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瞎子不瞎
赵瞎子,本名赵焕臣,因为患了眼疾,所以有“瞎子”之称——他也随着人们的称呼,把“赵瞎子”当作了艺名。
赵焕臣,1876年生于四川泸县。10岁从师铁桂林学艺,出师后搭三泰班,参师吴春林,习花脸。青少年时期,在泸州河一带演出,颇有一些名气。辛亥革命前后曾以名伶身份加入同盟会,从事过一些革命活动。他曾随三泰班赴川东一带演出,并搭过重庆的章华大舞台、又新大戏院等剧团,他的精湛技艺很得观众赞赏,名噪重庆及下川东一带。30年代初,在重庆江北公园自做班子,还对川剧高腔的帮腔作过一些革新尝试,约集一批十一二岁的女童帮腔,听起来另有风味。他擅长《东窗修本》、《衣带诏》、《醉打山门》、《木马驿》等一批讲功、做功戏。1936年参加“成渝川剧促进社”到上海演出,他演出的《醉打山门》、《衣带诏》等获得上海戏曲界和观众的好评;他的拿手好戏被“电艺”、“百代”两家公司灌制唱片;戏剧史家徐慕云先生曾在《中国戏剧史》中对他的演技给予了较高的评介。
40年代,赵瞎子进入晚年,蓄了一口白胡须,髯长齐胸。从他蓄须的那一天始,就不再演“光嘴巴”的角色,只演戴“口条”(长胡须)的人物。他演出《洪江渡》中金山寺的老僧,他只剃光了头,不用化妆品,只须点上“戒疤”,凭借他皱纹遍布的面孔,自然的银白色胡须,活脱脱就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加上他娴熟的技巧,变化多端的唱腔,刻画出了这位跳出“三界”外,仍打抱不平的老僧的光彩形象。
患过眼疾的赵焕臣,学川剧偏偏选中了花脸行当,这是对自己出了一道难题——演员就靠一双眼睛传神。而花脸花脸,花起一张脸,脸部画了脸谱(粉脸自然是揉脸),面部的表情更是全靠眼睛了。他自从患过眼疾后,更刻苦、加倍地练习眼技——让眼珠的梭动、转动、放大、收小,定睛、突睛,眼皮的张、合等等运用自如。一次,他在江北公园演出《财神图》中的赵公明在“打珠”时,他右手举鞭,左手的二指和中指紧扣虎形鼻孔,眼皮一缩再张,二目圆睁定格亮相——将站立台口边看戏的一位“玩友”骇得倒退了数步……从此,在该地的观众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
赵瞎子不瞎,
烂豆花不烂(该地一豆花馆店名)。
名家荟萃《战船图》
抗日战争期间,魏大王魏香庭率天曲社部分成员来渝,在章华、一园、又新、得胜大舞台等戏院与当时荟萃于重庆的名家张德成、傅三乾、赵瞎子、唐彬如、吴晓雷、彭天喜、薛艳秋等同台献艺演出多年。在此期间,魏香庭组织过一次名家合演高、弹、胡三种声腔的《战船图》。全剧含《舌战群儒》、《激权激瑜》、《草船借箭》、《盗书打盖》、《借东风》、《华容道》等多折重庆戏。魏香庭前演周瑜后演关公,张德成饰演诸葛亮,赵瞎子饰演黄盖,唐彬如饰演曹操,邓晓舟饰演鲁肃,傅三乾饰演蒋干,其他的陪角也都是名家助演。消息一出,全市传遍,街头巷尾,茶房酒楼也常闻“川剧名家合演《战船图》”,高兴得纷纷奔走相告。演出当天的盛况自不待说, 每张“黑市票”都卖到超过原票价的数倍。演出情况如何?听听观众议论便知:“看了半辈子戏,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么多名角同台啊!”“名家名戏,过瘾!”“演得好安逸哟!”“我手板都拍痛罗!”
此次“名家合演”轰动山城,事留久远,可谓是川剧演出史上空前——甚至是绝后的盛举。魏大王还组织正谊川剧社,亲任会长,上演新编剧目,专从上海聘请舞台美术人员,试验舞台演出的灯光布景,但他十分强调:“为戏所用!”
这在那个年代,专从上海请舞美人员,也是空前的大胆作为。
有胡子的“太监”
1946年,音乐家沙梅和川剧名丑李文杰在重庆得胜大舞台筹办一次川剧欣赏活动。早已因年老、体弱、视物不清而退出舞台多年的傅三乾,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演出,剧目是《毛延寿奔番》。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担心,更有不少人欣喜若狂。
傅三乾是什么样人,他要唱个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说得多了不熟悉的人也弄不清楚,那就简单扼要地说吧:川剧界的几大丑角表演艺术家如周裕祥、刘成基、李文杰等是他的徒弟,川剧表演艺术家秦裕仁、胡裕华、胡漱芳等都是他的学生,他逝世于解放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赠送的挽联上尊称他为“傅老令公”。
胆心的是沙梅、李文杰等人,看到年高岁大,平时一个人都不能行走的傅三乾老师,执意要演出的坚决态度,再三劝阻无效,只好请傅老先生量力而为,表演上“点”到为止。傅老也说,你们放心,做不到的我决不做,这才达成同意傅老参加演出的君子协定。
高兴的是那些川剧迷们,听说“老天牌” 傅三乾要登台,老早就在剧场门口排起了“一字长蛇阵”,都想一睹傅老先生晚年的风采。剧场门前,粉牌上高悬“客满”二字,座票早已售完,还卖出了几十张站票。
演出的当天上午,傅三乾老先生在幺徒弟李文杰的搀扶下,老到一家小理发店。老理发师满脸笑容;“我晓得傅老要来,天不亮就去排队,买了戏票就回来给傅老泡茶。”说完,毕恭毕敬地给傅三乾老敬上酽茶一杯。
傅三乾接过茶,道了谢,开口说道,“今天理发——”
“外甥打灯笼——”
“不照旧(舅),胡子全刮!” 傅三乾说。
李文杰和拿着剃刀的理发师都惊呆了。“老师,你的胡子都蓄了好多年了,剃了好可惜哟!”李文杰劝道。
傅三乾说:“我今天午场要演《奔番》——”
“晓得。” 理发师插话说,“我们玩友帮都嘈转了!”
傅三乾说:“《奔番》的毛延寿是太监,太监哪能够长胡子呀?”
“太监不能长胡子,可是您老的胡子——”李文杰急了。
“我的胡子是蓄了很多年,实话说,我也舍不得剃。为了戏,我命都舍得,何惜胡子。来,快刀斩乱麻,帮我剃光!”
这时,沙梅也听到消息,急匆匆地赶来,劝傅老不要剃胡须。“大家买票,就是想看一看您老的真身,太监有没有胡子,他们是不回在乎的。”沙梅劝说着。
“你们说了不算,要观众说了才算数。还有,演出之前,沙梅你要给观众解释清楚,看观众欢不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太监?”
对对对,沙梅一边忙不迭地答应,一边与李文杰把傅老先生半扶半拉地送回了剧场。
川剧欣赏演出的五个剧目,傅三乾的《奔番》是压台戏。演出前,沙梅上台把不让傅老先生剃须的经过讲了一遍,话音刚落,大就异口同声的喊道:“我们欢迎长胡子的太监!”“欢迎长胡子的太监!”
锣鼓在观众的欢迎声中打响,傅三乾老先生扮演的“没有胡子的太监毛延寿上场了 ······
刘怀叙与时装川戏
什么是时装川戏?简单说,就是穿着当时人服装的川剧,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现代戏”。
抗日战争期间,据在重庆《新蜀报》、《国民公报》当时刊登的演出广告上看,重庆川剧界新编了一大批以反映抗战为内容的“时装川剧”:《芦(一作卢)沟桥头妹妹花》、《热血青年》、《背父从征》、《父仇》、《枪毙殷汝耕》、《枪毙李服膺》、《枪毙韩复榘》、《血战南口》、《台儿庄大捷记》、《泰山鸿毛》、《汉奸之女》、《汉奸梦》、《汉奸的孤女》、《亡国惨》、《改良功夫》、《爱国魂》、《爱国将军》、《乞儿爱国》、《生死深情》、《巾帼殉难》、《失徐州》、《错姻缘》、《八百孤军》、《杀父救国》、《转战宛平》等等,先后在我市各剧场上演。时装戏登上川剧戏舞台,我们不能不想到川戏时装戏的奠基人——刘怀叙。
刘怀叙(一作绪),字善照,1879年出生在四川南充东观场人的一个贫苦知识份子家庭。由于家境寒微,14岁时被迫离乡,拜一位叫杨松的川戏班艺人为师,学唱须生。他擅演“三国戏”中的《空城计》、《五丈原》等剧,誉驰川北,有“活孔明”之称。他阅历丰富,爱好诗文,亦通音乐,能弹奏三弦、七弦古琴,且兼习昆曲、汉剧。他先后主持“东华”、“晓字”、“群乐”、“新民”、“风梧”五个科社,培养了吴晓雷、邱晓秋、邓晓舟、萧荣华、陈仁美等一批川戏名伶。1932年,刘怀叙到了川北“戏剧改良社”和“戏剧改良学校”,结识了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界朋友,同他们一起从事戏曲改良工作,并且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1933年,正式应聘到重庆又新大戏院作编剧。他毕生创作了近百余个剧本,尤以30年代编写的时装戏最受欢迎。
1937年开始,他编写了大量的抨击社会丑恶现实和宣传抗日的时装川戏——《哑妇与娇妻》、《是谁害了她》、《一封断肠书》、《夜半的悲哀》、《太太的枪》、《空门贤媳》、《哀鸿》、《巧姑》、《农家女》、《铁蹄下的女伶》、《妹妹饶恕我吧》、《热血青年》、《芦沟桥头姊妹花》、《姊妹爱国》、《枪毙殷汝耕》等60余种,从而在重庆以及全川掀起了一个编演时装戏的热潮,并对川剧艺术的变革有所影响,亦为扩大抗战宣传起了一定的作用。郭沫若先生看了他作品的演出后,在题词中称他是“川剧著名作家刘怀叙先生”。
1938年,刘怀叙先生回到老家东观场,联合当地一带的戏曲艺人,组织抗日救亡的募捐演出,不料竟受到地方恶势力的阻扰和打击。1942年的初夏,他气愤地在家乡的青头寺削发为僧,专心致力于整理自己历年创作的时装戏剧本。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欣然脱下架裟,抱病赶到重庆,四处邀集友人,共谋川剧事业的发展。不幸的是,刘先生肝脏疾病复发,于1947年在重庆去世,告别了川剧,告别了他终年笔耕的巴蜀梨园。然而,刘怀叙先生的《是谁害了她》,通过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露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呼吁民主、自由,当年又新大戏院演出时颇为轰动,建国后的50年代、80年代整理上演,亦为人注目,受到当今观众的热烈欢迎。
刘怀叙和他的时装戏,永载川剧史册!
李文杰躲祸
川丑李文杰,是傅三乾的关门弟子,擅演《醉隶》等戏。1957年10月,郭沫若先生在京观罢此剧,欣然挥毫题下了“粗犷中有雅趣”的条幅相赠。
也是这折《醉隶》,1949年初在重庆得胜大舞台演出,他却惹了个不大不小的祸事。
李文杰痛恨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各类的苛捐杂税,早积忿于心。一天午场演《醉隶》,他借剧中人皂隶之口随意编了一段原来戏中没有的台词来:“昨天,老……老爷……喊……喊我带几个弟兄到十字口去收……收税。啥子人、头税、地皮税、摊摊税、房屋税、买卖税、吵架税、打架税、骂人税、打屁税······我我我……我说娃的老爷,人家打没打屁,娃咋个晓得咧?”老爷说,你不会用鼻子闻啦!今天,老爷喊我去请客吃月赏酒。我问老爷,收不收请客吃饭税?老爷又说:“老爷请客收啥税?老爷骂你收啥税?收税,是收老百姓的噻!啊……”李文杰这段新词,不是逗得观众发笑,还获得热烈的掌声。
事后三天。午场刚开演。得胜大舞台进来两位无票“观众”,二人一高一矮,头戴礼帽,身着长衫,流里流气。饱经事故的剧场外交马大忠一看便知,是哪个局子里的便衣。他即忙摸出纸烟奉上:“二位今天有空,我给你们安两个正中的位子。”
“李文杰呢?”矮子问。
“这场他没戏,可能明天……”
高长子截断马大忠的话:“李文杰不老老实实演戏,吊起下巴乱说,还想不想活?”
李文杰演《醉隶》那天,马大忠在场,一听此话,知是他说的那段“收税”词惹祸:“唱小花脸的,打胡乱说惯了,二位莫见怪”。
“我们见啥怪?!上头有人见怪。只是想他去坐两天不要钱的房子,吃两天不花钱的饭菜!”
“我陪两位老兄到隔壁小竹林饭馆……”
“今天没空。改天!”两个便衣说了就走。
便衣前脚走,李文杰后脚到。
“哎呀,李瞎子(李高度近视眼),幸好你晚来一步!”马大忠把刚才的事给他复述了一遍。
“噫!他们有‘顺见耳’呀!?”(解放后方知,得胜的三个老板中,一个叫谢雨樵的是“较场口事件”打过郭沫若先生的特务——这比“顺风耳”还快)。
“我跟开戏报的李正方老师说,这几天不上你的戏,你躲一下!”马大忠着急地说。
“躲?!是祸躲不脱!”
“好汉不吃眼前亏啥!”马大忠话刚完,就见一个重庆警备区的军官径直走向李文杰——“祸不单行哪!”马大忠和李文杰的心里想。
“李老师!”那个军官一开口,马大忠松了一口气。
李文杰也“石头”落地。本不识来人,仍热情相迎:“你好久没有来看戏?”
“今天就是来……”
“我请客!马外交安个好位子。”李文杰忙着掏钱。
军官说:“今天就是来请你当老师!”
半月前,警备区的一批爱好川戏的军官搞了个“玩友”组织,诸事齐备,缺乏教戏的老师。
李文杰一听,喜出望外,这是个躲祸的好地方:“今天我没戏,马上就去!”
一周后,那两个便衣又来了。马大忠十分热情地请到经理室,泡茶送烟。
“今天李文杰午场有戏,总麻不脱了噻!”便衣吸了口烟,吞云吐雾说。
“是不是等他——”马大忠想拖时间,再想方。
“是不是等我演完戏,二位陪我一同到警备司令公馆去一趟,然后再跟你们到局子,好不好!?”李文杰边说边步入经理室(他进剧场就听说便衣来了,故意来“亮相”):“要是二位时间宝贵,请代我上台给观众说一下,还请给司令公馆打个电话……”随即摸出个小本本翻开递给便衣。
两个便衣看本本上除司令公馆电话外,还有十几个这样长、那样长的电话。再抬头细看李文杰穿的是警备区的一套崭新的军官服,腰杆上还有“硬火”(枪),又听他说唱完戏要去司令公馆,实实摸不透这个唱戏的人底细。不敢冒然行事:“李老师——”两个便衣当场变态:“李老师今天忙,我们就不麻烦你了!”说罢笑扯扯的拱手告别而去。
李文杰从茶几上收回小本本,一屁股坐下。
“李瞎子时来运转,当官啦!”马大忠开玩笑地说。
“啄木倌!你不是喊我躲祸嘛,这套‘戏装’是‘玩友’学生送的,这支枪莫得子弹的‘道具’是借来耍几天,到司令公馆是陪他们去唱‘玩友’。为躲祸,只能打出这张牌。”李文杰与马大忠相对大笑。
没想到,李文杰就为这身打扮,弄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不过,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事了。
好一个罗怪物
渝州早年的川剧界,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名丑,同行和“玩友”都习叫他“罗怪物”。此人,姓罗号清明,1878年生于四川成都三桥南街。
罗清明少年时,离开贫寒的家庭上川戏班学艺,后又入1901年创办于自贡的臣字科社深造,科名罗全臣,学小丑,业师邓汤圆。出科后,他仍用原名,辗转献艺于贵州以及四川的下川东一带,重庆——用他的话说,是他“七进七出”、停留时间最多又最长的主要艺术活动的中心。在重庆,他曾先后搭过群仙茶园、悦和茶园(当时的剧场名称)、东舞台、一国戏院、又新大戏院(后来的重庆剧场)等戏班。他是1917的创办重庆裕民科社的“十大领首”之一,为川剧培育“裕”字辈的杰出人才尽了一定的力量,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罗清明所演剧目十分丰富,尤其擅长一批襟襟丑应工的喜剧。
罗清明为什么又叫罗怪物呢?
原来是他:脑壳大,头顶蓄一撮发,头部四周剃得精光,额突、脸长、眉短、眼圆、下巴尖,身材瘦矮,肚儿鼓。其长象和修饰颇有点儿“怪”;他坐“滑竿”(旧时一种简易的轿子,乘客坐滑竿是仰睡状,与乘轿不同)身不仰卧,足不踏吊板,曲腿而坐。他在茶馆喝茶,臀部从来不沾座位,躬身弯脚于高板凳上品茗。对旧社会“三教九流”的下层人物,他常常凝目注视,仔细揣摩——如茶社提长嘴壶的堂倌,酒楼饭店跑堂的幺师,药铺捡药的“抓抓匠”,成衣店的裁缝,卖瓜子、花生和摆烟摊的小贩,街边的补锅匠、补缸匠、补碗匠,挑葱卖蒜的乡里人,算命卜卦的瞎子以及讨口叫化的乞丐、化缘的僧道,还有那些吊儿郎当的警察,歪戴帽子斜穿衣的“滚龙”等等。他把这些人的语言、行为甚至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时,还当场模仿某一个动作,学某一种腔调。有次,偶遇一位唱“过街玩友”(在街上行走自乐)的盲人哼着川剧的腔调到茶馆喝茶,他便移位近身,装成瞎子,学着盲人“玩友”的举止神态,同他摆了一上午的“龙门阵”。盲人“玩友”走时,他还找了一根竹棍,装瞎眼人伴他走了几条街,不识罗清明者的路人,硬把他也当成瞎子。他极爱好“评书”,听时,专心专意,目不转睛地盯着说书人脸上的喜怒哀乐,和手上南指北划的动作,扇儿开、关、转、舞的玩型,“惊堂木”轻重缓疾的敲击……他听到入迷之处,“评书”先生上面讲,他在下面放声说,惊得其他听众哈哈大笑,有时也招来一两句唱斥谩骂。其生活中也有点“怪”;受艺于罗氏门下的弟子有夏长清、宁子洋、易双全、罗开新以及女角陈玉娟、陈玉婵等。几个习丑的门徒,虽喜欢老师的襟襟丑戏,也倍加刻苦地钻研,但总觉得得不到个中的卯巧,抠不到戏中的“腰子”,常常向老师请教。
“师傅,我们演起总不及老师随,也没有老师‘中洋’,不晓得是啷个的?”丑角徒弟问。
他课徒传艺也带点“怪”味。“啷个的?”他笑嘻嘻地说:“光跟我学不得行。我经常给你们说,一个粑粑吃不饱,一个师傅学不好。还要到街上去学!”
“到街上学!?”
“讨口叫化都是人学的!”
“啊!”
罗清明长象“怪”,生活“怪”,教徒也“怪”,演戏亦自然离不开一个“怪”字。
他演《补缸》、《裁衣》能将“大钵”(一种乐器) 代替的缸,“签筷”(公堂戏多用的、插于“签简”内的道具)代替的尺等几样道具用“活”。他将“补缸”的活路,“裁衣”的程序摸拟得维妙维肖。不仅一般观众说他演得像,演得好,就是看过这些戏的补缸匠、裁缝师傅都夸他做得好,甚至怀疑他学过这行道。
有一次在又新大戏院,罗清明演完《裁衣》刚进后台,见一老者手提礼品,携一孩童,老者见罗清明进来,就催促娃儿:“快给老师磕头。”
罗清明双手扶起:“拜师学戏,要先拜梨园之神——太子菩萨。”
“罗师傅!”老者回答道:“不是学唱戏,是跟你当徒弟学裁缝。”
“跟我学裁缝?!”
“我看过你几回《裁衣》哪!罗师傅手艺不错!”
“哈哈哈……”罗清明赶忙解释:“我这个裁缝连疤疤都补不来……”
“老师的破袜子都是师娘在补。”站立侧旁为罗清明卸装的徒弟补充了一句。
“哈哈哈……”后台的演员都笑出了眼睛水。
他演《花子拾金》,能细腻刻画出叫花子拾到黄金时的狂喜心情和突然“发财”后想如非非的心态。演《收滥龙》,他不戴师盔后扇,只将耳幞纹顶上的“龙嘴”套在脑端的一撮发上,播翎子一支。演时,则模仿黄鳝的扭曲摆动,再揉进“木偶身法”,活脱脱再现了由黄鳝变成的滥龙的本来面目。演《出北关》,他操一口四川川北土话,风趣幽默。敲诈勒索过关人可降到只要一包水烟(烟之种类,价低廉)(的可笑地步,“欺头”(便宜)吃不成,马上变脸要公事公办。塑造了一个又可怜、又可笑、又可恨的小差狗子。《李七起解》的解差,他演得气势凶凶,外强中干,欺弱怕硬。在彪形大汉囚犯李七的拳足下,可以把犯人喊爹喊老子。
观众看了罗清明台上演得活灵活现的“解差”、“小差狗”,会自然连想到当时社会上的那些“滥警察”的可憎可耻的肮脏行为。怪不得某监狱的看守长官看了《李七起解》亲临后台大兴问罪之师:“哪个叫罗怪物?”
“我就是怪物有啥事?”罗清明见来者洋歪歪、颤巍巍、出言不逊的样子,故意将“怪物”与“有啥事”紧连在一起,成了“怪物有啥事”。
看守长官训话般地说:“二天再恁个演,老子喊两上‘丘八’(兵)把你‘毛’(整死)了!”
“有本事!”罗清明竖起大拇指又笑嘻嘻地补了一句:“你碰到李七李大爷,还不是跟我演的解差一样。”
“你——”看守长官气得吹胡瞪眼,也莫可奈何。但他不愿就此败下阵来:“你娃硬是个怪物!”
“多谢奉承!”罗清明以软斗硬。
“再照到这个演——”
“谨遵台命!”罗清明不等对方说完便插话。
“我——”
“你发话,我照办!”罗清明很有礼貌地送瘟神:“长官慢走!”
看守长官遭了“闭口沙”,灰溜溜地离去。
“哈哈哈……”后台的演员,看热闹的观众笑得不亦乐乎。
罗清明擅于塑造那些阴阳怪气的差役形象,也就是四川人习称的怪物。因此,喜欢他演的这些角色的观众,反其意而用之,赠他一个“怪物”的称号。
罗清明极感谢观众“上帝”的雅爱,更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绰号,时时磨炼舞台上那些“怪物”角色,处处精益求精,让那些人物“怪”得有啃头,有回味。他便将“罗怪物”作为艺名,写上了宣传粉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