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之打麻雀
解放初，我们的校园，远离市尘。跨过海珠桥不远，便属郊外。往南望去，丘陵起伏，阡陌纵横。过了晓港桥，更属远郊。处处小桥流水，茅寮瓦舍，点缀着绿野清幽。再过去，便是中大康乐园了。那时，进了校门，就像进了森林，翠竹匝地，老树参天，好一个清凉世界。
树多，鸟也多。黄昏清昼，到处都有小鸟在唱歌，黄莺的婉转，麻雀的吱喳，喜鹊跳舞，乳燕盘旋，这里分明是小鸟的天堂。“鸟鸣山更幽”，我们在幽静环境里学习，累了，放下书本，细听数声鸟啼，便觉心旷神怡。那些在枝头栖息无忧无虑的鸟儿，引导我们进入宁静的意境。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夏天，上头通知全国要掀起“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要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这叫做“除四害”。一时上上下下，摩拳擦掌，纷纷响应。在1957年“反右”之后，人们把打扫卫生也搞为政治运动，有人编出顺口溜：“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这一来，“四害”们插翼难逃了。
在解放初，社会卫生环境恶劣，何况美帝还在朝鲜搞过细菌战，我们号召全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自然是必要的。而且，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蚊子苍蝇，神憎鬼厌，如果能把它们彻底消灭，当然大快人心。至于麻雀，是不是“害”，人们却弄不清楚。不过，有关部门指出：一只麻雀每年要吃谷米三升。“小数怕长计”，这“科学”推算一出，麻雀也在劫难逃。
抓老鼠，灭蚊蝇，自古以来，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是，打麻雀，却不是“搓麻将”，怎样去消灭麻雀，这又颇费踌躇。于是，打麻雀成了“除四害”的攻坚战。幸而有人想出了妙计：“轰、打、毒、掏”，四箭齐发，麻雀便不足为害了。
在城市，对付麻雀，主要是靠“轰”。人们被动员起来，规定用三天时间大打歼灭战。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或爬上树梢，或跑上屋顶，或鼓锣打鼓，或高声呐喊，或挥舞彩旗。可怜麻雀们从未见过如此大阵仗，吓得乱飞乱窜，却又无处立足，于是精疲力竭，纷纷坠落。据说这“轰”法收到奇效，麻雀们接二连三累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又据说某城市一天之内，轰落麻雀数以万计。那段时期，迎合之风渐炽，这数字也不知有无夸大，但在城市里麻雀少了许多，则确是实情。
“除四害”的通知传到学校，师生立刻被动员起来了。我们和全市配合，停课三天，主攻的对象，正是麻雀。由于校里树高林密，麻雀成群，颇似“基地组织”，更必须彻底清剿。这战斗任务，理所当然由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担当。至于其它“三害”，则交由小朋友和婆婆妈妈去对付。
按照上级的布置，全校各系各班级师生，三五成群，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划分地段，分兵把守。从早上七点开始，我们便拿着“武器”，走上前线。
那时，塑料用具还未面世，所谓武器，无非是铁水桶、铁面盆、铁饭兜，外加一根小棍。规定的时间一到，盆声就是命令，分布在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师生，一起高声呐喊，敲击盆盆罐罐。唐代苦吟诗人贾岛有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们则是“生敲手上盘”。盆声一响，栖息在池边树的鸟儿雀儿，果然不知所措，蹦起来乱飞。才想落脚，下边盆声又起。这“十面埋伏”的战法，让不耐长途飞行的鸟儿疲于奔命，摔地而亡者间或有之。而整个康乐园，则乒乒乓乓，像是把老广州的打铜街整个搬了进来，敲盆补锅的声浪乱成一片。加上喊杀连天，仿佛山摇地动。更有人拿根竹竿，扎上布条，摇来晃去，活像《封神榜》里诸天神佛祭起落魂幡，天上的小鸟果然昏头转向，失魂落魄。当然，如果连益鸟也遭了殃，玉石俱焚，也只好各安天命。
不过，我们校园太大，树木太多，当时参战师生，充其量不过几千人马。而那些惊弓之鸟，虽然“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毕竟居高临下，总能找到我们兵力薄弱的地方。再不然，它们转移到园外的野树上去，我们这批守株待鸟者，也就鞭长莫及了。
兵法云：用兵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斗打响时，我们劲头十足，把盆儿罐儿敲得震天价响。可敲了半天，没有见到有一只麻雀累得从天上掉将下来，倒是盆声罐声，四下里渐渐零零落落。时近中午，气温上升，同学们声嘶力竭，纷纷坐倒在地。有些战士，思想开了小差，懒懒散散，爱敲不敲，没有了“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势头；而谈恋爱者，则乘机两两三三，在树荫下唧唧哝哝，有时随手敲出几个锣鼓点，竟似是爱情乐曲中的“小过门”。午饭时间一到，战士们作鸟兽散，回到膳堂吃饭，麻雀们自然也可以趁机喘息。午休后再战，双方知己知彼，你来我往，不久红日西沉，我们鸣金收兵，校园里又恢复了“鸟宿池边树”的平静。
第二天，师生们虽然照样敲盆，但斗志大减。不过，我和另一位穗籍同窗老谭，倒是真心实意地去抓麻雀的，而且表现得十分积极。这不是我们的思想觉悟有什么提高，而是一想到抓麻雀，便想到了吃禾花雀，劲儿立马来了。“食在广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岭南人爱吃的基因，在我们灵魂深处，不知不觉间起了作用。
禾花雀是麻雀体积较小的鸟儿，十月间，便成群结队从蒙古草原飞向南方，一路上啄食谷粒麦籽，养得膘肥肉厚，然后到三水一带歇脚。广州人对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一律敢吃。当禾花雀一群群从天而降，这分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岂能失之交臂。岭南人早就撒开天罗地网，请君入瓮。然后把禾花雀送到市场，进入厨房，宰之烹之，煎之焗之，或红烧，或清燉，禾花雀便成了无与伦比的美味。这道粤菜，妙在骨酥肉嫩，而鸟儿体积，又刚好让食客连皮带骨，一口一只。当你轻轻咬吮，便觉肉鲜汁美，甘脆浓肥。所以，岭南人一提起禾花雀，无不食指大动，垂涎欲滴。
当然，我们也知道麻雀并不等于禾花雀。麻雀个儿稍大，骨硬肉瘦。但岭南人又都认为，“宁吃天上四两，不吃地上一斤”。那些会爬的会跑的会游的动物，都不及会飞的滋补。所以，如果抓来麻雀，虽不及禾花雀，但退而求其次，会飞的战利品，总可以让我们大快朵颐。
饕餮之心一起，就有了行动的积极性。经过盘算，我和老谭便向团支书建议，让我俩制作弹弓，射杀麻雀，以游击战与大部队的运动战配合。团支书正担心无法完成任务，对我俩的合理化建议，登时批准。于是我们捡些碎石，手持弹杈，游走在树林深处，自信虽不能百步穿杨，但小时候有过玩弹弓的经验，重施故技，应该不成问题。
谁知道，我俩踮手踮脚，小心翼翼，带着“打雀咁（那样的）眼”四下侦察，竟没有发现鸟儿雀儿的踪影。无它，大小雀鸟早已被盆声敲出园外，我们却不能到校外穷追猛打。这一来，特定的条件，让我这狙击手再有本事，也是白搭。当然，我们吃麻雀的美梦也落空了。
我们经过三天忽悠，没听说有什么战绩。不过，当时重视的是精神，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而对同学们来说，虽有点疲劳，但当敲着盆儿或者手持弹弓之际，会不期然回复儿时在野地上玩耍之乐。于是，在“除四害”的严肃战斗中，竟发现自己童心未泯，天真未凿，这未尝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说来有趣，如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盛行的“搓麻将”游戏，倒真是从老祖宗们轰麻雀的运动中，发展而来的。
有人说，江苏太仑，曾是皇家粮仓所在地，也是麻雀啄食谷物的天堂。人们苦于麻雀成灾，便发动乡民以火铳驱雀，并以竹牌为筹，作为赏罚的纪录。吴语“雀”、“将”音近，“打麻将”实即打麻雀。试看“同”子，圆形，乃火铳之横切面也：“万”子，纪录打下麻雀的数字也：“索”子，绑捆雀儿之绳索也，故“一索”者，画以麻雀之形。至于“东南西北”，驱雀之方向也：“中”者，命中也：“发”者，击发火铳也：“白”者，放空枪也。对上牌曰“碰”，火铳“嘭”的一声也。诸如此类，多与轰打麻雀有关。我们聪明的祖先，在以火铳轰击麻雀之余，因势利导，把竹筹叠成四方城，搓玩博弈，便发明了“搓麻将”的游戏。不过，我们在1958年“除四害”之轰麻雀，却发展为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意义非同小可。
就在全民轰轰烈烈轰麻雀的时候，有生物学家指出，麻雀既吃谷粒，又吃小虫，它对人类益大于害。据称在十八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讨厌麻雀的叽叽呱呱，扰人清梦，更讨厌它们吃掉御花园里的樱桃，便下令全城捕杀麻雀，结果，小虫疯长，樱桃粒颗无收。大帝不得已，只好下令从外地重新把麻雀引进。有些学者还力主保持生态平衡，认为不能够随意破坏自然规律。
生物学者所言在理，我们私下里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可是在阶级斗争理论风行之际，主张平衡，乃属反对革命的调和论，是思想战线的逆流。于是，便有一位当上了教育部负责人的生物学家，挺身而出，撰写论文，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超越自然”，否则就是“自然界的顺民”，就不是革命者。此论一出，对待麻雀的态度，就成了政治问题。大帽子一盖，谁也不敢出声，轰麻雀的战斗便持续了一段时间。
幸而，最高领导那时倒还清醒，不久便指示给麻雀平反，改除麻雀为“除臭虫”，这才让麻雀们平安无事，毕竟我们还没有闹出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笑话。
“除四害”之打麻雀，最终以喜剧收场。五十多年过去，其中的经验教训，依然值得深思。我以为，凡决策，除了要考虑是否合乎科学以外，还应考虑动辄运动群众的方式，是否有效？在非常时期，特别是战争时代，发动群众，乃至运动群众，是可行的。但我们以马上得天下，也能沿用惯性思维，以马上治天下么？如果事无大小，都去运动群众，连打麻雀唱歌跳舞之类的事儿，也大轰大嗡，那么，效果如何？我们或可从1958年的趣事中得到启发。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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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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