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3日,91岁的母亲突然决定来北京。母亲自从71岁那年从北京回到老家后,就不愿再出远门了,害怕万一有个好歹,埋不到家乡的黄土里。
9月14日,我早早地站在北京西客站站台等待。当白发苍苍的母亲在侄子搀扶下,步履蹒跚走出车厢时,那一刻,我心头涌出一种酸楚:母亲真的老了。
相处的这几天,我每晚都陪着母亲聊聊工作上和以前的事。 9月20日晚上。母亲把我单独喊到房间里,并反锁上门,表情严肃地从包裹里取出厚厚的一沓现金和一个名单。
母亲说:这些钱是近几年,过春节,我过生日或住院时,一些人送的现金,最多的是3000元,最少的是500元,总计22000元。我接过账单,这些人均为同乡,我都认识并有过交往,当时觉得属于人之常情,也就没当回事。 把钱和账单交给我,母亲似乎如释重负地说:我一个靠人照顾毫无用处的老太婆,这些人为啥要给我送钱。过去说“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咱现在不缺吃、不缺穿,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问清楚,你整天在外面与人与事打交道,有没有收过别人的金贵东西和现金? 我问母亲:您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这事?她点头说是。我说:那为什么来了快一个星期才告诉我。 母亲说,我在观察你,看你是不是变了,是不是贪财,有没有办不该办的事,交结不该交结的朋友。
母亲令我震惊的举动还没有结束。 母亲要求我做的第二件事是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一封道歉信,原因是几天前我给原部队的首长写了一封请求调整住房的信。
我给母亲解释:一家三口还一直住在使用面积37平米的两居公寓房。一家三口睡着上下铺。今年原部队机关建起公寓房,提出调整住房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想即使我听话,妻子和女儿也难以接受她的想法。 沉默了一会,母亲坚决地说,这封道歉信不但要写,还要写上我儿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住领导。 母亲接着说,有大房子当然是好事。住上大房子算什么、能说明什么,吃点苦、受点罪并不是坏事情,一定要看得远…… 听着母亲的讲述,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惭愧和庸俗。
也许,有些有权的父母把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得一套房子视为爱;也许,拥有几十套、十几套房子的“房姐”、“房叔”,视此为财富的象征,可是我的母亲——一位91岁的农村老太太,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如此淡泊、如此漠然。
我突然也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果断地对母亲说:妈,你说的对,这封道歉信我明天就写。这房,咱不要了!
为了防止母亲年龄大夜里出意外,我要母亲晚上睡觉不要关门。母亲刚来那几天,经常听到她辗转反侧,睡不踏实。可那一夜,我听到母亲睡得很香。可是,我却失眠了。
母亲出生于1922年那个动荡的年代,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饱受了国家、民族和家庭兴衰的幸福快乐与辛酸艰难,亲历了战争、运动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磨难,人生经历可谓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母亲的北京之行,近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她若是发生意外不能回归故里的最大忌讳,为的就是一个心愿,让她身在官场的儿子活的安全,活的清白,活得堂堂正正。 退钱,退房,母亲此次进京,来去匆匆,虽然只有16天,但带给我的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一分深深的大爱,更是一面亮亮的镜子。 母亲,我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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