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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大米”事件再掀风波。有声音指出继赴港抢购奶粉后，或将引发新一轮赴港抢购大米浪潮。然而，香港法例规定，大米作为香港的法定储备商品，携带超过15公斤的大米过境将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如此奈何？有专家建议，不要长期食用一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应该尽可能分散化购买，以降低风险。当最无奈的选择竟成为专家无可奈何的建议，我们不得不要回望身后的土地，是什么让我们赖以活命的粮食也在失守安全的底线？
过去，国家一直强调通过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来确保粮食安全。如今因重金属、化工废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各种因素，土地本身的质量在不断被侵蚀，部分土地由于重度污染，甚至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毒地”。“毒地”的规模有多大？去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罗锡文公开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或已达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比国家环保总署2006年公布的1.5亿亩多了整整一倍。
换句话说，我们即便守住了耕地红线，却仍有可能保不住粮食安全。
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看到，在被严重污染的土地上，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不敢食用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一种食品是否安全，难道只能交给普通人自己去关注它从头到尾的生产过程和凭运气筛选了？
政府在土地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均有立法的方式确立监管责任，涉及“从农田一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然而，其执行却受到了效率低下的困扰，大部分监管依旧依靠行政命令来执行。尽管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国家食药总局，集中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但对于一粒大米来说，这只能监管其流通消费环节，而大米生产归农业部门，出产土地归国土资源系统，灌溉用水归水利部门，而毒土地这样的环境污染又属于环保部门管理。这不仅使得监管信息分享和部门协作复杂化，也为官员互相推卸责任提供了条件。
更让人焦虑与担忧的是，已启动7年且耗资十亿元的土壤普查，至今还是秘密；毒地修复过程中污染工厂虽然搬迁了，但遗留下的大量棕色地块未经“清毒”，很多已被建成经适房、商品房和公共设施，留下无穷后患；政府对土地污染数据讳莫如深，对修复土地的地点三缄其口——对外界来说，毒地修复是一个“黑匣子”般的神秘存在。直至去年2月21日，“毒地修复”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知这个新兴产业，不仅项目遍布全国，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是毒地修复的买单者，而带有政府色彩的公司成为项目的承接者。毒地修复的工作，不仅重复着过去发展中那“短平快”的方式，而且整个毒地修复的流程基本都沿袭着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的模式。在这个缺少监督以及信息从未公开的流程里，原本直接决定我们能否保住粮食安全的毒地修复，又很可能成为一块被各种利益攀附的“唐僧肉”。
尽管“整治国土”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迈出了一步，环保部在《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其余由地方自筹。面对此前毒地修复出现的种种问题，要把土地安全与粮食安全作为中国政治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最后屏障来对待，要让土地上的生产者、使用者、监管者都要流淌起法律与道德的血液。否则，这片生长出“镉大米”的土地，被沉沦与毒害，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有可能是未来。
马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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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3 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