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拔儒，1862年出生于盐亭县金孔乡九龙场珠瑙沟。自幼家境贫寒，生活十分艰苦。六岁开始读书后，见父亲终岁勤劳，母亲挑猪草卖钱供自己求学，在幼小的心灵上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专心求学、刻苦自励的决心。从此，他三更灯火五更鸡，废寝忘食，发愤读书，熟读了《四书》、《五经》，又博览诸子百家言，锤炼诗词歌赋，钻研八股文章，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在学业上大有长进。1882年何拔儒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
1899年，何拔儒任犍为县教谕，成为一县管理学校的首领，得以施展其才华。他潜心教育，使犍为县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文人学士出类拔萃。教育兴，百业旺，政府满意，县人敬仰。1903年，犍为县署将其业绩呈报上司，经四川总督锡良批准，委派何拔儒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院学教育。
留学期间，他详细考察了日本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区区三岛，竟能战胜中华和俄罗斯两大国，一跃而为世界六大强国之一，吐气扬眉，不是侥幸成功的，全从教育得来。他十分赞同俾士麦的说法，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兰西，根本就在于小学教育的成功，不是专靠兵强马壮，弹雨枪林。”一个国家教育越发达，国力就越强大，社会也就越进步，这是他考察日本教育后得出的结论。恰在这时，32岁的张澜，以成都尊经书院优等生资格被选送日本与何拔儒同校学习，他们之间十分友善，经常交流思想，研讨问题，互切互磋，亲如同胞。日本明治维新使国家富强的事实，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激起了他们对清政府的憎恨，于是他们积极同进步留日学生一道，拒绝去清政府驻日本使馆参加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活动。还同一些进步留学生倡议，要慈禧退朝，并赞誉光绪皇帝变法维新。
何拔儒学成归国后，积极从事教育工作，把留日学到的新思想、新知识传授给学生，把教育救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身上。1906年，他在潼川中学任教习，历时两年，颇有声誉。1908年，受川北教育公会聘请，任成都川北中学校长。1909年，调任四川师范大学学监，均取得瞩目的成绩。次年，应乡人邀请，回县任视学。他积极倡办新学，普及教育，县城、乡村多办书院、乡学或私塾，成效十分显著。
1911年，何拔儒奉调任保宁中学校长。他根据回国后多年来办学的切身体会，写出《中小学利弊十六条》，报送清廷，抨击当时中国教育弊端：校长不懂办学法，教习不懂教授法，学监不懂管理法。他殷殷呼唤一代师范毕业的专门人才都来搞教育；并深刻指出，学校教育照现在这样敷衍迁就，恐怕再办一百年，还是造不出人才来。他具体分析了当时办中、小学的利与弊，并提出十六条改进意见，很快得到学部批示：“所陈条件，多有可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满清推翻，民国（）造。此后，他在本县会仙观等存古学校任教。1918年，受聘南充私立存古学校任校长兼教习。1919年，出家修道，云游半世的杨太虚，化缘集资，在盐亭三元境内的笼子寨，买地建房，开办存古学堂。他亲自前往何拔儒家，再三请何担任该校主讲。何拔儒虽感笼子寨新办学堂条件差，薪俸薄，但见杨太虚化缘兴学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感人肺腑，聘请又非常至诚，盛情难却，便谢绝了其他学校的聘请，慨然接受了杨太虚的聘约，到笼子寨存古学堂任教。
1923年，盐亭县金孔第四高等小学成立，年逾六旬的何拔儒十分高兴地回到家乡，担任该校国文科的教学并主持读经讲学。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使师生们钦佩不已！在他的带动下，该校的教与学的风气大变，教学质量逐渐提高，学校声誉蒸蒸日上，到校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也办得红红火火。
1926年，盐亭县女子小学从县内外聘请德高望重的学者为教师，何拔儒欣然应聘，来到这所学校执教。在任教期间，他常常同校长蒙公甫切磋教学，打破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为盐亭文风的昌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又受聘盐亭中学，担任国文课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1927年，榉溪场（即九龙场）开办私立榉溪小学，乡人特邀何拔儒回乡执掌该校。在生他养他的故土办教育，他更是激情满腔，尽心尽力，以振兴桑梓教育为己任。从教师聘用到后勤安排，从学校管理到课堂教学，他都事必躬亲；同时，还兼教国文，使榉溪小学办得生气勃勃。以后，他又分别到高灯乡的范家观，金孔场的王氏祠，九龙的珠瑙沟等存古学校，及金孔乡中心国民学校任校长或作教习。1939年，就任盐亭县长得蔡天石，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蔡来县后，多次去看望他的老师何拔儒，并聘请他到县主编《盐亭县志》。1941年，五龙乡筹办私立文同中学，何拔儒被选为该校董事会董事。他四处奔走，积极筹备，在广大教育界人士和乡亲们的热心支持下，聘请任望南作名誉校长，使这所学校很快开办起来。
1948年，何拔儒在金孔公子山王氏祠、安佛任氏祠开办存古学校，主讲经史。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少则几十人，多达百余人。一人任教，精力有限，他采用复式教学法，将水平较高的分一班，较低的分一班。先是分班教读课文，然后进行讲授，次是自行研读；再次统一抽查背诵，讲解；最后命题作文。经评改后，交还学生，当面指正。他还十分重视个别教育，对于玩忽不恭，自学不力的学生，则多抽查一些，讲解详细一些，要求严格一些，压力加大一些，以促进这些学生认真学习，逐步提高，力争赶上成绩好的同学。他还十分注重品德和仪表的教育。据他教过的学生王在明回忆说：“我上学的第一天，何老师走到我的书桌面前，亲切地给我扣上风领扣，给同桌书友王首卿重新包好了头帕，什么话也没说就走开了，我俩深感内疚。尔后，我们的言行举止表现端庄，处处谨严，唯恐逾矩。”他讲四书《大学章要旨》时，真是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说：“这章书是孔子教人的教案，曾子拿着这教案上的三纲领八条目，说得详详细细，也不过教天下的人，都要明白透彻这大学的道理罢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是孔子教导天下的人，说学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大学教人的方法，第一应当用功，使自己明白仁义礼智固有的德性；第二应当推己及人，使得天下的人，革除旧时恶习，也有维新振作的气象；第三应当使得己德没有不明，民德没有不新，脚跟立定在极好地位，不被外界引诱运动。以上三点就是大学的纲领”等等。何拔儒还特别注重人的思想素质教育，教书育人在学校传为佳话。他的许多门生都追忆说：“何老师治学谨严，每讲一章书，每撰一篇文章，每书写一个字，都要认真琢磨，力求精炼正确。他所写的毛笔大字，总是要放在地下，反复审视，看是否写得合体；如认为不行，又重新书写，必得尽善尽美而后止。”
1949年下期，何拔儒又回公子山存古学堂任教。当时金孔乡广大社会人士积极建议金孔小学敦聘何拔儒去该校教国文课。可当时，何拔儒已年近九旬，行走十分不便。学校领导征得何的同意，决定请他每周集中两天去金孔小学讲课，然后再回公子山教学。途中往返一律由学校用滑竿接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何拔儒被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聘请为文史研究员，经常为文史馆撰写文稿。1953年3月，风和日丽的一天上午，中共盐亭县委书记王承统，邀请何拔儒到县委，亲自征求他对建设新盐亭的意见。当时何拔儒虽已年过九旬，行动困难，言谈气短吃力，但神智却很清楚，心胸依旧旷达。县委书记和他交谈，他更感无比兴奋，毫无拘束地谈了许多好的意见。他认为盐亭虽然山多地瘠，自然灾害频仍，但资源并不缺乏，人民颇能吃苦，只要认真办好教育，多多培养各类人才，普遍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又有党的正确领导，盐亭是不难建设好的。王承统书记听了他的一席话，连连陈赞不已。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加强了对全县文教、体育等方面的领导。
1955年，何拔儒因病逝世。安葬于金孔榉溪珠瑙沟，享年93岁。
生平著有《四书题窍》，可惜今已失传。（原作王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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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9 1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