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志愿者被村民骂走：你什么都不带，来干什么？

天府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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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志愿者被村民骂走：你什么都不带，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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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五年，我们进步了吗？

首席记者｜杨江（发自四川芦山）

虽说多难兴邦，可蜀人历经的苦难来得也太多太频了。同处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汶川与芦山，地理跨度不过85公里，却在五年内先后经历了两场惨烈的大地震，一次又一次揪动着我们的心。

“5·12”汶川大地震最终导致8万余人死亡或失踪，虽然灾后重建在惊人的中国速度下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便得以完成，但这场灾难给人们心里留下的创伤至今仍在艰难修复。

2013年4月20日，再过20多天就将迎来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五”常被中国人当做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一些媒体派记者入川，以重访的形式重新审视这场地震。的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历经的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灾害总有它的两面性，既是这个国家的伤痛，也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洗礼。

震后的五年，有形的余震持续了至少两年，无形的余震却延续至今。国如何以民为本？民如何扮演好天下己任的角色？具体而言，如何构建完善的国家灾害应急机制，如何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如何从普世价值上去重新认识灾难与死亡，这些话题持热至今。当然，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焦灼一如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媒体的五周年祭尚未推出，7.0级的芦山地震就在4月20日的8点02分发生了，芦山所在的雅安市，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老天爷似乎有意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完成这场审视。

当然，在地震学上，芦山地震并非汶川地震的余震，前者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后者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北段，这是两次独立的主震。

五年前的惨烈留下的刻骨印象，让人们对芦山地震产生了预判，心提到了嗓门眼，芦山会否成为第二个汶川？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五年，我们进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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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那么脆弱，但也不够坚强

芦山汽车站位于新城区，钟楼指针定格在8点02分，它成为了这次地震中的“汉旺钟楼”，然而，幸运的是，芦山并未成为汶川。从芦山汽车站跨过一座桥便进入老城区，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弃城，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屹立，但实际内伤很深，已成危楼。这与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城区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截然不同。

踩着瓦砾，记者来到了芦明小学，学校门口的一家灯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走进校园，教学楼虽然裂痕明显，在不时袭来的余震中看起来似乎摇摇欲坠，但整座学校只有围墙坍塌了一小部分。

孩子们大多已经跟随老城区的大人搬至新城区避难，新城区主干道两侧是近年来新建造的政府办公楼群与体育馆、医院等公共设施，这些建筑大多在强震中出现裂痕，尤以芦山县人民医院裂损最为严重，伤员救治不得不在医院门诊大楼后的帐篷内进行。不过新城区规划没有老城区那么密集，空旷区域较多，利于人们扎帐。

截至4月23日《新民周刊》截稿前，这场地震共造成193人遇难、25人失踪、1万余人受伤。地震的破坏程度远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严重。

汶川大地震中伤亡之所以如此惨重，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区尤其是学校、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建筑物整体垮塌。而此次芦山地震，垮塌与伤亡主要发生在龙山、双石等位于震中区域的乡镇，民宅虽几乎都被夷为平地，但由于大多是一两层的低层建筑，垮塌造成的伤亡也就没有汶川大地震中那么严重。

更为幸运的是，地震发生在周六的上午，学校放假。谈到学校，这是灾后第一时间外界最为关心的一点，人们极其不愿北川中学的一幕重现。《新民周刊》此后又走访了芦山县城所有的中小学以及下属乡镇的一些学校，情形与芦阳小学相似。

之所以没有坍塌，除了地震本身的烈度没有汶川那次厉害外，还有一个原因——芦山的部分学校在上次汶川地震中成为危楼，国家拨款进行了重建。不过让人困惑的是，这些重建的校舍质量到底能不能算通过了地震的检验？

以芦山中学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危楼后，国家拨款重建，学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重建耗资高达约5000万元，抗震设计级别为8度，2012年12月28日建成投入使用，但不到半年，却在芦山地震中所有新建校舍严重裂损，再次成为危楼。

这名老师目前住在学校前的帐篷里，他说：“也许专家们会认为没有垮塌就说明达到了抗震级别。”

“但我仍觉得后怕，假如烈度再大一点呢？假如那天孩子们在上课呢？”他认为必须铭记汶川地震的教训，要把学校建成最牢固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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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抗震能力仍普遍较差

所有的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的狰狞面，那就具有绝大的破坏力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创伤，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

双石镇双河村，37岁的村民杨双梅和8岁的儿子杨宇杰地震时正在自家二楼，剧烈的摇摆，房屋瞬间倒塌，杨双梅抱着儿子被摔到屋外的小巷子，刚摔到地面，巷子另一边一堵墙壁就到了，直扑母子二人，杨双梅本能地护住了儿子，母子俩瞬间被吞噬，等村民们把他们挖出来时，杨双梅已经没有了呼吸，儿子则得以幸存。

即便飞仙关镇这样的非震中位置的乡镇，房屋倒塌率也高达80%，这样的情形与汶川大地震时极其相似，中国农村的居民住宅普遍为农民自建，出于成本控制与防灾意识的不足，再加上农村建筑队的施工水平低、无监管，农民自建住宅抗震能力普遍较低，稍大一点的地震便会造成较大的破坏。

2008年盈江地震后，政府给受灾户分别发放了数额不等的经济补贴，其中重新建房的人家，如果完全按照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补助，但是最后愿意领取这1万元的村民很少，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认为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建造房屋，成本将超补贴数倍。

如何制定出更好的政策，尤其是在云贵川这些地质复杂、地震高发又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引导并帮助农民普遍提高住宅的抗震能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国家的巨大挑战。

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成都军区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谈及民众的避震常识时很感慨，因为震后两日内，他在帐篷医院内接诊了至少5名在地震时因为慌乱跳楼逃生受伤的村民，而在成都，有3人因为强震发生时惊吓过度跳楼摔死。

“一些人的房屋没倒，却在跑出去时被倒塌的围墙砸死了。”苏永林说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很结实的家具，比如方桌，躲在下面完全可以避震，不能乱跑，除非地震时你就在门口。

不过，在现阶段，提高建筑的抗震能力，在中国恐怕远比提高农民抗震防灾的技能要来得重要且更具现实意义。

地震中有死亡，也有奇迹，芦山县市民杨能珍家的两层砖木结构住宅已经历经了至少两代人，在此次地震中，所有墙壁均已坍塌，四个房间中的三个已经“镂空”，唯一完整的是底层里间的一个卧室，杨能珍的女儿方晓燕地震发生时正躺在这间房间睡回笼觉。方晓燕是一个准妈妈，预产期5月6日，地震发生时，她被房屋剧烈的摇摆吓得半死，卧室的木顶已经被地震波撕裂，但最终在行将坍塌前，地震结束了，方晓燕与腹中胎儿捡回两条命。

对《新民周刊》谈起这段奇迹时，杨能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反复问记者：你说，我们幸运吧！

然而，生命安全不能总寄望于奇迹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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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人多成“灾”，逐渐成熟

芦山县城，志愿者多到给人一种与灾民一样多的错觉，而且还有更多志愿者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志愿者的行动是最为迅速的，与这种速度相比，高速收费站灾后三小时左右才取消了收费，反应显得迟钝得多。

从雅安、荥经等方向通往芦山的道路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原因就是社会车辆实在太多了。导致生命通道不畅，救护车、消防车、军车与运送救灾设备的专业车辆被逼爬行甚至趴窝。这一幕与汶川地震时何其相似，让人难过的是，20日，一辆载着17名战士的军车在驶往芦山途中因为避让社会车辆爆胎翻车，2名战士牺牲。

当然，爱心是可贵的，爱的苏醒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希望，但我们显然还没学会如何去表达爱，民间救援的规则五年后仍未明晰。

交警无奈之下设卡拦截，所有社会车辆包括采访车在内，一律不得驶入，一道关卡拦不住，就设立两道、三道？？一些志愿者不能理解，焦急地要求交警放行：“我们要把物资送进去！”交警不得不一遍遍解释，甚至祈求理解。

4月20日，成都军区第42医院先后派出两支医务组奔赴芦山，但糟糕的路况妨碍了他们的进程，第一支队伍早上9点30分出发，下午3点才抵达芦山，耽误了半个小时，第二支队伍则被整整耽误了5个小时，不得已，领队干部陈凯峰几次跳下车帮助指挥交通。

由于对灾情误判，一些企业以为就像汶川地震时那样，大量人员被埋废墟，派出了重型设备，事实上，由于此次倒塌的主要是农村民宅，伤员第一时间均已由村民挖出或自行爬出，大型设备至少在目前的救灾阶段并不能发挥作用，反倒会占据道路资源。

重型设备被拦截在关卡外，在荥经通往芦山的道路上，一些志愿者举牌恳请非专业志愿者暂时不要前往灾区，给救命通道让路。

得以进入灾区的志愿者表现又如何呢？21日临近中午时，记者在芦山县人民医院门口见到了三女一男，四个年纪在20岁上下的青年人，四人正坐在私家车内怡然自得地抽烟，其中一个女孩子边弹烟灰边告诉记者，她们是来自成都某大学的学生，20日深夜与卡道拦截社会车辆的交警“斗智斗勇”才将车开进了芦山。“我们是来当志愿者的。”女孩说，他们来看看灾情，顺便帮忙搭了搭帐篷、送了一会儿水。记者问他们坐在车内要去哪里，女孩回答：明天周一要上课，我们现在要赶回成都。

就在他们不远处，两名脖子上挂着“征集返程车”纸牌的志愿者，很无奈地告诉记者，由于一时间涌进芦山的志愿者太多，很多人没有救灾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特别是一些来自雅安、成都、重庆地区的学生看到灾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再加上周一要上课，都在21日急着返回。“长途车站停止运营，学生又向我们求助，要求帮助协调车辆送他们。”

来自云南的志愿者陈诚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五年前自己的影子，“五年前我16岁，什么也不懂就到都江堰当志愿者，后来才逐渐明白当志愿者不能仅靠激情，光有爱心不够。”20日上午，他从云南出发，一路结识了十几个有经验的志愿者，组成了一支团队，接受四川省团委、雅安团市委的统一协调，组织零散的志愿者有序参与救援。

陈诚成了一个小“头头”，他站到志愿者培训处的一个水泥墩上，扯着嗓子对新来的一批志愿者喊话：你们都是很有爱心的，但我希望你们首先想清楚一个问题——我到灾区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

下面，四五十个年轻的面孔一脸迷茫，陈诚说，“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想的是希望能尽快去废墟里用手挖人？”

有人已经急了，“那还不快带我们去？！”陈诚却回答，“昨天，一个志愿者到震中救灾，却被村民骂了出来，村民骂他，请你走，你知道我们要什么吗？你什么都不带，来干什么？”

陈诚提醒面前的年轻人们要了解灾情与需求，当志愿者不是赶时髦，灾区更不是秀场。记者注意到一名身着旧式军装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伍军人，灾后两日里不断以志愿者身份接受媒体采访，却始终没有见到他参与志愿行动，哪怕是在搬运物资时搭把手。这名男子质问陈诚为何迟迟不给他们发袖章、手套、服装，陈诚哭笑不得：“你来灾区是干什么的？志愿者首先就是不要给灾区增加负担。”

33岁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李岩是个暴脾气，他忍不住想骂人：“一点户外经验都没有，穿着裙子、皮鞋就来灾区？有些人来兜一圈，主要内容就是自拍发微博。”五年前，李岩也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当年的一批现在都成熟了，问题是，新的一批年轻人，当年由于年纪小或者其他原因错过了汶川地震，现在觉得机会来了？？”

“地震发生后最初三天内应该让专业救援队以及专业志愿者进入，其他非专业志愿者最好三天后再进来做发放物资等辅助性工作。”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前锋”与“后卫”的关系。

不过，李岩觉得与五年前相比，官方对志愿者的组织协调工作已经进步了不少，“汶川地震半个月左右才开始对志愿者统一组织，这次第一天就设立了登记处。”

这五年内，一些专业志愿者组织也逐渐成熟，壹基金成立了一个全国救援联盟，李岩所在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就在这个联盟里。联盟的成员多是专业户外人员，平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

芦山地震发生后，这个救援联盟组成了多支梯队，到芦山各个乡镇考察灾情，将情况反馈给后方，后方再针对性组织救援。

“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营、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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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救治能力更强，组织更有序

4月20日深夜11点55分，12岁的女孩高诗琴被抬进了芦山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后面的帐篷医院，生命体征不稳，命悬一线。

成都军区第42医院在灾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芦山，带来了一台手术车、一台透视车以及两辆救护车，并搭起了帐篷医院。“汶川地震时，我们医院也是第一时间进入北川中学展开救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这一次的救灾显得更主动、更有效。”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告诉《新民周刊》。

高诗琴是宝兴县灵光镇人，地震时自家房屋坍塌，把她砸在废墟里，她挣扎着从废墟里爬了出来，由于道路被毁，直到深夜才被送至芦山。经过检查，她存在血气胸、脾破裂以及多处器官损伤。

手术迅速在部队手术车上顺利进行，而后被抬进重伤员帐篷养伤，苏永林说：“如果在汶川地震时，她只能转送成都救治，恐怕在路上就已经？？”

由于灾情与汶川地震时不同，所谓的72小时黄金期表现并没有上一次紧迫。主治医师李波告诉《新民周刊》，与汶川地震挤压伤为主不同，芦山地震伤员主要是不同程度的软组织受伤。汶川地震时，李波曾在北川废墟处进行了三场截肢手术，作为一名医生，他并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可是“不截肢，坏死的肢体就会释放毒素危及伤员性命”。

此次芦山地震，让李波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迄今至少第42医院接诊的伤员中没有一例截肢或者终身残疾。他认为汶川地震积累的经验在这次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汶川地震初期，各地自发赶至灾区的医疗队出现了扎堆现象。李波认为，这一次有了国家卫计委的统一部署，根据灾情需要从各地抽调医务人员并合理分配，这使得救治工作显得有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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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行为克制，报道仍欠理性

以汶川地震的经验对芦山地震作出的预判，导致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出现了误判。大量媒体从业人员蜂拥而至，而后发现灾情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整个社会的悲情以及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救灾的激情已经被点燃，至今仍未理性消退。

汶川地震时，一些媒体记者的表现让人失望，比如没有灾难报道的经验，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就冒冒失失跑到灾区，最终成为救助的对象；比如采访过程中，逾越新闻伦理，对尸体不够尊重，为了新闻效果，干扰救援、过度打扰重伤员、反复勾起幸存者惨痛的经历；比如，在报道中过于渲染悲情，对血腥场面不加处理。

媒体，就像整个国家一样，面对灾难这个命题，其实都在摸索与逐步完善的阶段，在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媒体展开了反思，此后又参与了东日本大地震的报道。“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在此次芦山地震中，媒体记者整体表现较为克制，当交通堵塞，交警设卡拦截包括采访车在内的一切社会车辆时，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记者们或徒步或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在采访过程中，汶川地震时广为诟病的表现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媒体不断通过自己的平台对外界发出理性的呼声，向外界及时传递灾区的各种所需。

当然，媒体的表现依然被评论认为缺乏足够的理性与专业，报道仍然过于煽情，喜好树立“最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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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收获一堆“滚”，正力改形象

民间公益团体在芦山地震发生后走上台前，最惹眼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公开报道显示，地震首日，壹基金筹得款项1000多万元，超出中国红十字会筹得的3万多元。壹基金官方微博公开的信息显示，截至4月21日共收到善款4000余万元。

汶川地震后，受郭美美、“天价饭局”等事件的影响，红十字会遭遇公信力滑铁卢，这对红十字会而言也可谓一场“大地震”。五年前，人们将一笔笔善款打入红十字会的账户，五年后的今天引人深思的鲜明对比是，人们将捐款投向了壹基金，而红十字会则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一堆“滚”。

红十字会能够抓住芦山地震这个契机重拾人们的信心？4月20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飞赴灾区参与红十字系统一线救灾工作。

“对应不同受灾程度，目前本次社会捐助情况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时期相比，大体相当，我们对红十字会的筹资情况还是很有信心的，”赵白鸽强调，红十字会与所有慈善组织是合作伙伴关系，“大灾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亟需帮助救援的灾区群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竞争关系。”

她表示，这次救援较汶川地震更加科学、系统、理性，中国红十字会欢迎社会和媒体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对于网友举报的违规现象，将发现一例、处置一例，绝不手软。截至4月22日17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收到捐赠款物12234万元，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4247万元。

四川省红十字会副会长丁地禄告诉《新民周刊》，中国红十字会共计派出23支救援队400名队员、113台救援车辆前往灾区救援。

他认为外界不能受到一些负面声音的干扰，要看到红十字会在抗震救灾中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他回答：“不管别人怎么说，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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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体系：注重实际，协调仍不够

由于担心人们对灾情误判，物资捐助过剩，民政部号召民众以钱代物的方式支援灾区。四川交警总队发出通告，为确保救灾物资按计划顺利运往灾区，抗震救灾物资一律实行第三方转运，先运输到雅安多营镇华丰物流公司，再按计划组织运往灾区，所有运输车辆应服从交警指挥，严禁擅自驶往灾区。国务院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和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要前往灾区。

总体而言，此次救灾的组织工作比汶川地震时有序得多。实际上，灾区的救灾力量并非越多越好。如果协调不好，救灾力量也可能相互对冲。根据灾害损失的等级，制定合理的应急措施才是关键。

记者在现场看到，相较五年前，各单位和团体到灾区的情况确实没那么严重，救援队伍扛着彩旗招摇过市的景象也没有见到。不过，救灾物资以及志愿者过于集中在芦山县城，以至于县城里的市民在各个发放点重复领取，而在下面的乡镇，断水断粮的受灾群众不得已在路边举起了“缺水、缺粮”的牌子，同样受灾严重的天全县距芦山县不过35公里，却似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这种状况一直到4月22日才得以缓解。上午，接受短暂培训后的志愿者们开始徒步进入乡镇协助发放物资。下午4点左右，四架分别装载食品等物资的军用直升机从成空驻邛某军用机场起飞前往芦山县的太平镇和宝兴县实施空投，这也是黄金救援72小时内首次实施的物品空投任务。太平镇玉溪村三合头组和旁边的山上接近300人被困，因为房屋倒塌严重，积极自救的村民现在严重缺乏水、食物，没有一顶帐篷，还有不少婴儿没有奶粉喝。

李岩认为，民间救援组织应该被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加以规范管理和行动协调。在他的设想中，专业民间救援组织，可以协助政府快速对灾区进行人员伤亡、损失、物资需求等方面的评估。救援指挥可以据此优化调配救援人员及物资。

他说：“目前的统一协调显然不够。” http://img.ifeng.com/page/Logo.gif

天府骑士

   总有一些人真正的善良，真正的让人感动，总有一些人真正的睿智，真正的让人认可，还有一些人真正的狡诈，真正的让人鄙视，还有一些人真正的厉害，真正的让人佩服，后一种人让很多的人知道了一个女人叫郭美美，让倒数第二种人收获了丰厚的捐你妹，让倒数第三种人越来越多，让倒数第四种人更加引起关注，每一个灾难都是天灾和人祸的疯狂恶果，每一次捐赠都是无私奉献和借机肥己的惊心舞动。

天府骑士

    现在不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通过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国家目前不是最有钱的国家也是很有钱的国家，彰显爱心弘扬互助没错，但通过掌握的庞大媒体和绝对权力，有组织有分工有任务的让各机关单位公务员捐款捐物，减轻国家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不将监督和问责放在受灾民房不达标的官员身上，到最后吃亏的还是百姓，作为地震带的当地政府为何不在汶川地震后这几年将精力放在住房建设防震级别的检查和治理中，值得关注。地震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老百姓的住房根本无防震的能力，捐款如果能买回那些死难同胞的生命那要不断的捐冒起的捐，地方政府的工作应该问责，这比捐款重要，否则会有更多的人住在没有防震级别或防震不达标的住房内，实际上就是赤手搏虎，后果可想而知。

天府骑士

这次地震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经受住巨石冲撞，炸洗礼的那座石桥，建设这座最美丽的桥的人最让我感动，他们才是有良心的人，值得尊重的人。

天府骑士

在推动社会财富的均衡合理配置的机制产生之前，慈善是一项自愿，不是一种必须。正如捐款一样，你有选择参与的权力，也有选择观望的权力。否则，当捐款成为一种强制后，它所包含的馈赠意识与悲悯色彩将大打折扣。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可贵的精神财富。但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这句话背后所蕴涵的内容其实让人心酸，它所阐释的不过是民众自我救济的生死召唤。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其实也是五千年灾难史的中华民族，更多时候，国家救济常常是迟延的、无望的，国家更多时候并不是民众的指望。这八个字，其实是民众在灾难自救中的痛苦总结。

天府骑士

     美国新奥尔良水灾过后，民众的捐款并不踊跃，要知道这些人刚刚为国外某地灾害自发进行了大额捐款。后来，调查得知，他们认为国内灾难的救济责任是国家和政府的应有之义，而针对国外的援助正是基于对当地政府的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也许，当我们在高呼“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时候，还应当树立“匹夫有难、国家有责”这样一种观念。

天府骑士

    对当地的任何企业我们可以指责他没有依法纳税，但没有权力指责他没有捐款。索捐逼捐从来与捐款精神背道而驰。
    我是一个生而有罪的人，我心甘情愿地捐款。但我永远不希望那些道德卫士指着我的鼻子问我：今天，你捐款了吗？
    没有捐款的企业谁能说它不是个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捐了款的企业谁能保证它就是个良心企业，三鹿奶粉也曾为社会捐物捐款享受了很多光环但。。。。。。

天府愤青

半夜路过顶一顶！

天府骑士

    更为幸运的是，地震发生在周六的上午，学校放假。谈到学校，这是灾后第一时间外界最为关心的一点，人们极其不愿北川中学的一幕重现。《新民周刊》此后又走访了芦山县城所有的中小学以及下属乡镇的一些学校，情形与芦阳小学相似。

    之所以没有坍塌，除了地震本身的烈度没有汶川那次厉害外，还有一个原因——芦山的部分学校在上次汶川地震中成为危楼，国家拨款进行了重建。不过让人困惑的是，这些重建的校舍质量到底能不能算通过了地震的检验？

    以芦山中学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危楼后，国家拨款重建，学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重建耗资高达约5000万元，抗震设计级别为8度，2012年12月28日建成投入使用，但不到半年，却在芦山地震中所有新建校舍严重裂损，再次成为危楼。

    这名老师目前住在学校前的帐篷里，他说：“也许专家们会认为没有垮塌就说明达到了抗震级别。”

“但我仍觉得后怕，假如烈度再大一点呢？假如那天孩子们在上课呢？”他认为必须铭记汶川地震的教训，要把学校建成最牢固的建筑。----------------当地政府怎么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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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愤青 发表于 2013-4-30 00:2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半夜路过顶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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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骑士

巨额善款莫名走失，以何自救红会当思

2013年04月29日 09:3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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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芦山，想起汶川。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曾有100多位艺术家捐出作品义拍，筹款8472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定向捐给青城山市。但直到五年后的芦山地震发生，这笔钱却是“青城山没收到，善款不知所终”。捐款人的疑问经微博提出，引起轩然大波，红会回应称，因意向援建项目“未能纳入灾后重建规划”，最后“经总会执委会研究决定”，善款改为投入到“博爱家园”项目中。

善款挪用风波又与红会有关，公众或许并不感到意外。但事涉数千万善款，兹事体大。梳理此次事件的个中流程，却有着原本不该有的太多的复杂纠缠。

首先是关于8000多万善款的性质，是否属于定向捐款？虽然未看到明确的捐款协议见诸报端，但从此次义拍召集到最终善款捐出，其定向的性质都确凿无疑(起码属于双方默认)，除了艺术家所称定向于青城山市以外，彼时专为该笔善款设立的“红十字艺术家慈善基金”，还为善款确定了包括艺术教育、文化遗产抢救等在内的用途定向。

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受赠人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协议，应按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红十字法》第13条也规定，在处分捐赠款物时，应当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反观此次8472万元善款的捐赠，其定向捐赠的性质得到了红十字会的认可，而改变善款用途的前提，法律明文中“得到捐赠人同意”的前置措辞为“应当”，即为法定强制性要求。反观红会迟到5年的回应，其善款变更用途的程序，却是“经总会执委会研究决定”，而无明确地告知捐赠人并得到同意的要件(即便是作为捐款人之一或拍卖机构的保利公司有代表在场，亦不能视为尽到对全体捐款人的告知、征询义务)，其变更善款用途的程序已涉嫌严重违法。

而违背捐助者意愿，被红会私自改变善款用途之后的资金流向，红会此次紧急给出了“博爱家园”项目一系列数据。但吊诡的是，据媒体查阅红会博爱家园项目相关介绍、报告、讲话、报道，却从未提及款项来源于2008年的那次义拍。即便是未经同意、定向善款便被挪作他用，其用于“博爱家园”的具体开支明细，除了被捐款人、舆论逼问时甩出的几组简单数据，是否应有更详细公示？

再看红会给出的善款挪用的理由，定向捐助青城山市的善款，据称因为“意向援建项目未能纳入灾后重建规划”，而不得不改为他用。但未列入国家“灾后重建规划”，是否就意味着捐赠人的定向捐助意愿无法达至？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属于政府性灾后重建任务，不会也不应当排斥民间捐款援助其他未列入规划地区和项目的建设。迟到5年的这一牵强理由，是否仅是稍微能拿得出手的一句托辞？

可以侧面印证这一“托辞”揣测的，还有一个细节。彼时出面与艺术家成立专项慈善基金的是红十字扶贫开发服务中心，这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管辖单位，到2010年，其工作人员也仅有8人。2008年签8000万大单时，是否具有管理和运作数千万善款的能力与资质呢？现在看到的红会说法是，接受捐款时并不知道红扶中心无实施能力，接到捐款后却很快就知道了，而钱“没多久就上交给了总会”。俗语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红扶中心自身善款管理、运营能力在此次事件中的评估失误，是无意识状态下的偶发性自视甚高呢，还是刻意为之？

红会面临的信任危机，不是一个“郭美美事件”那么简单。账目透明，接受监督，以及更根本地去行政化，公众的诉求这些年来可谓一以贯之。类似8000万巨额善款“莫名走失”的事件，应当而且必须经受得住拷问与检验，这并非苛难，而是最起码的要求。红会的形象再造与信誉重挽，喊的口号已然不少，现在缺的是痛下决心的真行动。 http://img.ifeng.com/page/Logo.gif

天府骑士

吴龙贵：说清楚过去，红会才有未来

2013年04月29日 09:14
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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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的汶川地震，知名当代画家方力钧的作品《2008.5》当时募得397.6万元，但他一直不知道这些善款用到了哪里。4月25日，方力钧在微博公开质疑。27日晚，红会发来情况说明，确认曾收到包括方力钧捐款在内的8472万元善款，被投入到“博爱家园”项目中。（《南方都市报》4月28日）

尽管红会方面已经给出了8472万元善款的去向，但这个答复显然无法让人信服。据红会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捐款需要改变用途，一般由筹资财务部与捐款方沟通，了解对方意愿，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移交项目部门执行。8472万元捐款改变用途，是否履行了这一程序，为什么捐款的艺术家此前不知道捐款去向，为什么博爱家园的相关介绍中，都未提及艺术家及义拍活动？

这些疑问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将再次引发一场信任危机，对于目前公信力已经脆弱不堪的红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一直在尝试着改变，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建立捐款公开平台，此次地震中的表现，红会也可圈可点。在遭遇质疑后，红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埋头苦干”。

红会副会长赵白鸽昨日更是明确表示，“若三年内不扭转红会形象我自动辞职”。希望从查清这起善款的来龙去脉开始，只有说清楚过去，才有值得依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