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新加坡居住在政府租屋(HDB)的人口比重为82%,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香港有46.2%的人口居住在公营永久性房屋。资源来源:新加坡统计局《HDBAnnual Report2008/2009》,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统计数字2012》。
颜昌海:普京能吃得下乌克兰这块肥肉吗?2014-03-07 1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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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对势力签定协议后不到30小时,乌克兰总统亚努克维奇竟出人意料的逃之夭夭,乌克兰一夕变天。国会随后通过释放因遭滥权、贪污指控而入狱的前总统季莫申科,同时宣布以屠杀罪名通缉亚努克维奇。根据被揭露的文件显示,亚努克维奇原打算出动2万多名镇暴警察包围基辅广场,进行血腥镇压,然而在军方反对下作罢进而出逃,国会随后并解散广场警力部署。基辅的镇暴行动,造成至少88人死亡,被认为是乌克兰脱离前苏联后最血腥暴力的行动。
亚努科维奇2月21日开始潜逃。为尽速成立稳定的政府以加速获得国际援助,乌克兰国会于23日表决通过,由议长图奇诺夫出任临时总统,成立联合政府,直到5月25日举行大选。但已逃亡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透过广播喊话,称自己仍为乌国合法总统。
在亚努科维奇成为落跑总统后,他的宅邸被人民卫队所接管,并开放供民众参观,一窥亚努科维奇贪腐奢华的一面。亚努科维奇奢华糜烂的生活面,还真让陷于贫困的乌克兰民众看傻了眼。
此前遭到亚努克维奇逮捕并送往东北戒护就医的反对党领袖前总理季莫申科,在获释后即宣布将参加5月25日举行的总统大选。虽然季莫申科获得不少民众甚至国际上的支持,然而她在获释后的公众演说过程中,不少民众冷淡待之。有媒体表示,人们往往为季莫申科天使般外表所欺骗,其实此人既贪腐又无情,词锋与政治犀利,情绪变化起伏不定,沟通拙劣毫无团队意识。她虽为亚努克维奇的政敌,但屈服于普京,普京甚至盛赞季莫申科是他可以共事的人,不满人士则称她只是“普京的另一只宠物”。她曾著述不赞同普京的扩张政策,但在普京盛怒下噤声收回,同时在2008年乔治亚与俄罗斯间的南奥塞提亚战争中,时任总理的她竟然违背信念,拒绝总统尤先科谴责俄罗斯的提案,原因是她寄望俄罗斯当局能支持她竞选2010年的总统大位,并因此与当时的总统尤先科反目。
季莫申科虽顶着2004年橘色革命的光环入主乌克兰总理职,然而靠天然气致富的她却是竞选有力治国无方。两度总理任期让经济日趋下滑,最后还因涉贪与滥权而入狱。示威者对这些旧时代政治人物的劣绩依旧是记忆犹新,他们在国会前对季莫申科呛声,要求“新人新政”,甚至高喊“我们不相信你。”在季莫申科的广场演说过程中,甚至有人趋前告诫她,不要忘记发动革命的是人民,还有人请求她勿再让人民失望。就连她身边的助理都觉得,她的参选“不是件好事”。
但乌克兰的政变成功对普京而言无疑是一重大打击。普京十分忧心,此将造成前苏联国家阿拉伯之春的骨牌效应,重挫他所力推的“欧亚联盟”扩张政策。对俄国来说,视为兄弟之邦的乌克兰目前情势要比与欧盟签协定还糟上十倍,一旦乌克兰倒向西方,首当其冲的骨牌效应,就是今年11月举行选举的摩尔多瓦,由俄国所支持的共产党希望重新执政,这也是摩国是否加入“欧亚联盟”的关键。
至于欧盟则是忧喜参半,忧的是俄罗斯恐伺机出兵镇压,重演2008年俄国出兵格鲁吉亚的不幸事件,以及东西乌克兰因民族主义导致分裂,造成巴尔干效应,形成东欧的新火药库;喜的则是乌克兰势将重回欧盟怀抱,并借此引发其他前苏联国家的仿效,加速欧盟东扩的政策。欧盟、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IMF)都已表达协助乌克兰重建经济的意愿,同时为使过度政府得以顺利运作,欧盟与IMF也正研议对乌克兰提供条件较为宽松的钜额贷款,以避免节外生枝让陷入经济困境的乌克兰局势再度沦为俄罗斯的掌控。
为不激怒俄罗斯,欧盟目前言语低调,但仍给予必要之协助。美国则是高调警告俄罗斯勿出兵干预。俄罗斯议会则已经授权普京对乌克兰动武,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英媒指出,欧、美、俄三国势将卷入濒临内战的这场漩涡。
至于乌克兰是否就此全然导向欧盟,从这个国家残破得近乎破产的经济状况观察,仍在未定之数。首先是600亿欧元主权债务的绝大多数,都掌握在俄国银行手中,西方国家未必肯接手这个烂摊子,为了保障债权,俄罗斯可以使出不少手段威逼就范,乌克兰自是不敢大意;其次是吃惯了天然气这个吗啡的乌克兰,一时半刻是戒不掉的,一旦断气,乌克兰内部势必炸锅,就连欧洲都受不了,这有前车之鉴的。除了天然气,俄国也还是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驻乌克兰前大使毕佛就表示,俄国手上还有很多可用的经济筹码。原本同意的150亿美元拨款,除了之前已发放的30亿,其余均已于亚努克维奇向反对派让步后遭到冻结。西方国家是否能即时接手以解燃眉,将会是乌克兰未来走向的关键。
为了尽速解决乌克兰临时政府所面对的经济危机,以避免横生枝节,欧盟国际事务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绪顿,赶往乌克兰与反对派代表克里兹契柯等关键人物会面,商谈后续的合作事宜,特别是乌克兰当前的经济维稳议题。
乌克兰目前整体债务高达600亿欧元,外汇存底仅剩187亿美元,而今年约需举债70亿到100亿美元,如无外援,将立即面临倒债危机。临时政府估计,今、明两年共需350亿美元金援,当局并敦促包括波兰和美国在内的国际伙伴能于一两周内先提出一笔援助贷款,先行度过眼前的危机。
为避免因援助条件严苛引发乌克兰民众的愤怒,欧盟与IMF势必力挺,放宽贷款条件。美国与欧盟也同意在“政治问题依民主程序而获得解决”的条件下,将给予乌克兰大量协助,而这也是乌克兰国会加速成立临时政府的用意。
亚努克维奇透过广电表示临时政府是一场政变,他仍是合法的总统,并已着手整合亲俄罗斯的东部与南部地区,徐图后续发展;而亲欧的西部地区立维夫则早于亚努克维奇出逃前两天宣布独立,当地安全部队并向人民投降。
于20多年前脱离苏联统治后的乌克兰,陷入当局贪腐的泥淖,同时也因过度仰赖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资源,不思结构性经济改革,导致国家经济一蹶不振;反观同时脱离苏联,经济规模大致相同的波兰,在当局亲欧路线与励精图治的带领下,人均所得已达22000美元,为乌克兰的3倍。有分析指出,这正是普京最大的阴谋,借由天然气资源牢牢掌握乌克兰的经济命脉。外加150亿美元的援助诱惑,几乎毁尽乌克兰橘色革命的成果,重新投向俄罗斯怀抱。
2月22日意外的发展,虽让乌克兰暂获和平,然而一旦亚努克维奇成功整合工业发达的东区与南区,势必与亲欧的西区展开政治对峙,进而引发内战。再加上目前南区亲俄的俄国海军基地克里米亚的港市塞凡堡街头已出现独立的口号,并重新任命说俄语的市长,这对一心想“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正好有了军事干预的借口。临时总统图奇诺夫也正式警告“分离主义份子”切莫轻举妄动,当局将会予以严惩。
不过亚努克维奇的整合是否成事,专家仍表怀疑,这起因于历史的缘由。19世纪末“乌克兰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30与40年代苏联曾残害大量的乌克兰文化工作者与军官的劣行,使得即便以俄语为主的东乌克兰人民也未必全然认同俄罗斯。这可以从亚努克维奇本欲从顿涅茨克与克里米亚机场搭机出逃未果看出端倪;而去年底的一项调查也清楚显示,45%乌克兰人民认同与欧盟的经济整合,只有14%人民认同与俄罗斯经济整合。
究其实,乌克兰动荡局面实起因于对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路线之争。是继续仰赖昔日老大哥救济的东行路线,抑或转向欧盟采取经济结构性改革与转型的西行路线,民调的结果很清楚,但中饱私囊尽享贪腐奢华的亚努克维奇,却甘冒成为普京附庸的大不讳,违反乌克兰人民的意志,片面取消欧盟协议,除酿全国性悲剧成为手染鲜血的屠夫外,也还遭致全国追缉的下场。
乌克兰“变天”,亲俄总统逃进俄国,乌克兰有了亲西方的新政府。这个结果明显是俄国普京的外交挫败。普京的恼怒可想而知,他下令俄军(15万人)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军事演习。同时乌克兰靠近俄边境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国人举行反基辅新政府的游行,甚至喊出”克里米亚是俄国的”。普京宣称,他们有责任保护克里米亚的俄国同胞(不受欺负)。
普京会不会复制几年前对格鲁吉亚的肢解?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还在西方国家的态度。如果美国坚定,像19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总统那样做好要跟苏联军事对抗的决心,最后普京会像赫鲁晓夫那样“软下来”,在真正的实力对比下,服从现实。但对乌克兰来说,现在美国总统不是肯尼迪,更不是里根。从乌克兰人民三个月前聚集首都独立广场示威到今天,作为自由世界旗手的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从没有公开讲话支持乌克兰人民。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仍军事入侵乌克兰,也将遭到西方的强有力回击。奥巴马已警告,如果俄国军事干预(入侵)乌克兰,将是一个“巨大的严重错误”,这种误判的代价是“昂贵的”。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所以,届时奥巴马总统不可能没有任何举动,因为那将是他的难以承受之重——第二任内的最大外交失败,也会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耻辱。
正在英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伦敦跟英国首相卡梅伦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不可侵犯的。
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等,也跟欧盟立场一致。远在美洲的加拿大哈珀政府,则是全球最强烈支持乌克兰反对派的。而经历过专制和欺压的原东欧国家,更是同情支持乌克兰。在乌克兰反对派示威抗议期间,波兰等国家就极力斡旋,支持示威者。
当年的大苏联已灰飞烟灭,更没有了什么俄国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而美国领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没有随冷战结束而消失,反而不断吸收新成员(主要是原东欧国家),现已扩至28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力量(北约军费占全球70%)。
面对乌克兰局势,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发表了声明,明确指出“必须保持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于告诉普京不可轻举妄动。北约秘书长也发表了类似谈话。以俄罗斯一国之力,对抗整个北约,普京再不懂数学,也能算出结果。其中仅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7100亿美元)就是俄国(719亿)的近十倍,更不要说美国在海军、空军以及远程战斧飞弹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除军事优势以外,对乌克兰问题,西方大国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立场一致,都是支持乌克兰走向民主自由,反对俄国干预(更完全不能接受军事入侵)。美国两大理念对立的报纸《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调子完全一样,都是坚定在站在乌克兰一边,这显示了美国舆论罕见的一致,就如同当年一致对付希特勒。
这次乌克兰事件的转折点是亚努科维奇总统逃走前一天同意签署提前大选、恢复2004年宪法(限制总统权力)的协议。他所以能同意,主要是因为德国外长和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的斡旋施压。这个协议一签(同意提前大选)即等于告知世人,亚努科维奇掌权的末日到了,所以他的同党为自保纷纷跳槽,众叛亲离,他只得连夜逃离基辅,于是整个局势大逆转。
西科尔斯基为什么这么热心乌克兰事务?因为他有特殊背景,他在青年时代就支持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后在英国留学时申请政治庇护获准。波共垮台后,他当选波兰国会议员,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从2007年担任外长至今。西科尔斯基的妻子安妮·阿普尔鲍姆也有特殊背景,她在美国出生,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他们1992年结婚,后阿普尔鲍姆移居波兰,加入波兰籍。阿普尔鲍姆现仍给《华盛顿邮报》写专栏,最近的专栏几乎都是关于乌克兰。她是一位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2003年出版《古拉格:一部历史》的调查性专著,广受好评,获美国最高新闻奖项的“普利策奖”。
他们代表着原东欧国家和人民对乌克兰的特殊同情和对俄国的反感。
而普京也要算计,如果对克里米亚“动手”,把这个地区分裂出去,那么它要拉拢乌克兰的企图就永无实现的任何可能,因为只要克里米亚被“俄国化”,乌克兰民众和精英们就永远不会原谅克里姆林宫,乌俄关系就化为“子虚乌有”。
这次俄国主办冬季奥运的调子显示,普京想提升俄国在世界(包括西方)的形像,因它没有对抗的实力。另外全球化也把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俄国经济更需要西方。所以无论是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还是军事实力,俄国都没有全面跟西方对抗的本钱。《纽约时报》对亚努科维奇为何逃跑的报道中说,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跟亚努科维奇谈了几小时,他就是不让步,最后他是在接到普京打来的一通电话后才妥协的(同意签协议)。
这说明普京没有在最后一刻死挺亚努科维奇,他懂得什么是“大势已去”。
所以,以普京这种前克格勃的精明,他还是现实的。
对乌克兰新政府来说,真正的麻烦不是俄国出兵,而是克里米亚闹“独立”。更头痛的是,他们模仿刚刚获得胜利的乌克兰反对派的“基辅模式”,由克里米亚议会作出决定,要在5月25日(乌克兰全国大选日)在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决定该区是否“高度自治”。虽然克里米亚的亲俄议会说,该区还是保留在乌克兰,但所谓“高度自治”其实就是走向俄国,或变相独立。
克里米亚80%的居民把俄语当成母语,一半居民是俄罗斯人(另有12%是反感俄国的鞑靼人)。虽然鞑靼人已游行抗议,反对脱离乌克兰(鞑靼人在苏联时代曾遭歧视迫害),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一旦公投,“高度自治”议案可能被通过。这将对乌克兰新政府是个严峻考验。
但在整个乌克兰,乌克兰人占80%。虽然很多人说俄语,也把俄罗斯文化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多数乌克兰人“心向俄国”。他们并不愿意乌克兰被纳入俄国势力,而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加入欧盟,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我们的希望是,乌克兰先走一步,引导(做样板)俄国也变成一个自由、容忍的民主国家。”
虽然乌克兰内部有“亲俄派”,但要把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克里米亚独立出去),是任何党派都不能接受,也无法承受的。现在连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都发声明谴责他们的前老板(逃走的总统),而且地区党议员也呼吁俄国不要干预乌克兰内政,公开警告普京“乌克兰的事情应由乌克兰人自己来处理”。
美国卡特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华沙)曾说:“离开乌克兰,俄罗斯的欧亚帝国之梦就做不成了。”
今天,普京试图重圆旧梦,看来最终依旧还是一场梦,毕竟时代变了。
当然,普京要介入乌克兰危机,除军事干预,也可直接朝乌克兰的痛处——濒临瓦解的经济下手,就能为乌国制造各种麻烦,甚至逼临时政府垮台。
智库“欧洲外交协会”的俄罗斯专家威尔森指出,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及其人马的贪腐恶行,从2010年到2013年间估计搜刮80亿到100亿美元,早已把乌克兰经济逼入瓦解边缘;如今乌国外汇存底迅速锐减,乌克兰币兑美元汇率暴跌,根本无力抗衡俄罗斯的贸易制裁。因此俄罗斯大可对乌克兰施加经济压力,包括提高天然气价格、减少借贷、收回贷款与出口限制,都能重创乌克兰经济。
但乌克兰也并非全无筹码——六到八成通往欧盟国家的俄罗斯天然气管线,取道乌克兰。这段管线在2009年俄乌能源大战时曾暂停供气,严重损及Gazprom的信誉。乌克兰也能透过影响Gazprom对欧洲的供气进行反击;此外,乌克兰经济若崩溃,也会损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投资。……
拿什么终结沉重的家庭教育开支2014-03-07 1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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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消委会日前发布的《2013年广州市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与2012年相比,2013年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家庭消费中的最大花费,仍是教育支出,占25%。在对2013年为孩子的教育所花费的金额调查中,应答者中提到的花费最高为40万元,花费的平均值为21578.12元。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这笔不菲的教育支出,应属最甘心的也是最无奈的支出。为了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家长们不惜代价。而为了不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至少不拖班级成绩的后腿,即使开明的家长也不得不花“冤枉钱”,让孩子接受更多的课外辅导教育。在教育评价体系落后的现今,纯属无奈之举。
所以,如何不必花这个“冤枉钱”,减轻家庭负担,促进其他消费,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核心。那么如何“摊薄”这笔教育支出呢?
第一,市场竞争可以促使教育支出下降。教育支出之所以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竞争环境恶劣,僧多粥少,好的学校太少,优质学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但如果教育市场足够开放,优质学校足够多,那么生源(包括成绩平平的学生)就成为了各学校竞争的重点。如此一来,各公办与民办学校为了抢夺生源,除了在教育费用上将更为实惠外,服务意识也将提高。这样,家长和学生不论是物质压力还是精神压力,都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减轻。
第二,政府应该为家庭分担一些教育支出。且不说政府有义务让每个祖国花朵享受良好而平等的教育,光从财力来看,政府拨出一笔家庭教育补贴,并不会让财政“伤筋动骨”。根据今年广州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广州市超额完成了上届人大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41.79亿元,增长10.8%(按可比口径增长14.9%)。如此雄厚的财力,每年为在广州上学的孩子发放一笔教育补贴,是可行的。
第三,家长应适当转变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意识。教育支出过高,费用是家长在承担,但学习压力则是孩子在忍受。家长们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都好,应尽量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恶劣环境的滋扰。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人上人”,只要他们过得健康正常、充满希望就已经足够,切莫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像美国的家庭教育一样,子女在父母眼中就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好、选择、隐私、交际圈,给孩子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教育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高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方法也应多管齐下,只要每个个体愿意努力推动一点点而不助纣为虐,教育中的不良现象就有逐步根治的希望。
(文章发表于2014.3.7《信息时报》)
徐贲: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2014-03-12 09: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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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面对北京的重度雾霾,学者于丹说,“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用主观臆想来逃避生活中的坏事或灾祸,是一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问题不在于于丹有常人的心理缺陷或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来向世人炫耀。
人在不断遇到坏事或遭受不幸时,认为事情“还不算太坏”、“坏事可以变好事”,或者甚至坚持“这本来就是好事”,如此逃避现实和保持过度的乐观,在社会心理学里叫“波利亚娜症”或“波利亚娜人格”(类似伏尔泰小说《老实人》里那位永远盲目乐观的哲学教师和鲁迅笔下的阿Q)。波利亚娜(Pollyanna)是美国作家波特(EleanorH.Porter)1913年同名小说的主角,她是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因为失去双亲,被送到西部的亲戚处寄养。她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临终前嘱咐她要满怀希望,好好生活,并教给她一个“快乐游戏”。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先想想它好的一面。父亲一死,波利亚娜立即就有了一个玩“快乐游戏”的机会。她想,父亲死了,去天堂与母亲相见了,死得真好,于是她心里充满了快乐,不再觉得悲伤。
波利亚娜现象还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上更为美好,这叫作记忆的“波利亚娜原则”。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头脑在处理愉快的信息时比不愉快的信息更为积极,因此,对过去的回忆选择好的一面往往超过不好的一面。离过去的事件越久远,这种偏见就越明显。坏事发生时越能“往好处着想”的人,在事情过后也就越会对过去有正面的回忆。这种情况,在一些人对“文革”的美好回忆中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
像波利亚娜那样看待生活中的坏事是一种乐观主义,与之相反的不只有“悲观主义”,还有“犬儒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乐观主义也会转变为犬儒主义,乐观的犬儒主义或犬儒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最诡异、最病态的心理现象,不幸的是,这种心理疾病正发生在远不止于丹一个的知识分子身上。
悲观主义认为,坏事发生了还会有更坏的事情要发生。犬儒主义则是根本不相信会有好事会发生。犬儒主义是从不信任人会有好的动机开始的,无论别人做了什么好事,犬儒主义都能找出好行为后面的坏动机。
犬儒主义特别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能从任何良好的行为后面“洞察”不良的动机。谁要是对现实的坏事提批评意见,那就一定是在唱衰、抹黑、造谣、污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谁要是同意批评的意见,也同样会被看成是心术不正、心理阴暗,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样,犬儒主义就会自动转而维护一些被批评的坏事,并对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反常识的过度乐观。
医学博士杰瑞米·提摩西(JeremyTimothy)在《乐观主义与犬儒主义:哪个更不真实》一文中指出,“波利亚娜现象和犬儒主义的动机猜疑都会引向偏执……,有些人既是波利亚娜又是犬儒主义者。白日梦的乐观主义最后一定会走向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坏事变好事”是一种精致的理论游戏,只有具备“思想能力”的精英人士才玩得起来(如雾霾的五大意外收获和防激光武器功能)。然而,正如学者迪克·凯耶斯(Dick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所说,犬儒主义玩的是一种“道德冷漠”的游戏,“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不义和虚假装聋作哑,如果要为此寻找一个高尚的借口,那么犬儒主义是最理想的了”。犬儒主义能让一个人自以为见识超凡,与众不同,因此对众人改变生活世界的要求和努力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庸人自扰。这样的人“自己什么事都不做,却还有着道德上的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世人厌弃和嘲笑的对象。
俄罗斯治疆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4年03月09日 13:50
普京曾分析“拼盘模式”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和地域多元主义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从普京时代开始,俄罗斯摒弃“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
普京曾分析“拼盘模式”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和地域多元主义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从普京时代开始,俄罗斯摒弃“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管理俄罗斯复杂非常的民族问题
在俄罗斯安保部门如临大敌、按照普京“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求保卫冬奥会的情况下,距冬奥会开幕不到六周时,风险还是变为了现实:在距索契约700公里的伏尔加格勒,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遭自杀式人弹袭击,24小时之内,再次发生无轨电车爆炸。
百余人伤亡的惨剧引发质疑:俄罗斯为何选择索契举办冬奥会?它不仅是距离赤道最近的一次冬奥会,也是距离从西奈半岛到阿富汗、从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到阿拉伯半岛这一片伊斯兰极端思潮泛滥地带最近的冬奥会。在很多观察家眼里,普京选择索契的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展示在他治下曾经给苏联和俄罗斯带来无尽麻烦的北高加索民族问题如今已经不再困扰俄罗斯。
当然,这也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不过,普京赢得了这场赌博。
冬奥会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件,尽管此前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接连发出警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还是派出了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赛。索契市市长阿纳托利·帕霍莫夫称冬奥会期间索契每天接待的游客达到10万人次之多。
即便有“俄罗斯的本·拉登”之称,车臣分裂组织领导人多库·乌马罗夫凭其当下的实力,也无法发动有组织、成规模的恐怖袭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研究中心的安全项目负责人阿列克谢·马拉申科这样认为:索契冬奥会面临的安全威胁只是个别“独立行动”的极端分子,欧美大城市也无法百分之百免除这样的困扰,比如挪威的奥斯陆和美国的波士顿。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左凤荣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普京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的坚决果断姿态,特别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后对车臣当地经济与社会重建的大力投入,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带给俄罗斯的伤痛已经暂时得到缓解。
历史遗留的伤疤
乌马罗夫于2013年7月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称普京在索契举办冬奥会就好比“魔鬼在我们祖先的骸骨上跳舞”,一句话揭开了俄罗斯族与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尤其是车臣民族之间数百年征服与反征服历史的伤疤。
从16世纪俄罗斯在沙皇伊凡四世的率领下开始向北高加索扩张算起,一直到19世纪中期沙俄最终迫使车臣等北高加索山民接受其统治,俄罗斯用了300年左右的时间才征服了北高加索。沙俄政府将原住居民迁出,并向该地区迁入大量俄罗斯族移民,意图同化高加索桀骜不驯的山民。
很多高加索居民已厌倦了常年的战争,一部分人开始赞同与俄罗斯的融合,认为这样可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一进程很快被“十月革命”打断。为了尽可能维持原沙俄政府的地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提出“民族自决”理论,以赋予各少数民族高度自决权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为条件,吸引非俄罗斯族地区的人民加入苏维埃联盟。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研究员刘显忠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顺应了当时情势,但客观上也加强了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尤其是在与俄罗斯有长期对抗历史的北高加索地区。
当大部分少数民族对列宁的民族政策还未完全打消猜忌时,斯大林的政策突然大转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将大批俄罗斯人委派到各个少数民族共和国担任党政等重要领导职务,对非俄罗斯族的领导人进行控制和监督。
直接给整个车臣民族造成心理创伤的是斯大林时期对车臣人的集体大流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斯大林认为在德军占领高加索期间,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背叛了祖国,站到法西斯一边并为其充当间谍,因此决定将所有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往中亚地区。苏联解体后,关于斯大林时期“特殊移民”的一些解密档案显示,战争末期车臣地区出现了反苏维埃的组织和民族起义,是斯大林最终决定惩罚整个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最主要原因。
大部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行押送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些“特殊移民”所受的严格监管几乎与集中营无异:所有移民不得到远离居住地3公里以外的任何地方逗留;每年需要到指定部门登记注册两次。一旦违反规定,将面临高达20年的监禁。在刚刚被流放的前几年,只有不到5%的“特殊移民”在流放地的企业或集体农场找到了工作机会,大部分家庭没有固定居所,很多人甚至没有过冬需要的靴子和衣物。
据俄罗斯民族学家瓦·季什科夫推算,在困顿、疾病和屈辱的折磨下,车臣人口在大流放期间减少了约20万左右,这几乎占被强制移民前车臣人口总数的一半。
包括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在内的车臣独立运动领导人大多都是在1944年-1957年流放期间出生,车臣人在流放期间的遭遇成为他们童年记忆的全部,这一代车臣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在苏联后期,车臣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苏联其他地区。
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要为这些被斯大林强制移民的车臣、印古什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恢复名誉,并在这些少数民族强烈的返乡压力下,同意他们重返家园并恢复其自治权。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近20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返回了他们的故乡,但格罗兹尼州政府对如此大规模的返乡准备不足,准备的临时安置房远远无法满足这些返乡移民的需求。1958年夏,格罗兹尼发生了大规模的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冲突和骚乱,直到联盟中央派出武装部队,骚乱才得以平息。
返乡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政治地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车臣人与印古什人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也被禁止,学校教学只能使用俄语,车臣语仅限于家庭内部使用。继斯大林流放“特殊移民”之后,苏联政府又进行了文化湮灭。
当时,苏联对待民族关系问题的官方话语体系始终坚持苏联已经形成了各民族“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各加盟共和国的原有疆界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一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时改口说:“如果说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问题和民族间的问题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当然是不对的。”此时,民族问题已经开始不断涌现,各民族的主权大战也对苏联的解体推波助澜。
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的中央行政机关与议会在独立初期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国家经济发展指标逐年下滑,因此只能延续苏联时期的“拼盘模式”处理联邦中央与各地方主体的关系,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提出主权要求的各个地方主体不断让步。
车臣人治车臣
普京在分析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文章中称,“拼盘模式”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因此是一种失败的理论。从普京时代开始,俄罗斯摒弃了“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管理俄罗斯复杂非常的民族问题。
所谓融合模式,即以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有效防止民族矛盾和冲突恶化为分裂。在此之前,他首要做的是拔掉“分裂主义势力”。
对于仍处于“休克”状态中的俄罗斯来说,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彻底失败的。1996年作为这场战争结束标志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同意在五年内解决车臣主权的定位。给车臣留下了实际上的非正式独立地位,这让车臣分裂势力认为,通过战争手段,获得了比战争前要求的更多的权利。
战争后,通过选举成为总统的马斯哈多夫利用车臣地位的五年搁置期朝着车臣独立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马斯哈多夫在车臣发行了独立的货币和居民身份证,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访,争取国际上对车臣独立地位的认可。
普京上台后,强硬面对事实上独立的车臣,于1999年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到2001年初,2万名车臣抵抗力量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从2005年3月开始,俄罗斯反恐部门又制定了针对车臣“非法武装头目”的重点清除计划,接下来一年多时间内,联邦军队清除了包括马斯哈多夫、萨杜拉耶夫和巴萨耶夫等人在内的六名车臣武装头目。
在两次车臣战争之间,俄罗斯和车臣两败俱伤,车臣境内民不聊生,治理积弱,犯罪现象泛滥,到1998年,车臣的经济总量比战前的1993年下降了约90%。保守的瓦哈比派力量在北高加索地区迅速膨胀,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开始向车臣渗透,向车臣地区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并且有大量阿拉伯雇佣军涌入到北高加索,这些力量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参与了对抗俄罗斯军队的作战行动。
极端势力的涌入也使车臣社会内部产生了分化。主张与世隔绝、自我禁欲苦行的“苏菲派”穆斯林不满于瓦哈比派的极端观念和行为,加之对连年战争的厌倦,温和派中出现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声音。
俄罗斯研究了车臣社会的宗法制特点,吸取苏联时期由中央政府派遣俄罗斯族人在少数民族共和国担任最高党政领导人从而导致地方与中央进一步疏隔的教训,因此沿用了沙俄征服车臣后所采取的“车人治车”的模式。普京扶持部分愿意支持联邦政府政策的家族,赋予其特权,主要通过这些家族实施对车臣的治理。
现任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的家族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成为普京的重点扶持对象。卡德罗夫家族是车臣最大的苏菲派穆斯林家族之一,拉姆赞之父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也曾是车臣分裂武装的一分子,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与杜沙耶夫并肩作战;此后他与杜沙耶夫的继任者马斯哈多夫在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于1999年与武装组织决裂,转而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军队,并在2003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八成以上选民的支持成为总统。
老卡德罗夫在2004年5月遇刺身亡,普京又用三年的时间考察其子拉姆赞·卡德罗夫。小卡德罗夫声称:“只有和俄罗斯在一起,我们的民族才能繁荣,这是我们选择的道路。”而且他愿意“死一百次来保卫普京”。在俄罗斯2008年出兵南奥塞梯期间,小卡德罗夫还向普京推荐使用自己的士兵。
2007年普京提名小卡德罗夫担任车臣共和国总统时,在拥有58名成员的车臣议会内,只有一票反对。
在行事作风上,小卡德罗夫也与普京如出一辙。2014年1月格罗兹尼迎来今冬第一场雪后,小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晒出了自己与几位部长在雪地里摔跤的照片。
确认小卡德罗夫绝对忠诚并且有能力控制整个车臣的局势之后,普京允许小卡德罗夫成为车臣的“沙皇”,对内部的反对声音可采取恐吓、暗杀等手段,甚至可以追杀至土耳其、奥地利等国家。对其治下的车臣所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普京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普京通过战争的极端手段,消除了车臣武装力量的有生力量,让分裂势力成为车臣社会的少数派,但这些“散兵”藏匿到北高加索的山地中,并混杂了更多宗教极端色彩。2002年之后,两者之间的交锋以制造恐怖事件和反恐的形式呈现出来。2002年和2004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制造了莫斯科剧院和别斯兰中学人质事件,造成500多名平民死亡。
不论民族成分的地区发展
不过,虽然这两起恐怖袭击的实施者为车臣人,但普京没有将矛头指向车臣,而是借机通过一系列立法强化了俄罗斯的国家反恐体系。例如通过立法授权俄罗斯总统可以动用武装力量到境外实施反恐,以及成立全国统一的反恐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搭建预防与制止恐怖活动的公共预警机制。
车臣的政治局面基本被控制之后,普京的下一步是对车臣经济的改良。毕竟高失业率、破败的社会环境,很容易让单纯的经济社会问题演化为民族问题;此外,卡德罗夫家族的效忠,让联邦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有了对接点。
联邦政府于2007年批准《2008—2012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真正开始对车臣的重建计划。《纲要》总共为车臣拨款1063.4亿卢布,其中联邦预算出资983.8亿卢布,超过总拨款额的90%。
除去一部分用于安置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外,拨款主要用于恢复车臣的工业、农业、交通、通讯设施等。用于改善居民住房、医疗设施、提高居民收入等社会方面的资金占了总预算投资的75%以上。
大批资金的投入初见成效。按照小卡德罗夫的说法,这几年的大规模投资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拉动作用,车臣的失业率从2006年的74%下降到了2013年的23%,不过这一数字仍远高于俄罗斯联邦平均8.2%的失业率。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还于2009年获得了由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战后重建奖。“格罗兹尼为3700户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的家庭提供了新的安置住宅,修复了870家商店、8个大市场以及78家药店,该市的热力、电缆、水管以及排污系统,另有250公里的公路和13座大桥均得到修复”,该奖项对车臣重建工作如此肯定。
虽然俄联邦政府对车臣重建进行大力援助,但政策并非单独指向车臣人。在促进民族的经济发展上,左凤荣对《财经》记者介绍,俄罗斯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是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平衡的规划,而非针对少数民族特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车臣战争中遭受损失的非车臣族家庭,同样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重新安置补贴,“俄罗斯认为单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只会进一步加深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离”,左凤荣表示。
面对民族问题,普京的基本思路是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继2001年起撤消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下设的专门负责民族事务的部门,并将其职能分别移交给内务部、外交部和经济发展与贸易部之后,普京又在2004年下令在联邦政府下设地区发展部,将处理民族关系以及保护俄联邦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纳入该部的职权范围。
为了淡化车臣的特殊地位,统筹北高加索地区各个联邦主体的经济发展,2010年,联邦政府进一步批准成立了北高加索联邦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七个联邦主体,由总统任命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负责监督和协调联邦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当时还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强调,北高加索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失业率与腐败的政府管理体系是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因此,梅德韦杰夫交给第一任总统驻北高加索联邦代表亚历山大·赫洛波宁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当地经济。根据俄罗斯政府网站公布的《北高加索联邦到2025年前的发展规划》,这一规模达2.5万亿卢布的计划重点强调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完善政府管理体系、吸引私人投资,解决当地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以此为手段改善当地的族际关系。
与大规模的投资和发展计划形成对照的,是车臣当地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大量的联邦拨款并未直接用于改善民生。
在《2008—2012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有人举报称有4500份被毁坏居民房屋的赔偿申请是伪造的,按照每户房屋赔偿35万卢布的标准,有15亿左右卢布的赔偿款最终不知所踪;用于改善共和国内部政府治理效率的拨款几乎与教育、社会生活方面的投资相当。
在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对车臣进行重建的同时,普京时刻防范车臣分裂势力再次抬头的迹象。小卡德罗夫曾多次向联邦中央请求,希望能够独立支配车臣的石油资源,为此甚至可以放弃来自联邦中央的财政支持,但普京担心车臣政府一旦经济上完全自主,将会威胁到联邦对这一地区的掌控,始终不予支持。
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与经济建设平行的,还有对民族身份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发展以区域平衡而非民族特性为考量如出一辙,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第一步,就是淡化其民族特点。
1996年6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其中就强调淡化民族特征。在新政策指引下,俄罗斯核发了新一代身份证,上面取消了从苏联时期开始设置的“民族”一栏,以淡化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加强公民身份的认同。用俄罗斯联邦前民族事务部部长瓦·季什科夫的话来说,“只有庸俗的人才会认为民族成分是一个人的基本标志物”。
2002年和2004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发动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将相对遥远的车臣战争一下子拉到普通俄罗斯民众眼前。别斯兰事件过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政府在解决车臣问题上的表现感到失望。由此不少俄罗斯民众呼吁,联邦政府不仅应该迅速坚决地消灭车臣非法武装,还应该把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所有车臣人赶回车臣。俄部分地方议会酝酿通过立法对车臣人的活动进行某些限制。
而莫斯科市议会的部分议员走得更远──计划在首都实行严厉的人口管制制度,严格限制车臣居民进入莫斯科。许多俄罗斯人希望政府把车臣彻底隔离起来。
但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高官执意淡化恐怖袭击中的车臣色彩,这些动议最终不了了之,避免了进一步刺激北高加索民族与俄罗斯族之间历史上业已存在的矛盾。
经过数年重建,加之车臣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极端分子的排斥,这里出现了和平的曙光。根据车臣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在2013年共有3.5万名来自国外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游客来到车臣旅游,而在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000人。
尽管如此,“由于大流放时期的痛苦遭遇还深深地印刻在这一代车臣人记忆中,还远谈不上车臣人已经接受了新的俄罗斯国民的身份,更多程度上是大部分车臣人厌倦了暴力和战争”。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雅君对《财经》记者表示。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费多罗夫也认为,当今的俄罗斯在民族融合和构建统一俄国身份认同的努力中,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仍来自北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思路“融合模式”,特别强调教育对消除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仇恨、构建国家认同的作用。
俄罗斯增加了对俄语、俄罗斯文学、本国历史,以及一切俄罗斯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学习。如今,车臣公立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会参加全俄学习竞赛,其中包括俄罗斯语言文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项目。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车臣政府还专门为老师们设置奖励基金,如果某位学生得奖,他的老师也会获得5万卢布的奖励。此外,车臣当地还特别设立了“俄罗斯法律知识”竞赛,以使学生们更熟悉俄罗斯联邦的法律。
为了防止极端宗教思想影响车臣的青少年儿童,车臣政府从2012年起在学前班里开设了伊斯兰教基础知识的必修课,使孩子们从小理解正常的宗教观念;到高年级,还会开展“现代宗教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竞赛,这些做法被车臣政府视为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较量的重要手段。
不过,大部分俄罗斯族人在战争期间已迁出了高加索地区,该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非俄罗斯化,车臣山区里的儿童不懂俄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让车臣人普遍接受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是对普京领导下的多民族融合政策的长远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