火星探测计划，47年后，在他当年创建的研究所里，人类在进行火星计划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模拟实验。
“从头至尾我都清楚地知道，我仍然在地球表面，只不过过着有点特殊的生活。只有‘登陆’的那一刻不一样，激动和战栗，让我感觉仿佛真的在探索火星这个星球。”王跃对记者说。
“500多天里，我们看不到日出日落，像机器人般生活。计划表上说你该起床了，你就得起床；该工作了，你就得工作；该睡觉了，你就得睡觉。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上网、不能看电视。”
没有离地升空的激动，没有一扇窗户提示着他们与地球渐行渐远，也没有期待中的美丽新世界，陪伴他们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不太新鲜的空气和日复一日的罐头食品。
他们生活的“宇宙飞船”是一系列相连的圆柱形舱体。这些舱体没有窗子，同时隔绝声音，气体和水可以通过管道输入其中。每天的垃圾通过一个气阀丢弃，同时丢出舱外的还有记录着无数实验结果的闪存硬件和记忆卡。和真正的飞船一样，丢出去的所有东西都不会再进舱。
舱外的“地面控制中心”也在这幢小楼内。三支小分队24小时轮流值班。在一幅巨大的加加林画像对面，有一面屏幕墙，监视器展示着舱体内部的各个角落，包括锻炼设施、厨房、实验室和种植植物的“温室”等。摄像机时刻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搜寻他们崩溃的蛛丝马迹，志愿者们就像生活在透明的金鱼玻璃缸里，出演一部向舱外实时播出的真人秀。
“我们几乎每天会和舱外的心理医生奥尔加•舍甫琴科联系，通过视频或电子邮件和她聊天。但为了模拟真实的火星通讯情形，和地面的通讯有20分钟的模拟迟滞。她是我们最盼望见到的人，因为她是我们从官方渠道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途径。可以说，我们十分依赖她。”王跃说。
中方在“火星500”试验前线派去一个支持团队，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每天在网上搜索、下载新闻和视频，王跃爱看的NBA比赛、世界杯，甚至《三国演义》动画片都是由舱外整理、制作，交给心理医生审查后送进舱内的。他们也不仅为王跃服务，意大利志愿者迭戈对中国武术感兴趣，他们专门为他传去“陈氏太极拳”的练习视频。
“其实在舱内，最想知道只是那些最普通最平常的消息，比如谁家孩子又会打酱油了。家里人、同事、同学最近怎么样了。”王跃说：“但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知道的消息和视频都能被送进来，如果他们觉得什么内容，特别是视频会影响心理状态，就会被拒绝。”520天，王跃和亲友的通信多达4000多封。
奥尔加担任宇航员和外界的沟通枢纽，所有送进舱内的信息，包括他们和家人、爱人通信的亲密信件都由她负责传递。“舱内是不能上网的，意大利的迭戈写了个很棒的软件，让他能在舱外人的帮助下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发布信息。这些信息，奥尔加也会全部看到。”王跃说。
奥尔加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刻意去掉新闻中有关犯罪的部分，因为犯罪活动让人情绪低落。另外，和宇航员自身相关的“敏感信息”也要谨慎处理。在之前的“火星105”实验期间，两架法国空中客车飞机坠毁了。一名实验的参与者曾是空中客车飞机的领航员，所以在把这则消息提供给宇航员们之前，心理学家们试图求证他是否与某个遇难者相识。2011年1月莫斯科莫杰多沃机场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后，她一直等到确认所有的宇航员家属都安然无恙后才将消息告诉他们。
奥尔加已经在俄罗斯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简称IMBP）工作了15年，她也曾为俄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建设提供帮助，关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深谙此道。“我们都明白，如果你身处太空，因为对于外面的世界你什么也做不了。个人太渺小了。”她在接受《新科学家》采访时说。
2010年12月1日，舱内突然一片漆黑，除了应急灯和插着电源的电脑。正在做的实验不得不放下，微波炉没法加热食品，冰箱的食品也开始解冻。法国志愿者罗曼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若你想知道当时的情况，只需想象一下世界末日来临的情形。我们迷失在黑暗中，被静默包围。我们甚至无法从水管里得到哪怕2升的水——电没了，水泵也停止了运转。我们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聚集在唯一还有光的地方——厨房。”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舱外有设备故障，因此电力临时中断。但实际上，这是有意为之的一次意外，为了看看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应对。
在当时舱内拍摄的视频里，迭戈对着镜头说：“一切都来得很突然，我们希望不要太久。”黑暗中，只有壁灯还亮着，为了节电，他们只保留了两盏。到了下午两点，他们觉得饿了，微波炉没法用，他们将就着吃了点麦片、蛋糕和果汁。下午六点，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可以恢复几个大冰箱中的一个供电，他们又忙着将几个冰箱里最重要的食物转移。
黑暗里，有人用电脑放着口琴伴奏的歌，气氛显得平静而充满乡愁。王跃献出了三脚猫的吉他技艺——为了摆脱无聊，他进舱后向法国队友罗曼潜心学习吉他。“我弹得不好，但肯定能用手指在弦上拨弄出声音。”他对伙伴们说。没有人在意，还有人鼓起掌。“这样我们会觉得没那么黑。”迭戈说。
这是一个微型社会。欧航局人类航天飞行董事会新闻官马科思•保尔曾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在一个真正的团队里，要有人懂医学、懂工程学、懂科学。”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在长时间的封闭舱中靠自己解决各种突发问题。
六个人中，王跃和俄罗斯的苏赫罗布是学医的，后者还当过外科医生，意大利人迭戈是学电子的，指令长俄罗斯人阿列克谢精于搜救和潜水，法国人罗曼在一家公司担任工程师，另一名俄罗斯人是心理专家。
有一次，地面控制中心还设计过一周地面控制中心与飞船失去联系的情形。负责监控的医生迪莉娅•亨斯特迪诺娃说：“他们做得相当不错。”他们会把遇到的困难制作成大海报挂在摄像机上以示他们遭遇了技术难题。但地面控制人员置之不理，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在IMBP的1994和1995年的空间飞行模拟研究中，地面控制中心与宇航员的信息交互随着实验的进行而逐渐减少，在“火星500”项目之前进行的“火星105”项目，也是同样的结果。心理学家古斯因说，最终他们会适应与世隔绝的情形，人们最终都会适应这样的联络缺失。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http://img1.cache.netease.com/cnews/img07/end_i.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