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明不但是本土作家、川剧学者，更是本土文化的抢救者与发掘者，其新作《巴蜀梨园掌故》近日出版，反映了上世纪川戏班跑码头、出堂会、登舞台、亮技艺以及祭祀酬神、撒红钱、打游台等民俗活动，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巴蜀梨园风情画卷。
文史从来不分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自幼受传统文化影响，可以讲一个印象最深的事件吗？
蒋维明（以下简称蒋）：我出生在璧山县，幼年就读的六塘乡国民小学是座古庙，两厢有楼，上课作为教室，看戏时就成为观众的座堂，每逢年节，常有走村串寨的戏班子演出。有一回看川剧《扯符吊打》和《蒋世隆抡伞》，我趴在厢楼的宽栏杆上睡过去了，醒来已是半夜。7岁的我咬牙要走二十华里回家，还要穿过坟地。《扯符吊打》本是《白蛇传》中的一折，剧中情节涉及灵官，戏剧场景与现实交汇眼前，让我一路惊骇莫名，至今清楚记得那一幕幕……
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你到重庆青木关读中学，那时接触民俗就更多了？
蒋：对头。我参加学校的剧团，参演过《此恨绵绵》《天国春秋》《家》等剧目，也演过讽刺时政的活报剧。1950年我15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12军35师当卫生员，去过朝鲜战场。1952年转业回校，1954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眼界为之一宽。
记：那时的四川大学历史系人才荟萃啊。
蒋：不但有任乃强等大师来讲课，我的老师还有缪钺先生，他同时也开设古代文学方面的课程。缪先生对我讲，民国很多学术大家，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家，评论作品更是讲究“知人论世”。中国古代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凡是兼通文史妙于结合的学者，水平一定高于“分而治之”者。这个观点深深影响了我。我认为，近现代兼治文史、卓然成为大家者，最著名的当推陈寅恪先生，例如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另一位文史兼通的大家则是缪钺先生，他的论文沉潜而又文采斐然。时下专家多而“通人”少，不免影响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更难出现大师级人物。
在缪钺先生指导下，我把明清史作为治学方向，尤其是清代四川地方史，是我最为用力的所在。
记：你何时发表第一篇文章的？
蒋：1956年，我在刚刚创办的《成都晚报》上发表了几篇川剧欣赏文章。八十年代我的两部长篇小说均在《成都晚报》上连载。我至今发表了各种题材作品300多万字。弹指一挥间，近一个甲子过去了。
记：在你的治学生涯中，哪一段最值得铭记？
蒋：除了川大那一段美好时光外，1978年至1985年我在四川图书馆古籍部——即和平街的“贲园”读了几年书，让人感怀。那时学者卿希泰、陈世松、龙晦等也经常来，我们几个人各自看书，带个茶杯泡上茶，图书馆未收过一文钱；中午就在附近小面馆对付一顿。我那几年抄写了几十万字白莲教史料和李调元的相关资料，其中一部分就是后来出版的《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辑录》。
发现武状元彭阳春
记：你下大工夫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龙凤沉浮》，主要描写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陈友谅、明玉珍三家的龙骧虎斗，出版后引起关注。明氏在韩国的后裔还登门致谢，也被誉为“新三国演义”。
蒋：不敢当！《三国演义》最大的优点在于基本轮廓忠实于历史，描写的重大事件都有据可查。虽然它对某些事“张冠李戴”，在小范围内有所弃取，但小说中增加的一些细节描写，即学者章学诚所说的“七实三虚”中“虚”的部分，并没有违背重大史实和史评的总倾向。后来我又写了《大夏皇帝明玉珍》也是采用“七实三虚”之法，凡主要框架、线索、人物，均有历史依据。比如“朱元璋在南京封明升为归义侯，并赐彭太后王妃级待遇，留母子于城中，另任命降臣刘仁为应天府尹。一年后，彭太后郁郁寡欢而死。不久朱元璋下令将明升逐往海上，交由高丽国王安置。”呵呵，我的写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传奇”。
记：什么传奇？
蒋：我偶然与金堂曾家寨的彭铸相识，他乃大夏皇帝明玉珍的彭皇后后人，提供了不少武状元彭阳春的资料。据彭氏后裔彭福商、彭商泽、彭铸、彭忠东等人的口述及笔录材料，彭阳春在道光(公元1849年)乡试中举后，于道光三十年秋从成都望江楼买舟而下，参加庚戌科会试。他的确是武状元。因为1860年的“祺祥政变”，得罪了慈禧，彭阳春以罪徒之身凄然离京。回到成都后，从此销声匿迹，闭门谢客。彭阳春深知：地方官员会派人一直监视他的行踪。官吏和士大夫们也都远远避开他。从此，诗文、地方文献里，再没有谁愿意为这位彭状元写上一笔。他被历史厚厚的尘埃湮没了，迄今已达一个半世纪。也就是说，整个清代，“四川只出过一个状元”(文状元骆成骧)之说站不住了，还有一个武状元彭阳春。
川剧与“小说的晚清川剧史”
记：你佩服的现代作家是沈从文；最服膺的本土作家是李劼人。为什么？
蒋：我对这两位前辈的著作读过多次，尤其是李劼人的作品。他小说中关于川剧的描述甚多，我称他的“大河三部曲”为“小说的晚清川剧史”，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川剧艺术中简练而经典的对白、丰富的方言以及浓郁的乡土氛围，也都自然融入他的作品，为作品增加了无穷魅力。
李劼人对川剧有透彻理解，他在《从“谦”德说到成都市川剧团来京演出》一文里，从演员的谦德说起，对剧目、剧团都有介绍，内行地评述了川剧中昆、高、胡、弹、灯的历史演变、艺术特征。对演员，李劼人也有独特看法：“一个出色的演员，嗓子差一点不要紧，做工却不许不到家。”所以“看”川戏与“听”京戏不一样，川戏就是要“看”演员的做工，“除了台步、身段、水袖、褶子、甩发、翎子和手背的屈伸比划等之外，尤其重要的，还有随着唱词的内容，表达感情的眉眼神色……”这些观点，可谓的评。
记：关于川剧历史形成的探索中，出现了一种新论：“川剧形成于1912年”，主要论据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川剧“三庆会”……
蒋：我在《移民入川与人生舞台》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四川戏剧发展的过程，对古代巴蜀的歌舞、宋元四川杂剧、明代四川戏、明末清初四川戏曲、清代前期五种声腔汇合，清中叶著名戏班和艺人共创辉煌，清末民初群芳争艳的历史状况进行了具体考察，我认为，川剧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乾隆朝后期已经形成了风格统一的川剧剧种，并将乾隆48年定为川剧剧种诞生的年代。
记：请详谈一下。
蒋：大约在清初南北各省移民大量迁川时，昆曲即已随“南人”（江苏、浙江、江西等省移民）传入四川。我考证出，经由江西水陆两路到湖南常德，再沿沅江流域经吉首抵达川境秀山、酉阳，是昆曲、弋阳腔进入四川的通道。反之也是川盐运销两湖的商道。可以认为：“水路即商路，商路即戏路。”我认为，应从川籍名旦魏长生师徒在北京以“新出琴腔”压倒“京腔”的史实作为追溯川剧源流的起点，推断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流汇四川及至“五腔共和”，即川剧剧种的形成过程及成熟依据。五腔同台、五腔集于一个戏班，至迟应在乾隆朝晚期普遍出现。以布障围之，浪迹江湖的川戏班于此时形成，它和全国戏曲舞台“昆曲衰落、花部勃兴”同步，和成都市城坊重建码头的时间无异。我多年阐发并不断充实的川剧“移民说”与“三同步”观点，哎，留待时间去证明吧。
石达开与小诸葛
记：2013年6月27日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成都殉难150周年，有什么相关作品？
蒋：新近改定了中篇历史小说《石达开与小诸葛》。晚清三大“聪明人”都与诸葛亮挂上了关系：“老亮”指的是曾国藩，“大亮”指的是左宗棠，“小亮”指的是刘蓉。我主要描绘左宗棠说动小诸葛刘蓉随骆秉章入川平乱，并为之寻回红粉知己秋芝。刘蓉与石达开隔江“博弈”，石屡出奇谋，刘巧拆险招并“逼石入阱”。石达开舍命全军，慷慨就义；刘蓉杀降焚尸，背信弃义。秋芝痛心战争扭曲了人性，于刘蓉升任陕西巡抚之日，飘然出走，遁入空门，为死者消灾、为生民祈福……像石达开、明玉珍这样的人物，对现今的意义早已超出“阶级斗争”的范畴，其人格魅力至今不衰。
本期嘉宾
蒋维明，本土著名作家、川剧学者。1935年10月生于四川璧山。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成都市文化局从事编剧工作。2010年荣获“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代表作有《白莲女杰》《漓水红妆》《明清巴蜀人物述评》《李调元》《闽海英烈》《威猛金刚——尹都督传奇》《移民入川与舞台人生》等。与唐剑青合著的《巴蜀梨园掌故》近日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采访手记
2013年3月18日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龙门阵》上笔者就读过蒋维明的很多文章，由于故事细节金钩铁划，因此印象深刻。他已经是成都的民俗大家，常来报社副刊部送稿，送来的自然是手稿，文笔干净，字迹清晰，稿件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随着交往增多，说话随便了，我遇到问题常向他请教。
记得我在写作《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荣辱史》时，查阅到凌君如与川剧“一代名丑”王国仁有不一般的交往，但王国仁已于1961年病逝于雅安，线索很难理清。我向蒋维明求教，他为我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王国仁的种种困难处境，认为一个舞台名角被人喜欢，毫不奇怪，加上王国仁长相不俗，财大气粗的凌君如对他由崇拜到恋爱，合情合理。这一结论，我后来在雅安当地采访，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后来，他特意赠送我一部《明清巴蜀人物述评》，包括诸如《红灯女杰廖观音》《杨升庵与川剧》《清朝戏剧大师魏长生》《血溅轩辕的刘光第》《大渡河折翼——石达开之死》等数十篇。该书内容虽为笔记和文史随笔的合集，文章行云流水，不经意间却能给人教益。他对石达开在1863年6月27日殉难于成都科甲巷中臬台监狱一个院坝内的考证，连刽子手的名字也有，足见功力。他在前言里承认，自己用了20多年时间，才撰写了这本有关明清巴蜀人物(或重大事件)的书。这部篇幅不足300页的著作，恐怕要远远胜过那些言之无物的高头讲章吧。
谈到新书《巴蜀梨园掌故》的来历，他告诉我：1994年春，应川剧老艺人唐剑青之约，至其岳府街住宅品茗，闲话梨园往事。唐剑青出身梨园世家，祖父唐光斗是“三庆会”鼓师，母亲张月婵是川剧首批女旦之一。唐先生幼而学，壮而行，工文武小生，毕生奉献艺术事业。唐先生记性好，悟性高，忆事怀人，娓娓动听。几年间通过访谈，两人合作了十多万字的记述材料。这便是编入《巴蜀梨园掌故》中的《锦绣梨园》及《我耳闻目睹的“三庆会”》。2001年唐先生去世，距今已十余年了……
在我看来，蒋维明不但是作家，更是本土文化的抢救者与发掘者，如果没有他对老艺人唐剑青的口述记录，估计很多梨园掌故、技艺都会湮没不闻。这一行为对当下“文化成都”的建设也具有启示性意义。近年来，“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进入大众视野，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的优势，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使文化的传承更为丰富、细腻、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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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7 2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