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公共汽车，两块钱，可以从广州火车站坐到靠近佛山的芳村。也可以从我住的新市，坐到黄埔。广州，基本上两块钱可以一穿而过。
两块钱可以在菜市场买一两多猪肉，买半蔸白菜，买不到一斤辣椒。两块钱，在广州吃不饱一顿肚子。
我写这两块钱的事，跟以上说的事没有多大关系。
一个夏天夜晚，我和妻回萧岗的出租屋。估计是八点多，机场搬走了，路灯亮着，浑浑的，路上也冷冷清清，走好长一段，才见得到一个人。从民航医院走云宵路，一对夫妇抱一个孩子趁了过来，男的抱着孩子，说：被人骗到这里来了，来了才知道机场搬了，一个人也没有，钱也没有了，求两块钱，给孩子买一个面包。
那孩子偎在父亲怀里，怯怯的看着我。他女人不出声，垂着头，有点丧气，
我身上没有一分钱。妻从坤包了给拿了两块钱。
那男人接过钱，道过谢，夫妇俩和孩子悄无声息的走了。
我和妻一边走，一边说，要换在平日，就是两百块，也不会令这一对夫妇在人面前低头求人。妻说：生活啊，不知道我们哪时候会遇上。于是，我们都觉得，行点善，是心安的。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像他们一样落魄。
搬到新市之后，路上也有人要钱。带一个甚至两个小孩子，在路边铺一块布，然后面前放一个瓷碗，头捣蒜似的，向过路人要钱。如果是新鲜的，我们都给一块两块，满足自己善良的虚荣。可是，有时候也很让人无奈。在汇桥城门口有一对老夫妇，老头拉二胡，《流浪歌》拉得最多。老太坐在轮椅上，垂着头，看不到脸，一个手里拿要钱的碗，一个手搁在腹前，胳膊弯里有俩药瓶，胸前还有一张字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汇桥城门口人流大，给钱的人多。他们夫妇俩在汇桥城呆了三天，每次路过，我都往他们的瓷碗里放俩硬币，回家还跟妻说，他们那么老了，还有那么多的不幸，我们将来会不会那样无助？妻也没把握，在这里，有太多的意外，防不胜防。行小善，积大德，求个心安。
那老夫妇走了，我以为他们攒够了钱，回家治病去了。
于是我又搬家。在广州搬家，稀松平常。让人奇怪的是那些不搬家的。
从汇桥城出来，到了机场路的远景。
下班去老乡家里蹭饭，聊天，东西南北侃过了，酒劲也过了，于是回家。在路上，碰见两个小女孩，跟着我走，一边说：大哥，求你帮个忙。我奇怪，这么晚了，俩小女孩，不怕遇上坏人？一个脸大的小女孩跟紧着我，说：我们被工厂赶了出来，几顿没吃了，你给两块钱，让我们吃顿饭吧。
我看看他们，都穿着工厂的制服，朴实得没法说。我想，前面就是快餐店，干脆请他们吃一个盒饭。帮他们交了饭钱，又怕他们渴，在找钱的时候，还特意给他们要了矿泉水，然后要离开。大脸女孩说：借你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行不？我掏出手机说：号码。大脸女孩报了个安徽的号码，对方一个男的，跟他们通了话，又跟我说了一通感谢的话。我挂了电话，以为事毕，回出租屋。
走到转角，那个大脸女孩就追了过来，拦住我的去路，说：大哥，你做好事，就做到底。你看这么晚了，就借点钱我们，让我们住到旅社吧。我停下来，说：我没带多少钱了，你们再找找别人吧。那大脸女孩却不肯走，拉着我，一个劲的求着我，说只要四十块，四十块，你行行好，以后我们要加倍还你的。
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保安，坐在大伞下，一动不动的往这边看着，像看戏。
我把口袋里的钱掏了出来，二十块出头，塞给那个大脸女孩，逃也似的，很不高兴的走了。想，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遇到圈套式的要钱，简直令人心窝子里都装满了不愉快。我讨厌得寸进尺的事，更讨厌得寸进尺的人。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狠狠的给自己上课。以后，宁可相信他们都是骗子，也不要自己装好人了。
姐姐从东圃过来看我。虽然同在广州，即使只要两块千车费，彼此却一年难得见一面，很令人费解为什么。是大家都忙？是压力下亲情淡薄？是懒？还是怕花钱？搞不清楚。但见面，还是很亲热的，似乎一次就想把所有的生疏给弥补起来。于是，请老姐上洞庭土菜馆，点个湖南土鸡汤，滋养一下有孕的姐姐，还支持一下家乡的生意。
一行人走在路边，又听到了二胡拉出了《流浪歌》，在正午的阳光里，却凄凉得一塌糊涂。走过也是路过，我看见了当初在汇桥城门口要钱的那老两口子。他们还是那身打扮，灰白着头发，瘦峭着脸，老太太垂着头，老头的眼光在路人身上扫。姐说：给两块钱吧，我没零钱，你代我给。
姐姐有身孕几个月了，想行点善，给孩子积点福。我理解姐姐的心情，于是，找出两块钱纸币，放进了老太太的瓷碗里，扭头就走，又担心风吹走，一回头，看见了老太太把两张纸币纂在了手里，正往怀里挪。我心里顿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上了楼，坐在窗边，神情专注，像个陌生人一样，看这个城市的风景。
如果两块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想，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出过两块钱了。世界没有改变，是钱少，还是人的欲望，远远超出了两块钱？还是错在我们，只用两块钱，就扭曲了世界？姐姐说：吃菜。我看看姐姐，回到正常的世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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