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时,最可怜的人是两类:一类是春晚的主创人员,被批的体无完肤;另一类是出租车司机,被乘客集中投诉。
这两类人的“悲惨”境遇,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风光岁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几乎和春晚同时产生的中国现代出租车业,最初的服务群体,是这个社会上“最尊贵”的人群。
当时坐得起出租车的,至少是有点身份的人。出租车司机春节时对他们多收点钱,这部分人觉得挺高尚,觉得是看得起自己,觉得是自己身份尊贵的体现。甚至,他们自己主动会多给一些钱,体现自己的“尊贵”身份。春晚节目里,倪萍还要坐冯巩的出租车呢。
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坐出租车的,是这个国度最不成功的群体。他们本来就牢骚满腹,你多收一块,立马就投诉你。
春晚的境遇,和出租车司机是类似的。春晚开始时,看春晚的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看春晚时,大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即使表演不怎么样,“打赏”是必须的,大家会表现一下“主人翁”的大度,大声说好。
转眼三十年过去,现在看春晚的,已经不是“全国人民”,而是一个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悲愤”的群体。这个群体,不是只对春晚吐槽,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吐槽。
春晚被集中吐槽,只是这个群体吐槽文化的缩影;只是这个群体对政治的批评,隐含的在文艺上的表达方式。
当出租车司机的心态,因为闭塞而不曾改变;当春晚主创人员的心态,因为高高在上而不肯放低身段,那么,他们被集中投诉和集体吐槽,就成为必然。
出租车司机被集中投诉,和春晚被集体吐槽,成为必然,都是时代的进步。当所有人,都争取自己所应有的权利时,它会推动社会的制度渐趋合理。出租车司机和春晚主创人员的“牺牲”,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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