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清末“新政”的成都“戏曲改良公会”(不用“工会”而用“公会”,大概有突出“公益”之意)活动期间,四川戏曲兴旺发达的标志包括四种“力量要素”的协调共济。一是执政当局的重视——由四川劝业道总办周孝怀亲任总管督办,由商会协董樊孔周协办,集股8万银改建“老郎庙”为“公会”活动会址“悦来茶园”。明确“园址为伶人渡让与悦来公司,承办改良戏曲,永远作伶人谋生之所。”;二是知识阶层的参与——“公会”诚邀文人改良剧本,黄吉安、赵熙等名士积极响应,改良的“黄本”和“改良活捉王魁”(后来多称《情探》)等相继免费发行推广;三是戏曲艺人的努力——“公会”定期议事并考核伶工,要求艺人按改良剧本演戏。李甲生、康子林、周名超等人获大奖,邓少怀等受到批评;四是当时观众的呼应——从此成都剧局大变,男女民众争先恐后,尤其是成都的妇女,爱看戏者,“十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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