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呆子

在意“深蓝”

　圣经《旧约 列王记》中，有一则记载，与石呆子的故事很是相似。以致于令我怀疑，这故事是否根据圣经改编的呢。（王上21:1-29）当然，也可以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作为这种“巧合”的说辞吧。

　　拿伯，这个“中东”的“石呆子”，有座祖传的葡萄园，偏偏位置靠近国王亚哈的王宫。亚哈王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作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

　　你看，这个多像贾赦向石呆子买扇子“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一开始也只是不计代价，甚至愿意高出原价来买，并不算亏待。
　　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在市场里遇到的，对方并非商场卖家，没有非卖不可的道理。相反，拿伯和石呆子更有不可卖的理由。

　　圣经故事里的拿伯的拒绝理由是：“我敬畏上帝，万不敢将我祖先留下的产业给你。”

　　亚哈买不到地，闷闷不乐，茶饭不思。王后耶洗别关切询问，他如实倾诉。
　　王后说：“你是高高在上的国王！放心，等你吃完饭，我一定把这座葡萄园给你。”
　　王后颇有手段，雷厉风行地假托亚哈的名写封信，盖上国王的印玺，吩咐当地的官长，叫两个无赖去诬告拿伯犯了死罪。于是拿伯就被设局陷害，用石头打死了。
　　他的葡萄园被抄没入官，国王和王后如愿得到了拿伯的葡萄园。

　　整个方式与贾雨村的手段如出一辙。
　　贾雨村就如王后耶洗别，心肠歹毒，诬告设局，利用权势害人谋财。而贾赦则如国王亚哈，虽然并未亲自参与犯案，但他对他人财物充满贪欲，是始作俑者。而且，事后也没有忏悔，没有认为不该。而是心安理得地享用了结果。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共犯。

　　只是红楼里还没写到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人猜测这个会成为将来贾雨村和贾赦的一大罪状。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了。但古往今来，这样的案例恐怕不在少数，坏人得意终老，好人沉冤难雪。如果就到此为止，也算是冷酷的现实写照罢。现实本就未必有希望。

　　而同样的故事，在圣经里，结局是如此记载的：

　　耶和华上帝的话借着一个先知以利亚，跑去这个葡萄园里，去跟呆着那儿的国王亚哈说：“上帝知道你杀了人，夺了他的产业。上帝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而对王后，上帝也没有放过，让先知预言说：“狗在城外必吃耶洗别的肉。”

　　上帝发出震怒，替无辜的拿伯伸冤，惩罚在人间为所欲为的国王和王后。
　　当权者的罪恶，甚至波及到后代。所以上帝要将亚哈的后裔都灭绝。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惩罚。
　　虽然亚哈和耶洗别的覆灭，不光是因为这一罪案，还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对信仰的背叛。但这个冤案，被一贯言简意赅的旧约用如此大的篇幅加以叙述，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它意味着掌权者在公义上的缺失，道德上的沦落。

　　后来，亚哈听了之后忏悔认罪，才逃过一劫。但其后代依然无法摆脱厄运。而王后耶洗别，后来在政变中被扔下高楼坠亡，尸骨被狗吞吃。一代公主和王后，最终死无全尸。这就是她的报应。

　　同样在公义缺失的世代中，拿伯和石呆子，都因为自己对家族遗留的产业极为珍视。他们都不贪图钱财，固执地拒绝了权贵的要求，却因此无辜受害。虽然拿伯是出于信仰上的敬虔，而石呆子是出于对艺术品的欣赏珍爱，出发点不同，但一样是值得尊重甚至敬佩的。他们不是不知道惹恼权贵会有危险，但他们的坚持，体现了为人的尊严和勇气。他们没在惴惴之中，先揣测自己将受到什么迫害，从而怯懦地“自我阉割”，加以妥协甚至献媚，达成所谓的“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传统里有一脉最可怕的观念，就是以丧失公义和尊严为代价，来换取利益，并且还将之美化，说成是善于生存。这是犬儒和市侩的结合。“活着”成为第一要义。在这样的文化里，“舍生取义”成了纸面上的“迂腐”之论。却把妥协、无奈和不得已的辛酸，换成“能屈能伸”这样的褒义词加以自欺。就像谎言永远是谎言一样，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哪怕是不得已。而不能因为善意而改变其性质，将之美化。人在世上，当然有不少出于形势无奈下的妥协甚至卑躬屈膝，但如果因为是无奈，是“情有可原”，就自我谅解，甚至自我美化，那就堕落得无可救药了。
　　就像刘姥姥，因为生活的贫困，到贾府打秋风，出卖尊严。但她懂得屈辱，也因此记得自我救赎。先是用二进贾府的献瓜果加以少量的“偿还”，但依然改变不了“女篾客”的身份。所以最终用奋勇救巧姐的方式，彻底完成了她在尊严上的自赎之路。这样的人，才是值得尊敬的。（我会另外写一篇关于刘姥姥的文字：《刘姥姥的自我救赎》，这里不多偏题赘述了。）
　　更有可厌的一层，就是各种精细的市侩算计，考虑着如何把尊严换成多少银子上算，又该保留多少作遮羞布。并且把这种算计当作智慧。
　　然后打各种比方来自我辩解，比如“舌头和牙齿”谁更持久，比如“乌龟和兔子”谁更长寿，等等。总之，一切衡量的标准，不是创造力，不是公义，不是美善，只是比谁能“活得更久”，更“老不死”。把在险恶环境夹缝中投机取巧的苟活，当做智慧来看待。并且自夸是“难得糊涂”。
　　如果是自己如此抉择的话，本也罢了。但糟糕的是，他们不光是自己如此，还嘲讽坚持尊严的人是“不懂变通”。俨然反客为主，颠倒黑白。鲁迅就多次讽刺过这种所谓的“智慧”：比如对着襁褓婴孩满口谀辞的“聪明人”。
　　这种“中国式智慧”的思维笼罩下，当然就谈不上是非对错和尊严问题。从这点看，原始儒家比黄老之学，更有对人格尊严的坚守。
　　孔子有“乡愿，德之贼也”，孟子有“虽千万人吾往矣”。原始儒家在公义上的勇气，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颇有相侔之处。
　　公义之心，是良知的体现。公义上帝的惩罚是严厉的，不光是直接犯罪者，甚至对赞同和攀附作恶者的人，上帝也是毫不宽待：
　　“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或许，这就是对在堕落时代里，那些对罪恶麻木了的，甚至被“斯德哥尔摩症”的人们，一个最大的警醒！

厚黑

圣经里的故事很有内涵，但是可能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有的地方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