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线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我非常赞成维护国家利益,但是拜托不要在我们家后院
要区别对待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
访法国驻华核能参赞杜迪克洛
中法核能合作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3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就派驻了驻华核能参赞,专门负责协调在华核能项目。迄今为止,这也是所有驻华使馆里唯一的核能参赞。
杜迪克洛先生是法国第五任驻华核能参赞,日前,《中国经营报》针对目前争议颇大的乳山核电站项目,专访了这位在核能领域有近30年经验的专家。
《中国经营报》:参赞先生,假设一个地方既有亚洲著名的海滩,又想建设一座核电站。而核电站距离海滩不过10公里。你觉得他们该如何取舍?
杜迪克洛:我想海滩与核电站都不应该是排他性的。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连续10年去度假的一个海滨,在巴黎附近一个叫Flamanville的地方,海滩距离核电站也就5~6公里。可是,每年夏天依然有不少人来休假。
当然,这可能与法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核电有关,民众对核电的认可和信任度比较高。核电目前在法国占有80%的比例,而在中国只有2%的比例。因此,如果中国民众对核电站有一些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经营报》:你的意思是,核电站与旅游业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国是世界上旅游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核电站完全避开了这些旅游景点吗?
杜迪克洛:法国境内的核电站目前总共有59座,一般建在沿河的内陆省份,主要集中在卢瓦尔河和罗纳河两条河流沿岸。以卢瓦尔河为例,河两岸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古堡。不少核电站距离这些古堡很近,最近的大概也就10~20公里吧,但是并没有影响它们的旅游收入。相反,不少游客很乐意在参观完古堡后,再去核电站的观景平台上鸟瞰一下周围的风景。
《中国经营报》:那么,法国在发展核电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因为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使某个核电站迁址或者夭折的案例?
杜迪克洛:我们曾经规划在Plogoff建一座核电站,但是因为它所在的地区布列塔尼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民众从民族感情上无法接受核电站,最后,我们只能放弃。
其他核电站在规划过程中,也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最终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在这方面,我个人有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别对待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例如,有些人反对是因为建设核电站要征用他的地,他反对是为了更好地向政府抬价。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反对群体通常不是当地人,他们是来度假或者在该地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担心建设核电站会影响他们的度假感受。第三类是职业反对者,在西方他们通常是绿党,有人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发表反对意见。法国很多核电站的建设历史上,都曾经遭遇过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绿党的反对。最后一个反对群体是当地居民,这也是最需要尊重的一个反对群体,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如果不能获得他们的认同,我想任何一个核电项目都是进行不下去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究竟该从哪个角度考虑是否该在某处建设一座核电站?法国在核电站选址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杜迪克洛:核电站规划需要非常慎重,我想首先要考虑的是,当地是否有强烈的能源需求。其次则要考虑有几个备选方案,除了核能,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考虑清楚了,必须也只能上马核电站,那么随后才应该开展选址工作。
从技术上来讲,核电站有几个硬指标。首先,必须要有冷却水,也就是说要建在海边或者河边。其次,周围人口密度不能太大,核电站不能紧邻大城市,一般都建在小镇周围。再次,当地地质条件如何,不能建在地震带上。
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和当地民众取得共识,必须及时向民众通报相关信息。在法国,每一个核电站所在地都会专门成立一个地区信息通报委员会,由当地议员和各阶层代表组成,专门负责回答民众的各种疑问和担心。
《中国经营报》:法国是否有针对核电站周围居民的特殊保险或者补贴政策?
杜迪克洛:不,我们并没有直接发放到核电站周围居民手中的专项补贴或者保险。我们强制核电站的运营者要购买核责任险,如果万一发生泄露,他们要向当地百姓赔偿;如果超出了他们的赔偿能力,则政府要出面赔偿。
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就业问题就开始凸显。核电站一般对落户地的就业拉动作用大概是1∶10,这一点能直接让当地百姓受益。其次,核电站像其他大型项目一样,对当地税收也有比较大的贡献,而直接地方税收间接也能让当地百姓受益。
《中国经营报》:中国目前一些沿海省份存在争抢核电项目的现象,不少地方政府把拥有核电站看成是经济发达的标志。你对此如何评价?
杜迪克洛:我认为,像核电站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在中国,法国一些地方政府对核电项目也存在竞争。如果拥有核电站,那么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就近享受便宜电价,当地工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地方政府竞争核电项目,与其说是经济大省的标志,我觉得不如说是经济大省的需要。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核项目都对经济拉动非常大。例如,法国高放射性废物实验室建在巴黎东部的Bure小镇,因为是实验室,它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多。因此,作为一种补偿,中央政府将某些权力下放到了这个小镇,为它创造了更多的政府职务。
《中国经营报》:中国已经制定了《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划》,指出到2020年,要投资4500亿元人民币用于发展核电,将核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2%提高到4%。在这一背景下,你如何评价山东乳山核电争议事件的影响?
杜迪克洛:我想首先评价一下中国的长期核电发展规划。我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作为。中国未来的能源形势是相当紧张的,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排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如果不尽快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改善能源结构,会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在21世纪确立积极发展核能,与30年前的法国一样,都是国家的战略选择。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能源自给率。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我非常赞成维护国家利益,但是拜托不要在我们家后院。它形象地说明了有时候国家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其实,不仅仅是核电站,很多大型项目都会遭遇这种矛盾。这个时候,非常考验政府的公开、公正执政能力。中国已经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我想,在核电站建设上,也要先取得社会和谐、社会共识才能发展,千万不要建设到一半再放弃,那是非常劳民伤财的。其实说到底,核电站项目最终考验的是政府的公信力,是百姓对政府的信赖程度。
在尊重民意尤其是当地百姓利益的基础上,我想一个国家也需要有战略决断。发展核电,确实非常需要勇气。比如,奥地利在百姓的反对声中,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就夭折了。而德国经过多年的争论,也放弃了核电战略。现在,它的电价比法国高,企业生产成本也比法国高,单位GDP的能耗也是法国的3倍。因此,每一个民族都要清醒地意识到发展或者放弃核电可能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