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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郑志刚长篇游记：西北36日（之三）
2002年5月3日
瞅瞅西安周边的地名——咸阳（秦都，陇海、咸铜铁路交汇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陕西工业中心之一）、临潼（骊山、华清池、兵马俑）、灞桥（唐代此桥设驿站，送亲友东去，多在此折柳伤别，颇具诗意）、蓝田县（传为华胥氏及女娲故里，荆轲、蔡文姬的墓也在这里，王维的辋川山居，更是令人向往）、终南山（又称太乙山、地肺山，简称南山。“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说的就是这里。“地肺”一词有点意思，我品味了许久），等等——都能让人顿起沧桑兴废之慨叹，更不用说长安城的厚重辉煌了。克林顿访华直飞西安，真要算他眼光独到。在中国，公元前1126年起，先后有西周、西汉、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建都长安，历时千年。西安是当时亚洲和东方的贸易都会，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历史”得令人高山仰止。
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闪烁着“唐家子”这三个字。中国国力最盛的时候，当数汉唐两代。尤其在唐代，对于中国人，中亚诸国是以“唐家子”相敬称的，李唐之煊赫可见一斑。这一切，都是以长安为核心生发的。长安，当时是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一群又一群外国使节，携带着丰美的礼品，恭恭敬敬地叩拜学习。城里城外转转，足令高鼻梁、深眼窝、大胡子的他们眼花缭乱、惊叹不已。整个中华看世界的眼光，肯定是俯视的。我们的先人泛着红光的脸庞，显得尊荣而华贵。我完全想象得出，当时的长安是怎样一种规模，城池联袂，钟鸣鼎食，一朵朵祥瑞的云彩飘卷在高空。可是，我现在脚踩的土地，是千年之后已经产生不出梦幻的土地，是21世纪中国西部发展中的一座嘈杂之城。
1935年11月2日，中国名记者范长江笔下的长安城，正淹没在一片“泡沫兴盛”之中。国内一般都市都在经济没落中叫苦，独有长安急促繁荣。商店数目和贸易额急速增加，各样建筑如雨后春笋。土地价格从每亩十多元暴涨到数百元，乃至上千元。大小旅馆爆满，想找个地方歇脚，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长安繁荣，是因为陇海铁路通车。外来货物不必再由潼关用汽车转运，节省了运费和在潼关时的起卸费。货物成本降低，市价必然回落，市民购买力必然增加。另外，西北剿匪总部成立，“剿匪”军事中心由成都移至长安。大批西来的军政人员，给了长安启动消费的杠杆，催生了一时的“非常景气”。长安的进步，在市政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简直可说是一日千里。主要街道一律筑成碎石路。背街僻巷也一变从前大坑小坑的路面，成了通车无阻的坦途。
范长江分析说，表面繁荣的背后是不容乐观。长安是以“单纯消费景气”和“暂时剿匪景气”为实质“富”起来的，这决定了繁荣的暂时性。类似情况是，江西南昌曾以“剿匪”盛极一时，朱、毛走后，“景气”也走了。
范长江观察到，陇海路送到长安来的货物，以日常直接消费的制成品居多，而生产日用品的机器却非常少。这说明关中货币正在无希望地流出，隐示着社会金融正一步步紧缩。
随着价格飞涨，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展线两侧的土地，几乎全被土地投机商“把持”，凭借政治力量操纵土地一夜暴富者不在少数。更有恃权经商者，官厅法令根本不放在眼里，治安当局也无可奈何。
对此，范长江的结论是，社会发展如果脱离以一般社会福利为中心的正轨，让“钱”与“势”交相为用地集中于一部分人之手，必生不平之鸣。
即便现在看来，他冷峻深刻的剖析与提醒，仍有不小的现实意义。
现在是2002年5月3日下午4点钟，我坐在西安古城墙标明是4200米处的一个水泥台墩上，读完了范长江的《长安剪影》一文。今天是个阳光热烈的晴朗好天，小鹿一样活泼的年轻男女，在城墙宽阔的青砖甬道上，合骑一辆租来的加长自行车，把欢笑声放肆抛洒。
透过城墙垛口，我不仅看到了《三秦都市报》“新锐视角，新生活新感受”的大幅楼顶广告牌，还发现了垛口青砖夹出的袖珍长安城有种别样古典美。光洁的柏油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潮熙攘。汉唐盛世的眼睛，似乎就藏在古城墙不为人知的某一处。
我还发现了脚边的城墙角落里，有一只被蛛网般的细丝缠绕着的蜗牛，不禁顿生怜悯之心。用手捏起来后，才发现那是一团嚼完后又被抟圆了的口香糖。我同时还发现了自己脚下的一块显然是被随意丢弃了的废旧电池。
我身边宽阔而严肃的这条城墙，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防御功能，城墙设计为厚度大于高度，底宽18米，顶宽15米，高12米，总周长近14公里。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年间，已有600多年历史，其间屡经修缮。如今门票10元。
也许正是这条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墙，让西安具备了苍凉浑厚的西北气质。
但西安似乎并没怎么善待这条城墙——就像郑州没咋善待商城遗址一样，就像似乎全中国的古建遗存大都没被好好重视一样——是不是有点新媳妇一旦娶回家，恩爱呵护也随之停止的味道？一旦拥有便即视若无睹？我看到，城墙四周是一片片灰秃秃的破旧建筑，城墙和建筑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连麦苗和杂草之间过于亲密，麦田的主人都要惹人讥笑，可是城墙呢？
如果城墙之内的城区完全古建筑化——当然，这个区间里古建筑现在就不少，比如钟楼、鼓楼、大小雁塔等——而将工业产业集中“安排”到城墙外，再着重强化文化和绿化体系的规模效应的话，西安是不是有可能变得好一些？
大陆城市之所以总是不能彻底告别粗糙，主要是缺乏精致意识和生态意识，多的却是利益短视。
今天的大半天时间，我都在公交车上度过。我是无选择地见车就上，狂转不已，隔着窗玻璃四处乱瞅，初步领略了这座充满粗疏大气却似乎不善持家理财的城市。这里的空气比郑州还要脏，到处灰蒙蒙一片。凌乱的拆拆建建到处都是，拆了半截子的建筑形容破败地站在市中心，像手术后尚未愈合的伤疤。
除此之外，国内城市发展转型期所特有的“爆发户”迹象，在西安也很明显。比如，街头面目雷同的流行广告，大白天搔首弄姿坐在门口向男人抛媚眼的美发厅女老板，商家聒噪无序的促销。
城中心一座立交桥旁边的楼顶上，竖立着巨大的公众广告“西部大开发，西安要先行”。《河南人到底惹谁了》这本书，到处卖得火热。
有意思的是，西安城里的河南人俯拾皆是，据说比三秦土著还要多。在东八路附近，我向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打听羊肉泡馍馆，他指指路对面说那不是么，明显的焦作口音。细问，是温县北冷乡人，在西安已有40多年。
在城墙上，一位卖民俗工艺品（比如埙，一种黑黝黝的吹奏乐器）的王姓中年男子，是西平县人，在西安也有十几个年头了。
解放前，大批河南人逃荒西迁。尤其是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大地百多个县，总共1000多万人的河南省，被活活饿死300万，另有300万人沦为流民，西出潼关，向西北高原进发。在饥饿逃亡的漫漫征途中，尊严与人伦已被彻底摧毁，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严寒的冬季，一群人将路边白花花的人骨集中成堆，像点燃劈柴一样焚烧取暖，并不算啥稀奇的事情。人骨在燃烧的时候，会有油渗出，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一个女人，绝对是谁能弄来吃的就跟谁走，半个烧饼就能立即在草堆里脱裤子的。至于孩子，有的饿得哇哇大哭，有的在困得睡在路边的母亲怀里，被饿狗咬掉耳朵，惊吓而死。
饱受灾荒与战乱的河南人往哪里逃？八百里秦川当然是首选之地。西安是大城市，对河南人来说，这座城距离最近，也最容易谋生。灾民们往往一条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在西安搭个简易棚子就算扎营了。由于当时陇海铁路已经开通，所以西安的道北地区、解放路（原尚俭路）聚集的河南人最多。他们在铁路沿线讨生活，拉架子车、黄包车，或者做点其他小营生，白手起家，历尽艰辛，一代一代到现在，早已融入这座异乡的城市。
东八路就是河南人的聚居地之一。上午，我和大中在冯德明带领下，拐入一条狭窄破败的小胡同，叩开一扇老旧的木门，迈入一间昏暗低矮的小房间。冯德明80岁的老母亲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她姓孙，河南武陟县西陶镇人，19岁随丈夫到西安，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0年。
说起这60年，还带着浓重家乡口音的老太太，在丈夫的遗像前眼眶湿润。夫妻俩不仅需要把六个孩子拉扯大，还得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时刻准备节衣缩食地接济彼往此来的老家人。她一辈子不识字，一辈子挣扎在生活底层。
还有冯德明的大姐。我上午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西安市造纸机械厂家属院的家门口照看小孙子。她和当年从安徽逃荒到西安的丈夫从厂里退休后，如今的任务，是为子女们带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她戴着黑边眼镜、高高壮壮的丈夫说，年轻时，他在长安县、麟游县等地乡下为农民割过草放过牛，受尽了生活的苦累。
早年因生计所迫移居西北一线的河南人群体，他们被重新排布的命运和生活，他们颠沛流离的经历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在故乡和异乡之间的痛苦过度，他们与生活轨迹、生存空间完全不同的后代人之间的磨合碰撞，都是一本本读不完的书，一个个值得社会学家作深入调研的课题。
这个庞大的包括河南人在内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群体，是怎样在西安城市发展变迁的既往流程中发挥着自己独有的作用？面临西部大开发，他们又将随西安这座城市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今后的生活是否还会发生大的变化，具体又将怎样变化？最终他们的归宿在何方？
一大堆谜一样的问题。
傍晚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在西安城墙著名的箭楼——永宁门前方方正正的城池里，发现了一面巨大的牌子“西安城墙荣膺4A级旅游景区”，这该是西部城市“自我包装意识”逐步复苏的喜人现象。
城墙旗杆上的红纱灯亮了，雪白的照明灯亮了，各式彩灯也亮了。西北高原之夜，眨着丰富多情的眼睛。正对着永宁门的是远处林立的商厦、笔直如带的马路，钟楼古朴的影子沉默在夜幕中。我忽然真切地触摸到了“博大”这个概念，所要传递给人的意念中隐含着的柔媚一面。是的，这里曾是天子脚下，名流如云，产生了中国最动人的必将永垂不朽的东方艺术体系。城市的气度实在是养出来的，一天天，沉静从容，水一样地流出来的。最坚强的同时必然是最柔媚的，所以西安产生了英明刚毅的李隆基和水一样柔情的杨玉环，产生了生前傲慢刚硬死后墓丘却饱满丰腴令无数男人心猿意马的武则天。刚柔必然相济，所以中国才除了北京、西京、东京，还跟着个南京。江南水乡和中原腹地的京城，到底和北方西方有别，到底少了一层冷和大。
所以，如果说城市需要复兴的话，西安尤其需要。
在回冯德明家的12路公交车上，一个身穿少数民族服装、有着一双早熟的大眼睛的小女孩，坐在我旁边。她瘦小的臂弯里，躺着根宽大的竹扁担，脚边是两大筐各式茶叶。
问话得知，她16岁，家在云南大理，随父母来的西安，小学还没念完。她说自己学习不好，也没兴趣再念了。她下车后，单薄的身子老练地挑起沉重的担子，很快就和同伴消失在夜色中了。
据她说，这几年，她走过内蒙和郑州，西安是第三站。她和同伴们每天挑着茶叶，穿梭在陌生而冰冷的城市。开始是无奈地，是被迫地，渐渐变成了麻木地，习惯性地，往自己清纯的心灵里，添加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后来，听冯德明的独生女儿冯燕说，这样的孩子，西安城里多着呢。
12路车在晚上8点多西安城的夜色中飞奔。越靠近郊区，四周景物越是浑浊杂乱，路越坎坷。只有尘土飞扬，人影幢幢。
在光华路下车后，我又租了辆三轮车，2块钱到造纸机械厂家属院。我在颠簸中接到了冯德明满是焦急担心的第三个电话。
9点多，在那张逼仄的饭桌上，吃上了丰盛的晚餐。我和大中喝了当地产的“汉斯啤酒”，喝了鸡汤，吃了排骨。冯德明夫妇一直在尽量绽放着笑脸，尽量找话题。客到主不安，他们家的房子并不宽绰。我在他们客厅兼书房兼一间卧室的房间里吃饭，心中涌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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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4 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