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明峰
2月16日，《昆明日报》以四个版的篇幅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下辖区、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此举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据悉，电话公布后，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所接电话，每天分别达到70多个。仇和每天审阅所有电话记录，并签字批示，交相关部门落实处理。（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对昆明市的这一做法，舆论普遍叫好，偶有质疑者，也多从规定是否能够落到实处、措施是否能够产生实效等方面着眼。但在笔者看来，就算规定真能落到实处，而且也的确取得了实效，这一做法也是大可质疑的。
的确，政治家必须把民意当作重要的行动依据；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政府部门和从政人员都必须把民意采集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从大的制度方面来说，现代民主国家对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进行了分割配置，这其中，立法机关作为人民意志的最主要代表部门，理所当然地肩负着最主要的民意采集责任。相对而言，行政部门作为执行部门，其民意采集责任明显弱于立法部门；而司法部门则更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民意之外。从我国的行政部门自身来说，其内部也设置有专门的民意采集机构，比如信访部门等。这样的制度设计，原本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至少相对于昆明市目前的做法而言是如此。因为它更好地实现了组织内部的合理分工，只要运转正常的话，其制度成本显然要远低于后者，成效也要远高于后者。
现在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用。面对这种情况，昆明市领导似乎有些急了，以致不暇深思，自己挺身而出，直接当起了信息采集员。
但是这样的权宜之计却是以轻易废弃既有制度价值和动摇原有制度稳定性为代价的，从长远看不仅难于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可能误导人们对原有民意采集制度的认识，动摇人们对既有民意采集制度的信心。
其实，既有民意采集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职司民意采集的机构和人员并未真正重视和履行民意采集之职。所以，只要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职司民意采集的机构和人员真正受制于人民，那么原有制度的能量就将得到充分释放，其价值也将得到充分彰显。
类似的情况在日常工作中并不鲜见：由于特定原因，既有制度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继起者不是针对原因有的放矢，积极完善，而是弃如敝屣，匆匆另搞新一套取而代之，结果不仅白白浪费了资源，而且还不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而稳定性，正如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指出的，是一个政府赢得尊重并得以维持的必要基础。（参见《联邦党人文集》）
行文将了，想起《汉书·丙吉传》中一个典故：丙吉为丞相时，路见有人群斗，死伤横道，吉过而不问。不久又见人追逐耕牛，牛气喘吐舌，吉即停车遣人询问牛跑多长路了。有人讥讽丙吉该过问的不过问、不该过问的却过问。丙吉回答说：“民众相斗，自有长安令、京兆尹负责禁止追捕，丞相只要年终时对他们进行考核赏罚就可以了，宰相不管小事，不应该在路上直接过问这样的事。现在还是春天，不应该太热，我担心牛跑得并不远，只是因为天热而气喘，这说明时气失节，恐怕会造成大的损害。丞相负责调和阴阳，按照职责应当关心，因此过问。”
在当前民生问题至上的语境下，领导同志关心民意当然是十分应该的，但是关心并不等于必须事必躬亲，必要的制度性分工的合理性不宜轻易否定。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08-2-24 14: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