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呼吁火车票涨价能抑制穷人坐火车吗？
帝国良民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拉开了帷幕，众多急于回家团聚的背井离乡之人再次遭遇一票难求的残酷现实，铁路的运力与汹涌的人流似乎是一道解不开的结，关于如何化解这一难题的讨论，从铁路系统到政府部门、再到普通民众，当然也少不了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发表种种“高见”，所谓火车票涨价抑制低收入人群论即是典型观点，这种完全抛弃甚至无视公共利益的纯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感觉很刺耳，但几乎每年春运期间都会被不同的人用相同的理论提出，以彰显其“专业”的经济学逻辑。今年亦不例外，著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最近又炒上了这盘剩饭。
据楚天都市报1月13日一篇《茅于轼呼吁火车票涨价:照顾低收入对资源分配有害》报导，近日，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茅于轼认为，相较而言，不涨价只会让“一票难求”的现状持续下去；即便买到了票，也必须忍受一路的拥挤。“你同样花了钱，那个质量以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我们涨价那就避免了拥挤。虽然你价格涨了，你还是买到了一个有质量的服务。”“我觉得也不光是对铁路，所有的照顾低收入人群的价格，对于资源的合理分派是有害的。对于充分利用每一种生产能力是非常不利的。”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茅于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这可以保护穷人，同时，你的资源用得最恰当。”
其实所谓火车票涨价来解决一票难求的春运现状的逻辑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里我们应该承认火车票多年未涨价是事实，如果是铁路部门基于自身亏损并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提出这一问题，或许有其一定的正当性，毕竟这么多年来，涉及公共事业的商品包括水电油气粮食等等都曾经无一例外的涨价过，唯独火车票是个例外。但如果硬要说在春运期间用涨价的方法通过抑制低收入群体也就是穷人来坐火车已经达到解决一票难求的现状，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给人一种趁火打劫的负面感受。
首先这种观点和逻辑是故意忽视春运乘坐火车回家的刚性需求，众所周知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和家人团聚又是国人千百年的传统，对于那些在外工作的人来说，春节可能是他们回家的唯一假期。因此，春节期间要坐火车的人对价格的敏感度比平时要低很多，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对火车的需求弹性大大下降。也就是说不论你火车票是否涨价，穷人恐怕还是得被迫选择多出钱坐火车，即使是现在已经普遍运行的动车或高铁，票价翻番下，仍然是一票难求，低收入群体没有别的选择，汽车或飞机显然只会更贵。而真正高收入群体或有钱人也不会去凑春运抢火车票这个热闹，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自驾开车回家或飞机回家，显然火车成了大多数工薪阶层以及低收入群众几乎唯一的选择，而很多在珠三角连火车票也买不到的农民工，甚至年年骑着摩托、顶着风雪翻山越岭回家过年团聚。那么火车票此时此刻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涉及政府关注民生的典型公共政策的话题，涨价不仅不能解决一票难求的现状，还会让政府在民生政策背上道德的负面印象。而茅于轼们的经济学理论却似乎仅仅建立在冷血的数据逻辑上闭门造车。
其次一个典型的现实就是铁路运力与超多的客流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茅于轼虽然高龄八十多的阅历，却坚持天真的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试问就算火车票象房价一样涨到天价，涨到低收入群体春节花更多的钱坐相对火车便宜的汽车或飞机，是不是汽车和飞机又会出现一票难求呢？除非茅还会认为穷人可以不回家过年，因为他们穷，所以不必要享受团聚的人伦。所以说事实上客源集中于春节期间，造成铁路动力紧张是一个特殊的矛盾，除非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翻番，或者中国的交通能力达到美国欧盟的标准。在解决这些硬件矛盾之前，以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实现所谓的“合理资源分配”，只能证明中国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恰恰最缺乏人文关怀的思维逻辑，当他们高谈阔论涉及公共政策的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用涨价政策来抑制低收入群体挤占社会公共资源，他们甚至天然的认为有钱人享受有限的公共资源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茅于轼所称的“虽然你价格涨了，你还是买到了一个有质量的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在他们鼓噪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早已经脱离了满足居住的民生需求，其它如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也是如此。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中的民族传统节日，阖家团聚的人文传统，也让春运成了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民生大事，茅于轼们总是基于所谓的市场经济理论来研究市场资源分配，却也总离不开以遏制穷人消费的需求，来充分满足富人对方便的服务、优质的服务的要求，看起来公共资源被市场“合理”配置了，但那些因此春节回不了家的低收入群体们恐怕会让这个社会不再和谐，这样的政府或许会成为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政府。茅于轼等所谓经济学家们应该搞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经济学首先要服务于公共政策这个政治，包括任何政府的教育、卫生、交通、住房，包括水电气等诸多公共政策，都应该是为社会大多数人作为基准而制定的，绝非靠纯粹的市场调节。只是当市场供求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富人们首先会想到用涨价剥夺穷人的福利，以便自己能享受更优质的服务。这或许才是无视民生的经济学的悲哀。
有意思的是茅于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这可以保护穷人，同时，你的资源用得最恰当。”，这话看起来是在关心穷人，其实充斥着伪善，且不说给穷人货币补贴在中国太不现实，即使给了补贴，穷人们岂不照样用补贴的钱去抢购高价的火车票？在运力矛盾未解的情况下，到时候仍然是一票难求的现状，货币补贴岂不是缘木求鱼？而火车票涨价的结果只会把乘客的钱从旅客手中转移到铁路部门，旅客和铁路部门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后者的所得刚好等于前者所失，两相抵消，社会净福利没有任何变化。如果那些主张提价的人都是反对垄断的，可现在他们的涨价建议却情愿让旅客受损，却让“铁老大”挣个盆满钵满，这似乎更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悖论，不知道茅于轼们到底希望看到一个什么结局？
火车票到底要不要在春运期间涨价，其实是一个关乎政府公共政策的民生问题，绝非纯粹的市场逻辑，如果非要象茅专家希望的一切用价格调剂来遏制穷人消费需求，进而所有紧俏的公共资源必须让穷人望洋兴叹，来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那只能说这些经济学家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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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4 0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