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广元的思考

chinagy2008

●一个西部山区的城市会有什么样的商机？ 　　●3000多浙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贫瘠之地作为西部淘金的第一站？ 　　●在西部开发的背景下，先进的商业理念和落后的商业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突，谁胜利，谁妥协？ 　　●他们的经历对后来者意味着什么？ 　　 　　2002年3月，被誉为“中国经济良心”的吴敬琏在闻名全国的《我从未说过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一文中，谈到西部开发时，特别谈到了一个城市——广元。吴敬琏说，在这个边远的山区城市，活跃着3000多浙江商人和200多家浙江企业，他们多数都赚了钱。 　　广元是个什么地方？它用什么吸引了这么多浙商？浙商们用什么办法“多数都赚了钱”？它代表了西部的什么？ 　　2002年7月，循着吴老文章中的线索，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西部，发现连绵起伏的大山之中，星罗棋布着这样一批城市：三线城市。 　　曾几何时，他们是三线建设的重点，辉煌时期，他们撑起了中国的重工业，也撑起了当地的经济。但好景不再，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型企业的相继外迁，三线建设的辉煌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一群经济结构被撕裂的城市，它们在西部起伏的山峦中步履艰难。 　　广元就是这些步履艰难的城市之一。 　　广元是四川出川的交通枢纽，位于川陕甘交界处，离举世闻名的九寨沟仅一步之遥。自唐朝以来，广元就是川北门户和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辐射成都、重庆、陕西和甘肃。 　　广元曾经很辉煌，20年多前，广元拥有如今的家电巨无霸长虹集团，拥有一个员工达几万人的大型造币厂，为数众多的兵工企业使得广元成为一个重要的三线城市。 　　但如今，这些辉煌如烟消去。2002年，四川省统计局公布全省十大城市收入排名，广元以4843元位居全省之末，如此境地让广元人备感汗颜。 　　事实上，这样的尴尬不少三线城市都感受过，于是透视广元，也就是透视西部，了解广元的商人，就可以发现这些西部城市复兴的踪迹。 　　观念落差是最大商机 　　对于东部商人而言，西部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它的贫穷。贫穷的关键原因就是观念落后。广元发展史上其实并不缺乏机会，但广元人却将机会变成了笑话。 　　20多年前，长虹公司并不在绵阳，在广元。而长虹之所以迁出广元，则近乎一个笑话。长虹曾向当地政府提出在厂区通向市区的河上修一座桥，但地方官员却认为，如果修好这座桥，长虹职工的购买力可能引起市区菜价上涨，影响市民生活，因而拒绝修桥。长虹断然撤出了广元。产值上百亿的企业就这么白白的被自己“送”走了，现在广元人想起来就心痛。 　　第二个笑话是造币厂征地，原因和长虹相似。造币厂向当地提出征地100亩～200亩，但当时的官员却以影响当地经济为由予以拒绝，结果，造币厂搬走，几万工人撤得干干净净。 　　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很多企业步其后尘，纷纷撤离了这个山区城市，而广元曾经厚实的三线经济结构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至今，这两个故事依然作为当年广元思想僵化的经典范本。在记者采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在80％的采访点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重复。 　　但是，这些笑话在浙商眼中却是机会。他们认为，西部缺乏的不是资源，而是观念，僵化的观念只会让机会擦肩而过，而先进的理念却可以将商机挖掘出来。温州商城的开发和经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温州商城建于1999年，开发商是温州人翁银巧。他吃了广元房地产老城开发的第一个螃蟹。 　　广元房地产开发曾是死水一潭。1996年，一美籍华人曾开发一个名为“星江大厦”的楼盘，但结果骗了几千万贷款逃之夭夭。由此，广元人对外地人开发房地产极具戒心。但本地人资金不够，实力不足。于是，直至20世纪末，广元房地产市场依然十分沉闷。 　　僵局之下，广元人在等待中期待变化，但浙江人却制造变化引发商机。1998年，翁银巧趁虚而入。 　　他发现，偌大一个广元居然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场，作为川北的货物集散地，居然没有一个像样的批发市场。于是，他开始筹备在商业集中的老城开发温州商城。 　　广元老城是一个顽固的地方，多年以来，没有一次大的开发，但是，1998年，在政府支持下，翁银巧拿到一大块地皮。这对广元来说是个震荡。政府打破了自长虹迁走之后的思想僵化形象，市民则第一次与开发商亲密接触，用地盘换收益。 　　但同时，流言也开始流传，说翁银巧“玩空手道”，套银行的钱赚广元人的钱。流言最盛之时，业主们甚至找到翁银巧要求退款。 　　东部理念和西部的传统陋习产生了冲突，温州商城面临抉择。翁银巧分析后认为，与其纠缠，不如借力打力，变谣言为商机。 　　为此，他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自己投入6000万元，保证工期按时完成。随后，向广元银行贷款500万元。500万元贷款对于总投资上亿的温州商城而言微乎其微，但是对和银行建立良好的信贷关系，以及给市民良好的信用形象极有好处。广元人开始知道，翁银巧是守信用的，温州商城是有前途的。 　　楼盘建好后，迅速销售一空。 　　温州商城可以说是浙商进入广元的第一战，从中可以发现东西部商业理念和商业手段的巨大落差。 　　和温州商城的开发相比，商城本身的经营也颇有借鉴意义。 　　楼盘建好后，同为温州人的薛红寿将上万平方米的二楼一口吃下。浙商有抱团打天下的传统，有人建楼就有人跟进经营，整个一商业流水线，每个人瞄准一个环节。 　　薛红寿并不直接经营，他将二楼装修招商，他搭台，广元人唱戏。一方面回避了和外地人直接竞争，另一方面保证了收益。和一楼的零散户相比，他的眼界和气魄显然高出一筹。 　　温州商城是目前广元生意最好的商场。薛红寿说，同是卖童装的，临街店面租金每年5万～6万，而温州商城租金是每年2万～3万，但销售额却比外面高好几倍，“因为我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和信誉。” 　　对此，成都副市长何绍华颇有感慨，“广元位于西安和成都之间，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 　　有人说，东西部的观念落差有15年。而15年可以做多少生意啊！ 　　坐商和吉普赛人 　　广元是一个恬静的城市，山青水绿，民风悠然自得。广元最实惠的交通工具是脚踏三轮车，1元钱就可以在老城转悠一圈。坐在三轮车上，常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得力西、正泰、红蜻蜓、森达，这些国内知名的浙江品牌不时出现在广元的大街小巷，让人眼睛一亮。在雪峰工业区，甚至看到一家娃哈哈的分公司，现代化的车间让人疑心是否走错了地方，这是广元，不是杭州！ 　　至于到处可见的以浙商为旗号的小型加工厂就不胜枚举了，比如宁波字牌厂，在一些角落，甚至还有“温州发廊”。当地人含芝说，浙江人做生意几乎是无孔不入。 　　进入广元的浙商分两种，一种是官方招商进来的。广元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西部大开发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三线大企业从这些城市迁走后，给他们的补偿。补偿方式是动员东部大企业到西部投资，填补三线企业的真空，而当地历年投资沉淀下来的资产正是盘活的好目标。 　　自1996年起，浙江开始对口支援广元，广元也开始向东部企业大开门户。1996年，浙江组团考察广元，有几百个商人随团，结果有200多家谈成。这些企业一般投资于长线生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娃哈哈广元分公司。 　　问起娃哈哈投资广元的原因，该公司经理余强兵说，他只是管理工厂的，不是做生意的。1997年5月的一个晚上，娃哈哈老总宗庆后叫来余强兵，让他到广元筹建分公司，于是，他就走马上任了。政府方面的说法是，这是因为政府的诚意，反正娃哈哈要在西部建厂，设在哪里都一样，于是诚意成了打动娃哈哈的最大理由。 　　但只要研究一下全国地图，就会发现打动娃哈哈的不仅仅是诚意。余强兵说，广元分公司年产值1.5亿元，但在广元本地销售不到200万元。因此，广元分公司可以看作其全国战略的一颗棋子，而棋子的重要性就在于是否摆在交通枢纽上。娃哈哈产销分离，生产厂散布于全国各地，营销由杭州总部统筹，因此，余强兵只管产而不管销。此为长线生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家大企业把西部的交通枢纽都布上了棋子，西部战略就成功一半了。 　　第二种是民间自发的，有人称他们为中国的吉普赛人。 　　从20世纪80年代起，浙江人就开始迁徙到各地做生意。其典型迁徙方式是，先来一个，扎根之后，再动员亲戚朋友，大家都稳定了，再把全家人接来，形成独有的家族式商业迁徙。由于本小无根，他们只能从事快买快卖的短线生意。他们主要从事服装、皮鞋、小饰物、玩具、小五金和小百货业，他们最主要的资源就是源于家乡的商业天分、资金和商业关系，他们凭着这几件传家宝闯荡天涯。 　　广元有3000多浙商，这种吉普赛人似的浙商占了70％左右。龙得利皮具老板叶克龙就是其中一个。拜访叶克龙颇有些喜剧色彩。记者第一次拜访，说想采访浙江的叶老板，一个叶姓年轻人应声而出，但他却说他不是浙江的，记者感到很意外。对记者的疑问，年轻人想了一下恍然大悟地一笑，“我爸是浙江人，我不是。” 　　叶克龙来广元很早，最初，他只是一个连广元个体户都瞧不起的小摊贩，如今，他拥有几家店面和几家知名皮具商的广元代理权。叶克龙的生意做大了，也生根了，于是儿子就淡忘了对祖籍地的印象。 　　而像叶克龙这样具有双重身份的很多，这也是浙商的一个特色。他们拥有浙商的商业传统和本地人的身份，和外地人做生意，是浙商人，和本地人做生意，是广元人。简直是左右逢源。 　　于是，有人称之为西部商经。 　　在西部生根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外来的和尚有野心。两种矛盾的心态始终盘亘在广元人的心头。 　　对浙商的大规模进入，广元人先是感到惊喜，然后是压力。惊喜的是生意还可以这样做，而感到压力的是，浙商的短平快生意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掠夺式的倾销。自1999年起，一种奇怪的眼光就开始投向了浙商，他们开始感受如芒刺背。 　　7月11日，温州商城办公室，薛红寿正在生闷气。天气渐热，他想装个中央空调改善购物环境，让更多广元人到这里“纳凉”。但此举遭到一楼几家经营户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二楼装空调会抢走一楼客源。对此，薛红寿难以理解：“装空调只会吸引更多客人，对大家都有好处嘛！”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曾有一段时间，浙商的生存环境是大环境优厚而小环境微妙。 　　市府副秘书长黎明说，广元市政府对外来客商的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温州。比如全四川闻名的领导挂牌制度：每一个大的外来企业，都发一个牌子，牌子上刻有一位领导的姓名，该企业相关事情由挂牌领导直接过问，凡是职能部门要检查，需征得挂牌领导同意。 　　但是诚意太盛，也易伤己。当地人流行着一句话：浙江人惹不起。 　　对此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理由。浙商的动作很大，经常用倾销方式销售商品。他们经常组织大批廉价物品来“哄乡下人”。渐渐的，浙江商人赚了，本地商人亏了，一直内部流动的钱慢慢流出了广元，广元人开始警觉和反感，他们认为这种掠夺式生意简直就是吸血鬼，赚走了广元的钱，却没有给广元做贡献。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用成熟的商业手段到不发达的地方做生意，用资本和信息优势进行掠夺式销售，这种例子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结果是，当地商业看起来繁荣，但是市民购买力却越来越弱，而敌意却越来越强。 　　这种敌意记者深有感触，在每一个采访点，这几乎都是他们第一个阐述的话题。面对开始变异的环境，浙江人开始用他们自己方式和当地融合。 　　首先，浙商自己团结起来。1999年，浙商成立了广元浙江企业联合会，有60多家大企业入会。其次是和本地人交好，交更多的朋友，孤立少数敌对的人，这以小企业和小商人为主。对于加工型企业，他们通过让本地人加入到生产中来，在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同时拉近和本地人的关系。 　　1999年，浙江黄岩罐头厂在广元旺苍建立蘑菇生产基地。第一年，当地人相当抵触。由于当地供应原料不足，当年亏损300万元，第二年，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动员下，有一些农民开始试种，有了榜样，众多农民相继效仿，局面马上打开。 　　在浙商主动示好的同时，广元人也开始和他们靠近，会做生意的浙商成了他们效仿的榜样。 　　个体户马先生说，他邻居是个温州人，“两夫妇既要带孩子又要做生意，整天忙忙碌碌，根本见不到人影。广元人到成都进货，一般第二天才熨衣服，但他们从来都是连夜熨好，天亮时挂到架上。几年时间，夫妇俩看着看着就发了。”受此启发，马先生从国企辞职做起了生意，有了邻居的言传身教，他的生意做得挺红火。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一批批浙商的到来不断冲击着这个城市，也改变着这个城市，东西部理念的碰撞和磨合正让这个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这是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 　　新的烦恼 　　旧愁刚去，新愁即来。2002年，广元浙商遇到了新的烦恼。 　　1999年，《广元时报经济特刊》一头版文章说，翁银巧第一次到广元是被“骗”来的。当然，这是作者说的反话，因为市政府的诚意使得他心甘情愿留了下来。但这次到广元采访，记者也听到了同样一句话，一个浙商告诉记者，他是被朋友“骗”来的，虽然赚到了钱，但市场远远没有想象中的好。 　　7月10日，记者到广元招商局了解浙商近况，但只拿到一份2000年的总结材料，新材料暂时没有。 　　记者依据一些零散线索四处拜访1996年～1998年期间“温州旋风”的风云人物，但很多人无迹可寻。曾经引起轰动的飞渡啤酒趋于倒闭，曾经红火的温州大酒楼已经易主，曾经是招商模范的赛格广场冷冷清清，偌大一座楼没有几家客户和住户。 　　一系列现象表明，广元的浙商普遍遇到了困惑，而困惑的起因是广元本身的经济底蕴和西部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 　　首先，以本地市场为主的短线生意的生存周期大致在3年～5年，起得快，落得也快。广元经济基础薄弱，进入初期，浙商能够得到高利润率回报，但一般3年之后，市场趋于饱和，增长就会趋缓。 　　其次，本地人开始觉醒，商业理念和商业手段的落差逐渐缩小，原有优势开始削弱。浙商们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面对新的烦恼，浙商又一次开始变化，一部分人向生产型企业转型，一部分人选择了撤退，还有一部分人则选择了等待，他们的先期投资比较大，资本被占住了，撤不出，只有撑下去，等待形势好转。 　　但这些应对之策从长远来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么出路何在？ 　　因此，我们将目光从浙商这个群体移到他们所在的经济背景。发现当企业或者生意成长到一定规模或者到了一定的阶段，他们的未来就和当地发展大势息息相关了。而立足当地，放眼周边或者整个西南西北，或者是全国，成了每一个到西部投资的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 　　尾声 　　从重庆至广元，需要经过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浙商的身影。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广阔些，其实，在西部的多数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身影。 　　有人说，对于西部开发而言，这些具有草根精神的浙商是探路者，是催化剂，是兴奋剂，他们代表着一种不折不挠的自由经济精神，鼓舞了自己，也影响着别人。

tmg6407

20多年前，长虹公司并不在绵阳，在广元。而长虹之所以迁出广元，则近乎一个笑话。长虹曾向当地政府提出在厂区通向市区的河上修一座桥，但地方官员却认为，如果修好这座桥，长虹职工的购买力可能引起市区菜价上涨，影响市民生活，因而拒绝修桥。长虹断然撤出了广元。产值上百亿的企业就这么白白的被自己“送”走了，现在广元人想起来就心痛。

　　第二个笑话是造币厂征地，原因和长虹相似。造币厂向当地提出征地100亩～200亩，但当时的官员却以影响当地经济为由予以拒绝，结果，造币厂搬走，几万工人撤得干干净净。

　　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很多企业步其后尘，纷纷撤离了这个山区城市，而广元曾经厚实的三线经济结构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至今，这两个故事依然作为当年广元思想僵化的经典范本。在记者采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在80％的采访点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重复。

观念的落后导致决策的可笑！！领导者应该三思！！！！

这几年

好文章，顶了！！！！！！！！！！！[em02][em02][em02]

以后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文章就更好了！

窗外芭蕉

 

     观念的落后导致决策的可笑！！领导者应该三思！！！！

                                 

                                ——正确！

[em06][em06]

fan2008

希望为政的能来这里看看贴！

金瑞假期

顶，让更多的人看看，什么叫发展的眼光。

東京大学

慢慢来啊

yao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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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Bird

 这样搬出的企业好象不只这两家吧!前车之鉴啊，但愿这样的闹剧不再上演！

helylq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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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入木三分!!支持!!!!!!!!!!!

心痛呀

还复来

支持楼主！好文章。

忘忧公主

但是诚意太盛，也易伤己。当地人流行着一句话：浙江人惹不起。

jacky

態度改變觀念!觀念影響行動!細節決定成敗!

乡里农家

我热爱的广元啊，你的胸怀何时才能完全敞开啊

xgw2633

写的好

TYQ-HS

<20多年前，长虹公司并不在绵阳，在广元。而长虹之所以迁出广元，则近乎一个笑话。长虹曾向当地政府提出在厂区通向市区的河上修一座桥，但地方官员却认为，如果修好这座桥，长虹职工的购买力可能引起市区菜价上涨，影响市民生活，因而拒绝修桥。长虹断然撤出了广元。产值上百亿的企业就这么白白的被自己“送”走了，现在广元人想起来就心痛。>

这是最让我心疼的,那个当官的真该死.不过现在好象长虹要在广元建厂了,好象现在已经开工了.做PDP电源的.

杏帘在望

      读了这个帖子有点激动。。。眼泪出来了。。。这样的好帖子建议置顶！！！

      很多情况如楼主所述，我们的广元曾经是很辉煌的，广元是当时最著名金三角电子工业城，是国家级三线建设重点城市。电子工业，核工业，水利发电，纺织印刷，机械，加工，农副产品生产及加工等企业数不胜数。就拿商业来说，当时的成都，重庆，陕，甘等地的大型商家都是来我们广元采购。广元拥有百货站，五金站，石油站，冷冻厂等三个二级站的充足商品储备供给。是广元地区著名的三站一厂的市场经济杠杆。那时的采购员出差到外省居多，听说是广元二级站的来宾一般是很重视的。

     就广元市区来讲，当时的国营821厂，现在的081基地，（原来叫0821）包括了以下众多分厂。如：109厂.102厂.103厂.120厂.105厂.112厂.213厂。还有许多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统称为00厂矿（注：广元话叫0为洞）这些企业现在是迁移的迁移，倒闭的倒闭。。。寒心啦！现在这些厂矿企业地址犹在，但其荒凉程度可见一斑.....真个是蛛丝儿结满雕梁了.......

      发展地方经济重点要靠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一个城市从辉煌到衰落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是广元地区市民的悲哀。。。唉！！！也是我这个作为广元人的悲哀。因为，我是那么爱你——广元！真愿意你重展雄风！再次辉煌！！！

chinag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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