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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大巴山照片解说 2007年7月我又回到了通江;又回到了大巴山下迪坪乡。 一、“赤化全川”——红云崖 42年前,我曾在这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老山区,生活了整整6个年头,从此,我便有了一段让我铭刻终生的生命历程、一种梦牵魂绕的、永恒的怀念!也许是因为那里存放了我16岁时,所有梦幻般美好幻想;少年时期全部的困苦和欢乐。...... 1965年,我因父亲的沉冤牵连,未能如愿升学,便随学校去到了位于川北大巴山地区的通江县沙溪区——全国有名的红军遗址——“红云崖”所在地,当了一位“新型农民”——知青。 我常常感觉,我的心似乎没有一天离开过那片土地。那些空旷肃穆的山林沟壑、神秘莫测的彩霞云雾;那些高雅洁白的山百合、火红灿烂的杜娟花......,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永远地、不断地呼唤我心灵中对美的感悟。在那空灵大山的深处,还有一种最美的东西,那就是山里的父老乡亲——大巴山人民最崇高、纯朴、善良的心灵! 大巴山人民勤劳、善良,坚强、勇敢,识大局。记得那时,他们永远是在第一时间,将最好的粮食送交公粮。哪怕他们多数人都还挨着饿。在我和我的知青朋友们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是他们给了我们最真挚的友情和关爱。 也许16岁,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正是充满好奇和美丽幻想的年龄,对世间万事万物,哪怕山崩地陷,猛兽来临,也总是揣着那颗好奇的心去探个究竟。因此,那时曾经历的一切,都能在空白心灵中打上烙印,也常常是最深的烙印。何况我们那时所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段扭曲的路。我们能40年不忘地怀念那里,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对我们的不幸,给以了理解和同情,对我们的人身、人格,给以了保护、关怀。使我们避免了遭受更多的不幸。而我们也能回过头来,对大山说:在逆境里,我们作过努力,无愧于我们的青春! 正是为了大山里这一切难以忘怀的纪念,所以我的“书画斋”取名为——《空山阁》。 二、在当年“我家”的“腰栏子”上与刘忠碧(中)、刘仕洪合影 刘仕洪是我这次回去见到的第一个人,我们的车,沿着我们走后多少年才有的公路,颠颠簸簸的好像到了山顶,看见有人在耕地,我下车上前问路,一看就认出是我们生产队的后生,但叫不出名字。我激动地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问他认不认识苏谦,他说苏谦我认识,我说我就是苏谦,他也激动了,放下犁头从地那头跑了过来和我握手,随后热情地招待我们一行伍人在他家吃了午饭。刘仕洪的父亲刘维生,是一位非常慈祥善良的老人,我们叫他生表叔,当年曾给以我们很多的指点关爱。可惜这次回去已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刘忠碧:小名“社娃”,当年我们房东的宝贝儿子,十来岁的读书郎,如今已成了壮年庄稼汉。这次回去,我才知道,社娃原来是原北京卫戌卫司令部司令员——著名的傅从碧将军的亲外侄。我们当年下乡的通江县沙溪区胜利乡迪平村(现名),就是傅从碧将军的家乡,在当地老乡的记忆中,如今的村小(原来的张公庙),就是傅从碧将军的母校地址;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曾所用地址。也不知是老乡们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原因,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有着重要革命历史意义的地方,只有村小那一块旧墙上,仍像当年我们下队时就看见过的那样,自然的保留着苏维埃政权曾刻刷在墙上的宣传文件字迹。 “社娃”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把美丽的迪坪山介绍给全国、全世界人民。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史迹(包括人文精神);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还有森林、猴山等旅游资源,那里的许多的田土林地,都有着历史的来源和优美的传说故事。如“教场田”、“丝牛望月”等等。欢迎天下的朋友都能上山去做客,去投资建设!这应该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迪坪山人民的美好心愿。 三、傅从权(右)、刘仕照在我们当年的开荒地——山羊坪合影。 他们两是我们当年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开荒种地,排节目、搞宣传,办墙报、练民兵。傅从权,是当年队里的青年骨干,特别支持我们知青的想法和活动。这次回去,他说,常常怀念我们几位知情在队里的那段日子,精神生活特别充实。甚至在我要离开迪坪山的头晚上,一群当年的小伙子,(如今都是50——60多岁的人了)聚集在傅从权家,一起唱起了我们当年唱过的歌。 山里的风景很美,但山高路险,常有狂风暴雨、石流滑坡给他们的劳动、生存带去巨大的威胁、伤害。照片上这两位朋友,他们的家庭或他们自己,都曾遭受过各种灾害带给他们的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可他们都挺过来了,如今仍顽强、乐观地生活着!无愧于是他们子孙的楷模。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本色。 这张照片是傅从权和刘仕照陪着我一起走了来回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回访当年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开荒种地的地方——山羊坪。这是山羊坪刚开始的一段地方。遗憾的是暴风雨块来临了,我们没能走到最终目的地就回转了。在我记忆中,那是一个仙境般美丽的地方.....。我们刚到家,狂风暴雨哗地一下从天上泼了下来。老天也照顾我的回访。 山羊坪 这是从另一角度看山羊坪。那盖着厚厚植被的大山,蜿蜒过去还很高很长,当年被我们开荒砍得光秃秃的。想起当年砍掉那些如梦如画般美丽、粗树藤绕的树木时,我也还真是心疼。还是现在“退耕还林”政策,才还给了大山的本来面目。 记得70年10月,我们都住在山羊坪上连续种麦八天,感触很深。摘录当时的日记如下:“住在深山老林,连续挖(当地人称种麦为“挖麦”)了八天的麦子。生活是较艰苦的,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晚上黑尽才收工煮饭。睡在铺着草的岩石下,蚊子多得不能入睡。但我也仍感到有很大的乐趣”。“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我坐在明亮的月光下,社员欢乐的笛声,伴着我进入了沉思”。“看到那些峭崖下用破草席,棕衫、毛草铺成的床”“想着白天在毒辣的太阳下,我感到头发昏,浑身也筋疲力尽了,看了看像长龙一样摆在半山腰的劳动队伍,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个生龙活虎、挥动银锄、豪情满怀、谈笑风生的人影,我的神经象触电似的振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啊!”“真恨我不是诗人、不是画家,想写写不出,想画画不下”。现把我在山上触景生情的作品抄写如下 萧瑟山风夜带秋,荞苗出土谷待收。 深山挖麦续八日,八个火球伴我耘。 热取林中绿帽戴,喝取岩中汁水饮。 溪沟旁、树阴下,垒石砌灶成炊房。 青石板,峭崖下,铺棕垫草作卧床。 青青苍天作银帐,星月交辉送我亮。 月中苍山黑茫茫,群山深处篝火黄。 幽笛笑声环宙宇;浮想连翩无困意。 老农话语耳中起,“苦吧?女子?” 感想甚多未能答,微笑以代心中语。 苦亦苦,乐亦乐,乐者需在苦中求。 不爱闹市与华街。乐在山林劈新天。 注:“女子”是通江人对未女婚姑娘的称呼。“苦吧”?即问苦不苦? 四、 我与刘仕美和他的小儿子在“我们的”院子里见面。 照片上这位牵着小孩子手的父亲,当年大约只有6——7岁,以至于我还想了想才回忆起了他当年的样子,他是队里辈数最高的刘能伟爷爷的孙子。就在我们院子那头。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给他扎过银针,并认定是我给他扎针后,他的脚疼就“医”好了。 五、和傅朝江夫妇合影 还有热情友好的傅朝江夫妇,一见面就提起我曾给傅朝江扎过银针,执意要马上装一些农特产给我。我离开迪坪山时,家家户户都送来他们辛勤劳动的山珍农产品。硬是让我带了一麻袋走。 山里的乡亲们哟,我除了带了些画作回去(这对他们也许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没能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可他们理解我,仍对我无比的真诚友好,他们安慰我说:“你的作品,是你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比什么礼品都珍贵,我们会好好保存的”。实在让我感到既惭愧又感动! 六、与当年的姑娘伙伴和他们如今的小孙孙们合影。 从右到左分别是:贵女子(刘芬兰)、傅桂英、杜玉英。还有没有拍上照的金兰子(傅从兰)、阎俊英、傅桂兰、莲香子等等,她们都是我们当年的姑娘伙伴,我们一起排练节目,上山扯青(扯青草作肥料),和他们也有很多故事呢,……。 金兰子,是我最怀念的一位姑娘,我曾在《刻在记忆里的岁月》一文中写到她:“最困难的是背柴。农闲时,要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捆成一米多长一捆一捆的,然后再一趟一趟地背回家。有次,遍山野都是厚厚的雪,我们就先把柴滑放下山,然后连人带雪地滑下山坡,再深一脚浅一脚地踩雪把柴背回家。平时上后山劳动,收工后,长长的队伍,每人都背着一捆柴匆匆地往回赶。我每次不管比大家先走多久,最后,仍然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快黑甚至已黑尽的大山里走着。家里几位知青姐姐,她们总是急急地赶回家后,再回来一个人接我。有一次,他们都不在,没想到队里的金兰子急匆匆笑着跑回来接我了。 金兰子比我还小,好象只有15—16岁,两个哥哥都分家。父母年老多病。她象主劳那样,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担,却从不叫苦。很爱笑,但决不受农村封建清规约束,对于敢于欺负或伤害她的任何人,她那张装满丰富语言的小嘴,决不轻饶。她说,她出嫁前,要为我做一双鞋。可我没等到,就离开迪坪山了。 这次回去我犯了一个最大的、无法挽回的错误:忘了带相机充电器,好多难忘的镜头; 难以相见的乡亲们,我居然没能给他们拍上照!特别是金兰子,她已嫁到外乡去,接电话以后,丢下手 里的活路,火速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回来与我见面,太阳快落山时,又赶回去。我居然没能和她留一张 影!想起来真是罪过!电话里她还热情邀我春节一定去她家做客。我想我一定要再和她见一次面哦! 七、把大巴山人民的精神镕进我的作品——请欣赏我的两幅画。《气结殷周雪》《巴山百合》 也许由于我在大山里生活的那段日子,留给我太深刻的印象,我总想要用一种方式,把这种不屈的生命、顽强的精神表现在我的绘画作品中。今年三月,我创作的红梅——《氣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就用了较“山野”的风格,来表现峥嵘倔强的梅花枝干。因为作画时,头脑里满想着山里那些饱经风霜、历经峥嵘岁月的山树、人物。回通江前,我又刚创作了一幅《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是出于同样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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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好人一生平安!
谢楼主爱通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