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泛称有文化或某一专业知识的人为知识分子，这与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不同的。西方学术界认为，如果丧失了知识最基本的道义（公平、正义）责任，只能算脑力劳动者。“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概括。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是粘贴在权杖上的一张花纸，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做一个忠臣。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注定了他们成为权力擦桌布的现实和或用或弃的命运。不少知识分子活着“委屈”，死了就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奇异的现象。
专制社会总是要不停地为各行各业塑造楷模来麻痹人民，引领社会道德的前进方向。后辈知识分子为前辈建造牌坊，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屈原也因此得以一个近乎完美的爱国忠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在众多的牌坊之中，屈原的牌坊是很大的。 屈原对楚王忠心耿耿，曾在朝中担任左徒、三闾大夫。司马迁说他：在朝中，他和楚王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他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的君王相酬酢，可谓春风得意。知识分子在受宠时，往往得意忘形，不仅狷狂，也对同类轻鄙。大概是这个原因，同僚疏远了他，楚王冷落了他，他为此沉郁苦闷，写下了发泄牢骚之作――《离骚》，来标榜自己高洁的心志。但他怨妇般的行径，却使顷襄王无比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放逐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要求索的不过是重新得到楚王的宠信。赤诚效君却被君王怀疑，忠心事主却被小人诽谤，谁能告诉他其中的缘由？他找不到理由，寻不出原因，就只能怒问苍天了。 他经常徘徊在江边，披头散发，且行且歌，脸色憔悴，泪流满面。一位渔父见他死不死、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就问他：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如此地步？屈原说：天下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着干净；天下的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渔父见他迂腐得近乎智障，就嘲笑他说：一个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能随世事的变化作出调整的。天下的人都是污浊的，你为什么不把水底的污泥搅动起来，使清浊不分呢？众人都昏醉了，你为什么不可以也喝点酒吃点酒糟，使醒醉莫辨？为什么要逆流而上，招致自己被放逐的命运呢？ 渔父的挖苦，不可能改变屈原偏执的态度。屈原认为天下的人都在迫害自己，失望地写下了绝命之辞《怀沙》，宣扬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告诉世间的君子：我将留给后世一个典范！
那么，屈原留给后世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典范呢？
鲁迅说：屈原不过是大观园中焦大一样的奴才而已！他的委屈，是帮不得忙的不平。
有的学者说：屈原代表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奴性人格。《离骚》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 当上了奴才的得意和当不成奴隶的哀怨，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主线。屈原当不了高级奴才的郁郁寡欢，与后辈知识分子同样的际遇形成了共鸣，于是，他的作品被捧上了大精神、大境界、大人格、大痛苦的高度。他所创造的艺术之境，成了无数知识分子化解弃妇般心结的避难所、安乐窝。 装清高、装深沉，甚至装疯卖傻，是流淌在中国文人血液中的无耻基因。而这一切，又都是披着爱国主义、忧国忧民光彩照人的外衣。
说他们无耻，是因为他们为了当上一官半职而竭尽摇尾之能事，甚至不惜说假话、害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知识分子的历史而言，他们是由装神弄鬼的巫进化而来的。装，是他们制造血液的骨髓。
君不见，当今有的学者放言：领导阶层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有的经济学家竟然声称“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教育部的官员甚至不惜抛弃政府的义务而豪言“教育买衣论”。这就不仅仅是现实扭曲灵魂的问题，而是已经无耻到出卖良心和灵魂了。
现实，让你有理由相信，屈原的奴才人格在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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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3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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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3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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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7-1-14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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