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整理重印北川历史上三部旧志的过程中，我认真研读了姜炳璋任石泉（今北川）知县时编纂的《石泉县志》，使我对姜炳璋杰出的才能、渊博的学识无比钦佩。他留下的《石泉县志》为北川被认定为大禹故里、批准建立羌族自治县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了让更多人理解、认识这部县志的重要价值，特撰写此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和纪念。
一、姜炳璋与《石泉县志》
姜炳璋，字石贞，号白岩，浙江象山人，清代著名经学家，束发就学，博览群书。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中进士，与纪晓岚、钱大昕等并称“八彦”。乾隆二十九年选授石泉（今北川）知县，重视农桑、文教。主纂的《石泉县志》于乾隆三十三年刻印成书。一生有经史著作２４种、１８５卷，其中《诗序广义》、《读左补义》收入《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名宦》、《清儒学案》为其列传。
清乾隆版《石泉县志》是８０年代开始编修地方志的过程中，几经周折，才在北京图书馆找到的。１９８２年，北川县开始启动地方志编修工作。派人四处查找与北川有关的历史资料，从有关线索中得知北川历史上有一部清乾隆年间成书的《石泉县志》，但找遍了当时省内的重要图书馆，如四川省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等，均未能找到这部志书。后来通过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北川籍学者黄登培，才在北京图书馆找到，并复印回县。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姜炳璋于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任石泉知县，即有士绅提请修志，因旋赴江油而搁置；乾隆三十二年从江油返回石泉，士绅再次请托，他便下决心并亲自主持编修，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于乾隆三十三年春完成了《石泉县志》，共4卷，列地理志、经制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５章２９目，约６万余字。姜氏《石泉县志》成为县内第一部编印出版的地方志。
二、姜氏《石泉县志》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
（一）重要内容
１、这是一部唐代以来历代统治者与县境少数民族的战争史。该志卷三“边防”中用了近三分之二卷的篇幅记载了石泉（北川）具有的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和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与聚居在石泉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冲突。据《石泉县志》载，石泉（今北川）县西北部与茂县、松潘、平武接壤，东南部毗邻川西平原。历代封建王朝无论是采取哪种手段控制境内的少数民族，目的基本一致，就是使这一番、汉结合部成为“藩蓠”，以保蜀地安全。
自唐初，吐蕃“陷维、嶲”，直抵县境，此后百余年屡屡征战。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率兵３万，“分出九道，攻占吐蕃维、保、松州及鸡栖老翁城（石泉县城治城）”。由于“石泉地逼诸夷，金汤之固尤所宜求”，遂于县城西北１５里（一说县城北一公里）置威蕃柵，设重兵守之。
北宋政和初，“夷人寇边”。政和七年（１１１７），蜀帅孙羲叟采纳知县张上行的建议，上奏朝廷，升石泉为军“以重其权”。又沿石泉县边境要地构筑９个军事城堡，驻军防守。此后“边境帖然，蜀赖其惠”。南宋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宝祐五年，少数民族武装多次攻击石泉县城，均被击退。
元代，统治者大量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官，“以土官治土民”，以致“佩金玉印者相望于道”。加之实行安抚政策，县境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相对安定。
明代，县境少数民族甚为活跃，加之朝廷采取军事镇压手段，致使县境少数民族与朝廷的冲突异常激烈。朝廷动用武装力量少则数千，多则达四万之众，对县境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在县境先后修筑关、堡、墩、台等军事城堡及防御设施数十处，几乎是步步为营，常年驻守的军队就达数千人之多。
明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四川巡抚张瓒兼理边务，“令设副总兵尧彧军松潘，参将孙暠军威、叠，为夹攻计。修河西旧路”。于十四年“攻白草坝西坡，禅定数十寨，斩获无算。徇茂州，所过降附。抵曲山三寨，攻破之。再讨平白草坝余孽。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皆歼。余一百零五寨，悉献马纳款，诸番尽平。留兵戍要害，置墩堡”。
明正德年间，朝廷多次对境内的少数民族民族用兵。嘉靖二十五年，曾议用兵四万人，粮四十万石，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镇压。二十六年，何卿裁撤冗兵，“提锐卒九千人”，“以三路进兵：一由龙州，一由石泉，一由坝底。卿乘雾直趋走马岭，大破之，擒渠魁黑煞、李保、白石儿、撒哈等，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县境番民遭受重创。后经朝廷强制汉化，番地收入石泉县版籍，番民“愿为编氓”，“变易番姓，从习汉仪”。此后百余年，县境民族关系趋于缓和。清代，县境少数民族与官府发生过一些矛盾冲突，均在官府软硬兼施政策下解除武装。
从上述军事斗争中可以看出，一度时期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势力相当强盛。在明成化十四年的军事行动中，“先后破灭五十二寨”，“余一百零五寨，悉献马纳款”，可见当时县境的少数民族寨子至少有１５７个，其人口应当在２万人以上；据明成化十四年朝廷军事行动中“抵曲山三寨，攻破之”的记载可知，当时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曲山关（石泉县境南端，与安县相邻）一带，也就是说当时石泉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属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经过朝廷的多次征剿，才将其弹压在县境西北一带。
姜炳璋编纂的《石泉县志》中记述了唐初至清１１００多年间，县境番民与历代朝廷之间的重大矛盾冲突、军事斗争，可以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县境军事史。
军事打击的目的是为了驯化、控制，而最终控制这个民族的重要手段则是文化。明代的统治者正是一面实施军事打击，一面进行民族同化。该志“边防”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述：明万历年间“通判李茂先仍以都司职衔管坝底事，专一抚化番夷。其风村、白草，收入石泉版籍。当番人之请降也，副使邑令李茂元受之。番俗囚首无冠，茂元具汉冠，易其姓名，书汉冠间。届日，启军门，铙吹数部，枞树鼓、大钲。令诸番鱼鳞入。羌闻鼓钲，望见汉冠及朱杆彩旗，乃大喜，举足盘跳舞，欢呼震天。茂元出汉冠冠诸羌，诸羌跪，起，各互视其首，踊跃东西走。既而又跪，捧其首以谢。愿岁输蜡，元日、长至，赴县庭朝贺。寨树白帜，削木祝圣寿。”这里把朝廷“以冠赐姓”进行汉化和羌民向往先进文化、心悦诚服的情态勾画得栩栩如生。
２、这是一部少数民族的风俗史。该志卷首附有一张番寨图，成为石泉（北川）自古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重要见证。图中明确标出了到清乾隆年间，县境还保留着的６０个番寨及其地理位置，而现在县境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番寨遗址、遗迹。
该志“物产”中记载，县民“以荞为粮”，也种“油麦”、“燕麦”，“又有蕨面、葛粉”；蘑菇（一名羊肚）、花椒、黄蜡等则为特产。“七分石，三分土，两度荞，耕作苦”的民谚，形象地勾画出这一贫困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
在该卷的“风俗”中，对县境少数民族的婚、丧、祭礼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既对淳朴的民风给予了充分肯定，“石泉风俗，君子亟称之”，“人性质直，俗尚刚劲”；龙安之属县四，“其淳朴石泉为最。民无告讦之习，工无淫巧之技，女无艳冶之妆，士无是非之智”。“俗质而人尚俭，事简而赋易供，庶几有夏后之遗风焉”；也不对“妇人坐招夫了指陈。
在“边防”中还对番寨、番民户口、番俗、番译等方面进行了记述。在这部分中列出了６０个番寨名称，与卷首的番寨图相照应。记载了番民户口。虽经明代以来的多次武装镇压和强制汉化，到清乾隆年间，县境仍有登记在册的少数民族４０００多人。对当地番民的性格、婚丧、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与众不同的习俗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这里民风淳朴，“松潘、茂州、平武、石泉，番羌杂处，而石泉者最驯”。这里经济文化落后，“婚姻、交易少银钱，用牛羊布匹，木刻为信”。这里的羌民有原始崇拜风习，“家有祖堂，立石插小幡，谓之家神，有事誓焉。”这里的番民婚姻习俗尚简，礼品均为当地自有之物，“行聘大抵马、牛、三脚大锅（亦称‘锅庄’”，“贫家杂粮数斗而已。无交拜合卺礼。”衣着服饰近汉，“男子衣冠如汉人，女子剃头留细辫，近亦多卷发如汉妆者。”良好的殡葬习俗，“死丧无孝服，殡不用棺椁。男女亲故罗拜，置尸于龛，焚而埋焉”。因被视为弊俗而汉化，“茔域相望，火葬之弊渐息”。迷信神灵，“疾病不服药，或用艾灸，或卜祈灶神、山水之神，祷用牛。”古朴的节日，豪爽的性格，“冬至，家宰猪、羊，作蒸饼，具酒肴相酣饮，谓过大年。”少数民族男女各有一技之长，“其男能版筑鼓吹；女能织毯，胜于石泉内地”。如今留下不多的以桃坪羌寨为代表的古羌碉楼是羌民高超建筑技艺的重要见证，羌族女子至今仍擅长刺绣等手工工艺，应当说是对自古以来生活在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妇女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发展。自明代以来实行的强制汉化政策，使县境少数民族风俗大大改变，“迩来通汉人语者几半。白草之番，日染华风，延师课读，间有知书识字者。”记载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管理模式，“一寨设牌头一人，犹华之保正也”。
以语言为重要标志的民族特色在当时还比较明显，“设通事一人，讼狱令其通上下之语，且以稽察非常，犹华之乡约也”。“番译”一则用了近600字的篇幅收录了大量当时境内少数民族的日常用语及其相对应的汉语译音，不仅为此后为政者提供了现实服务，而且对于研究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不一一例举。
把这些记述有机组合在一起，说它是一部石泉（北川）少数民族的风俗史，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卷《艺文志·诗歌》中收录的姜炳璋所撰《白草歌》，可以说是对该志所记述的战争史、风俗史、石泉民风民俗演化过程等的艺术再现，也是作为知县的姜炳璋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和对番民进行循循善诱式的教谕的自述。例如，写何卿指挥下的给予县境番民致命打击的走马岭战役中汉军的纪律严明、骁勇神速：“士尽衔枚马不鸣，风声雨声军无声。蝥弧而呼将军登，忽尔雾卷惊天兵。”写番寨与众不同的民居、服饰、语言：“鳞鳞石瓦覆墙壁，亦有高楼雄里中。蛮女簪花双辫发，丝帕裹头螺钿结。儿童拍手呼阿叭，我欲与言称‘没煞’。”写番民学习先进文化和姜炳璋对番民勤学精神的欣赏并亲自辅导：“风清月夜农家宿，吠犬不惊案无牍。忽闻隔陇有书声，知是延师夜课读。跫然心喜唤出来，亲为授句再三告。”写番寨物产：“花椒树树扑鼻香，蘑菇杲杲含春光。”这些形象生动的诗句，不仅是作者深厚文学功底的体现，也是作者深入民间生活真实体验的结晶。
３、这是一部大禹故里的考证史。该志第一卷《地理志·山川》中记载的与大禹故里有关的遗迹：“九龙山，治北三十里。峋嶙九岭，如龙起伏。第五峰下即刳儿坪，神禹生于此”。“石纽山，治南一里。有二石纽结。冬月霜晨，有白毫自石纽出，直射云霄。《方舆胜览》：禹生于石纽村。《新唐志》：石泉县有石纽山，山麓有大禹庙”。“湔水，县西一里。经邑城而南”。姜氏经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湔水辨》，对旧志中关于“湔水”的错误记载进行详细的分析评点。在这里作者把与大禹降生地有关“刳儿坪”、“石纽”、“湔水”均作了记述。
第三卷《经制志·坛庙》中对“大禹庙”作了记述：“大禹庙，县南石纽山下。禹生于石纽村，故未设县，先有是庙。国朝康熙七年，署令杨朝柱重建。乾隆丙戌（１７６６），令姜炳璋重修大殿，建后殿，祀圣父崇伯、圣母有辛氏。又建大门三间，左右赁与贾人，收值修庙。春秋邑令有祀。又禹穴溪外，亦有禹庙故址”。“相传六月六日，为神禹生辰，是日里境有祭”。唐贞观八年始设石泉县。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县境石纽山下的大禹庙则在设县以前即已建，也许正因为这里是神禹降生之地，其后才因庙而设县，并以“石纽”、“甘泉”古迹之首尾二字为县名。
第四卷《杂志·古迹》中，作者用了近２０００字的篇幅记述和论证县境与大禹有关的遗迹“石纽”、“禹穴”、“刳儿坪”、“血石”、李白“禹穴”题刻、“采药亭”等进行了详细记述，占到本部分的９０％的篇幅。作者一方面通过引用历史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对县境的有关大禹的遗迹进行印证。作者用三国谯周《蜀王本纪》“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后来的石泉县地即汉代的广柔县地）指陈了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和《通志》将“石纽”作为汶川古迹予以否定。
在《杂志·坊表》中记载了姜炳璋任知县时在县南三里、夏王宫之右所建的“神禹故里坊”，并亲题坊联，左云“石纽之村笃生圣人皇皇史册古迹常新”，右云“刳儿之坪产石如血青莲好古大书禹穴”。
《艺文志·记序》中收录的邑人计有功（宋代朝请大夫知眉州主管学事）于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撰写的《禹庙记》、姜炳璋的《重建禹王庙记》，对大禹故里的历史渊源和历朝为官石泉者均将修建、维修禹庙，祭祀大禹作为重要官责，石泉境内的民间祭禹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记述、论证。《艺文志·诗歌》及其它篇目中，也有多处提及石泉为大禹故里的记述。
综上所述，姜氏《石泉县志》堪称一部大禹故里的考证史。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姜炳璋本浙江象山人，浙江会稽（绍兴）大禹陵，乃大禹葬身处。由他来论证石泉（北川）是大禹故里，更显其非同寻常的价值和说服力。
（二）重要价值
１、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是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该志中关于县境少数民族与历代统治者的关系中不难看出，大凡统治者实行怀柔政策，民族关系就趋于缓和，社会就相对安定；大凡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民族关系就紧张，矛盾就激化，战乱就连年不断，社会就动荡不安。从唐代的对峙，宋、元时期的安抚（如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利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打狗埋石”等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等，应当说都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好方法）；明代动用大量军队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导致境内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民族政策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巨大作用。
２、记述了以羌族为主体的石泉（今北川）少数民族与众不同特点形成的历史渊源。番汉结合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石泉（今北川）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使朝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方略得以实施，不仅有利于安定地方，更在于使县境番地成为“藩篱”、“障蔽”，有利于朝廷达到“控制西夷，藩篱内郡”之目的。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县境少数民族在经受了无数次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洗礼后，最终放弃武装对抗，“愿为编氓，而变异番姓，从习汉仪”，形成了“人性质直，俗尚刚劲”的石泉风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明代以来统治者实行强制汉化的政策，也加快了县境少数民族的汉化速度和程度。这也是现在北川境内少数民族的特征已不很明显的重要原因。但从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的角度看，北川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事实毋庸置疑。
３、为认定禹生北川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对于“禹生何地”的争论虽然至今仍未停止，但却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拿出比北川历史上的清乾隆版《石泉县志》更早、更系统的记述禹生之地的历史典籍，也没有现存与大禹有关的地面遗迹比北川更多的地方，更没有史料记载与现存遗迹相吻合的程度比北川更高的地方。
可以说，北川自８０年代开始开展大禹研究以来，“禹生北川”说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认同，姜炳璋留下的这部县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川自８０年代初开始恢复少数民族成份、建立民族乡，争取建立羌族自治县的工作历经１７年的艰苦努力而终获国务院批准，也是姜炳璋留下的这部县志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可以说，没有姜氏《石泉县志》，北川就不可能被认定为大禹故里，就不可能批准建立羌族自治县。因此，它是北川人民最珍贵的历史文献，是北川人民最宝贵的财富。随着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建立，北川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正在奔向快速发展轨道；大禹故里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必将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姜炳璋是封建社会一名杰出的地方官
从姜炳璋亲自编纂《石泉县志》和该志中的相关记述，充分表明姜炳璋是封建社会一名杰出的地方官。具体表现为：
１、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把编史修志，作为为官一任的重要职责。他认为“事之似缓实亟者，莫如志书”。编纂出版地方志本身就是地方长官政绩的重要体现。编修地方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即国家有政策，地方也需要，地方长官认识到位且有能力做这件事。只有这三者有机统一之时，才有可能编修出一个地方的地方志。北川自北周天和元年（５６６）设县到新中国建立的１３８３年间，在这里为官者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但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仅仅只有三部，而亲自主笔编修县志的县令则只有姜炳璋一人。纵观历史，能如姜炳璋者，古今能几何？
２、才高识广，执政有方。作为地方长官，其庶务之繁忙，可想而知。他在石泉为官不到三年，却政绩卓著，劝农桑、兴水利、创建书院，建禹庙和“神禹故里坊”，无不具有现实意义和重大历史意义。没有极强的执政能力，就不可能在短短的任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政绩，就不可能挤出时间来亲自完成修志工作这一浩繁的工程；没有很高的学识，就不可能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完成一部县志的编纂工作。
３、勤学善思，治学严谨。从该志的序言、凡例中可知，他在决定修志后，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查阅了前人留下的相关资料，参阅了能够找到的志书，查阅了相关史志书籍中有关石泉的记述，并在修志实践中对已有的史志书籍的有关记载进行补漏正误，使之更加翔实。他还十分注重总结山区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他主张多用农家肥，“惜粪如金”；因地制宜“广植桑柘”，劝民多栽桑、柘、椒、桐，“椒宜高山，桐宜下地。富甘（富谷乡、甘泉乡）宜椒，让乡宜桐”等经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４、求真务实，作风深入。从他编修《石泉县志》的工作来说，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结合此前有关史料的记载，进行了实地考察，用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对史籍中的缪误进行纠正。其中尤以《禹穴考》和《湔水辨》极具考据价值，为“禹生石泉（北川）”提供重要的颇具说服力的论据。该志的《番译》既是当时羌族语言的见证，又堪称北川方言之滥殇。他对县境的经济基础、生产状况了如指掌，同时还希望朝廷和在县境为官者要体恤县民之苦，不得轻言增加赋税。“川省正供薄矣，而边鄙郡县则更薄焉。至于石泉，石乱土浮，霪潦半月，山水骤泛，苗与土俱随波去。宰斯土者，尚其轸念与斯，而无轻议丈量补升科也。”他重文教，并深入民间，对少数民族的不良习俗“详加晓谕”；创建书院，亲自授课，还深入民间辅导。
由于历史的局限，该志也反映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和大民族主义思想。对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少数民族的战争给予高度赞赏，而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律视为叛逆等观点，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历史局限性。在遣词用字上对少数民族持贬斥和歧视的态度（如称少数民族为“番蛮”、“蛮夷”等），这是今人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综上所述，姜炳璋是一位才识过人，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吏；姜氏《石泉县志》是北川人民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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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20 2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