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纪念特辑 -- 永远勿忘国耻

姜子牙

九一八事变简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经过

背景：日本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方针。
　　7月25日，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奏呈日本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鼓吹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
　　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认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
　　7月，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8月，本庄繁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并去关东军驻地巡视，观看军事演习。在这期间，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姜子牙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出现了战争狂热。连日本女人也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开枪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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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令单某某就住在里面。
　　（二）内禁区和特禁区。设在内禁区第一道高约２米的电网之内有干部队、图书室、医务室、伙房队等，均为兵营式平房。在第二道铁丝电网之内的为“特禁区”，训练队就在里面，是集中囚禁俘虏的地方，系院中之院，有前后两排６幢仓库式的大厦，每幢屋内能容千人左右（厕所设在门外对过）。入口由警备队把守，铁丝网外侧每隔２０米设一岗哨，日夜值班，以窥看被囚人员的行动，四周的电网夜晚则通电。
　　在日军办公楼的后面，有方圆４００米的操场，靠东墙有阅兵土台，是对全院俘虏训话和点名的地方。俘虏们每日早晚两次集中在这里，按中、小队排列点名，由各队头目报验增减人数后，即各自参加“跑步训练”或罚劳役，晚上再一
次集中点名、降旗。另在操场南端，架有高约三丈的了望台，上嵌“大东亚战争”的口号，台顶设有岗楼，上有荷枪日军，能鸟瞰全院俘虏的动静。
　　“新华院”的组织机构
　　“新华院”的建立，是日军太平洋战争节节失利后的一项应变措施。“新华院”由陆军总部直接控制，驻华各地的特务机关、宪兵队所捕的“犯人”都押解在这里（“新华院”不收容女性“犯人”）。同时，陆军总部又特派山东的甲字第１４８０部队（特别宪兵）分驻泰安、周村、德州、兖州、青岛等几个地区，专门搜捕中国热血青年，在农村实行“三光”政策，将无辜被捕的人都押往“新华院”。此院内部管理则是利用汉奸。此院设有以下几个机构：
　　（一）总队部。是全院管理俘虏的最高汉奸组织，设总队长一人，总队副二人，文书若干人。１９４４年９月，担任总队长的是刘乃干（此人河南口音，人很凶狠，据闻是个国民党旅长，被俘后甘心为日军效劳），总队副孙震（被俘国民党军官）、陈某某二人。总队以下设中队（正、副中队长）、小队（小队长）、班（设正副班长），层层控制，严格管理。这些人都是被俘后经日军挑选，甘心为日本法西斯服务、背叛祖国的帮凶。
　　（二）劳工协会。是专为选送劳工苦力的机构，隶属伪新民会管辖。俘虏经过训练队“训练”以后，即由劳工协会的汉奸们从中挑选出年轻力壮者送往日本东京、福岗、长崎、北海道或我国东北三省去做苦工，如开山、下煤井、开矿山等重体力劳动。１９４４年６月，一次被送往日本去充当劳工的有５００多人，１９４５年２月，又送往日本长崎６００多人。
　　“新华院”内俘虏的伙食给养，是由劳工协会负责的，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是１４两小米（当时是小两，１６两是一斤）。
　　这本来就不算多，再加上汉奸们从中剥削自肥，每人就只能吃到一点满是糠皮、蛀虫的小米饭，两人一碗豆芽汤。由于俘虏们劳役重，又吃不饱，一个个营养不足，因而在里面被折磨致死的为数很多。
　　（三）审问课。主要负责俘虏的收容、登记工作，根据各地转来的档案和名册，进行逐个点名问讯，核实后，当场将每个人剃成光头，送入训练队。平时则掌握输送劳工及增减人数、死亡人数的统计工作，每日向日军军部上报，还进行案情的复审和行刑。１９４４年担任审问课长的是高桥（日本人），副课长是高经武（国民党被俘军官）。
　　（四）警备队。由日本法西斯分子将战俘中的一些无知少年编组而成，最大的不过１８岁。敌人利用他们的年幼无知，由青井部队直接培养，训练他们如何查夜和管制战俘，并给予“打死‘越轨’犯人无罪”的特殊权利。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吃得饱，穿得暖（每人配有厚厚的大衣和棉鞋）。他们手持粗大的木棍，日夜守望在大门前或在训练队、电网、铁丝网、禁闭室的窗子外巡视，走道边每隔２０米就站立着一个，当俘虏靠近时，就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
　　（五）干部队。是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成立的，专门培养、训练、管理战俘的中、小队长骨干分子。成员从训练队里挑选，约由３０多人组成。
　　（六）训练队。设在两道电网与一层铁丝网里，前后两排库房，房内两边筑通铺，中间只留容一人行走的通道，成千的人按编制的小队、班挤睡在上面。中队以下为小队，每小队有三个班到五个班（以一次收容的进院人数多寡而定），由正副班长进行具体管理。凡进入“新华院”的人，都要编入训练队进行训练。所谓“训练”，主要是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迫参加各种劳役，或去白马山开山，或进行军事步伐操练等，从早到晚，不给人们一点休息的机会。经过几个月的劳役之后，身体强壮的就被拉去充当劳工。
　　（七）工场队、菜园队。是“新华院”的“监狱工潮，凡年老体弱或有手工技术的俘虏才能被选用，计有织布、织袜、制鞋、菜园等班组。日军利用中国俘虏的无偿劳力为其生产服务，菜园所生产的蔬菜是供应“新华院”的日军和全院食用。这里的俘虏生活较好，能吃饱，管理也不像在训练队那样严格，只要能干活，表现老实，每星期还可以到外边游逛一次。
　　（八）医务室和“病栋”。医务室设在训练队的前面，中间只隔一道铁丝网，有一名大夫和两名女护士，归劳工协会管理。名义上虽是为战俘所设，实际是为“新华院”内的鬼子和汉奸们服务的。对被关押的人员则既无医又无药。最狠毒的是，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俘虏身上抽血，以供应侵华日军的伤员，有的俘虏竟被活活抽血而死。
　　“病栋”，名为病房，实际上是停尸房。它设在训练队后的一排房子内。当病人不能坚持劳动和训练或病情恶化时，就被剥光衣服送到这里，每天只给两顿小米稀饭。这里面黑热病传染病菌很多，一般是发高烧，喝不上水，又加无人照管，就是活着的人被送进去，不用多久也会被折磨而死，因而每天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据早来的人说，死亡率最高时是盛夏和严冬，夏季传染病多，严冬多半是冻饿而死。
　　（九）被服仓库。是专门收存战俘衣物的部门。凡解入“新华院”的人，首先在大门内的院子里将随身穿戴的内外衣服全部脱下（只留裤头），另将手表、眼镜、水笔、皮鞋等物悉数没收。每人换一身从死者身上剥下来的囚服（一般是黄色或灰色军服，里面生满虱子、虮子，有的带有血迹）。被换下来的衣服和物品，初存仓库，而后逐渐转入日军经营的当铺，或卖给估衣商人。
　　（十）伙房。设在训练队前，除由一日本人掌管外，其他全是从被俘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汉奸。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上一平碗生满蛀虫的小米干饭。开饭一般在劳役或出操后，按点名站队的顺序，两人端端正正地对坐在训练队大铺上，每小队一桶饭，值班班长盛饭，先领到的不准先吃，稍有一动就要挨打，等全班、全小队盛完后，由队长宣布“开吃”后，大家才能狼吞虎咽地几口吃下去。关在里面的人，由于每天挨打受气，劳动量大，加之吃不饱，营养不良，身体都渐渐地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直到最后死去。这是“新华院”里的人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日军迫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我是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被押解入“新华院”的，时近严冬，那年天气特别冷，已经下过几次铺天盖地的大雪。在这里我受尽了打骂污辱和饥饿劳役之苦。“新华院”是人间地狱，其虐杀迫害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无所不用其极，今分述于后。
　　（一）“以华制华”的恶毒管理。日军在“新华院”豢养了一大批汉奸、走狗，直接管理战俘。从总队长至班长，都是从国民党被俘的军、师、团、营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丧心病狂，认贼作父。在里面被软禁的齐子修就担任过总队长。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因此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迫害和虐待。特别是小队长和班长（也叫铺头）最为可恶，他们开口就骂，举手便打。五六百人挤在通铺上，彼此不准讲话，更不许交头接耳。晚上睡觉必须脱光衣服，在一阵皮鞭的抽打声中，每个人必须迅速躺下，不然就遭痛打。大小便时不准抬头，须先喊声“报告”，经坐在铺头两边的班长许诺后，才能披上上衣光着下身下炕。记得有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结果大便流在地下，在遭到一顿拳打脚踢后，竟罚他光着身子跪在两块立着的砖上，一直到天亮。
　　另有一次，在训练场上，有一个被抓来的农民兄弟，因不会做“齐步走”和“左右转”的动作，被拉出来单独操练，声色俱厉的汉奸队长接连喊着“向左转”、“向右转”的口令，吓得这位农民浑身颤抖，手足无措。每错一式，头目就劈头盖脸地打，直打得他口鼻流血，神志恍惚，呆若木鸡，最后竟连“齐步走”也左手左脚同时摆动了，狠毒的汉奸头目就又用皮鞭抽打他。
　　为了镇压战俘的反抗，除严重的送禁闭室外，在每个中队的铺头上都挂满了刑具，如军棍、皮鞭、手板，还有在木板上钉有铁钉的特制刑具。随时就地执行，人们一看到这些刑具，就会毛骨悚然。
　　（二）残酷的劳役、训练和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进入“新华院”的人，不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就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到日军和汉奸的任意污辱与杀戮。在训练队里经常关押着二三千名受难者，每天天还不亮就起床、跑步、点名，还要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他们由日军押解去白马山劈山开石，稍有怠慢就遭毒打，虽然劳役繁重，但却只能吃到少量的小米饭。因此，每个人的身体都消耗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在训练场上的“跑步”更是使人难熬，一个队围一个圈子跑，汉奸小队长站在中央，口令一下，无休止地跑，由于天气寒冷，加上体力衰弱，如果掉队就遭毒打，因此经常有人在跑步时休克在地。
　　俘虏穿的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破旧棉衣。记得发给我的上衣钮扣全掉了，内衣又被扒去，只得将棉衣左右掩起，腰间用稻草绳系住，以御寒冷。日军从来不给发鞋，我们３０几个人进院时穿的皮鞋、球鞋之类，全被汉奸队长们用破鞋子换走了。与我同时被捕的侯振宇（中学教师）因没有鞋穿，竟撕破上衣的破棉絮用稻草绳捆在脚下，手脚被冻裂，鲜血直流，走路艰难，但也要支撑着训练和劳动，不然就遭毒打。有的人竟活活地冻死的雪地里。１９４５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大雪纷飞，一连数日朔风刺骨，仅除夕这夜就冻死６０多人。就在这几天里，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赵学安、李同群、王百寅、宋其岳、焦桂芳、刘恩木、邵清溥等七人，也因劳累、冻饿而死。
　　（三）惨绝人寰的杀戮。“新华院”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杀中国人民的典型集中营，是日本法西斯暴徒妄图灭亡中华民族的一个具体而残忍的缩影。在“新华院”里，凡被认为有“不轨”行为的人就被送进禁闭室，不给饮食，大小便全在里面，不几天就会活活饿死。１９４４年，我们被捕前不久，听说有两人难以忍受虐待，想逃跑求生，结果被烧死的电网上。
　　有的被日军抓进军部（东院）让狼狗咬死。１９４５年２月，训练队选定６００人去日本福山县开矿当劳工，其中有两人密谋潜逃，被日军发觉，当即将他们捆绑在操场高台的木桩上，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临时召集全“新华院”的人现场集合。日军军官一声令下，两个凶狠的日本兵便提着上有刺刀的枪支，以活人为靶子猛力刺去，顿时血溅满地，活活地将他们刺死了。日军这样做，无非是借以威吓全院的俘虏。
　　所谓“中日亲善”者，被他们自我揭露得一览无余了。
　　再说说前面所谈的病栋，人们称之为“鬼门关”。不管大病小病，只要送进这里就算被判处了死刑，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里面环境恶劣，传染病很多，既不给药，饮食又不按时，更无人看管，进去后很快就会死去，因此，它实际上成了停尸房。汉奸头目们经常谩骂恫吓俘虏们：“妈的，再捣乱，就送你进病栋！”病栋里确实阴森可怕，里边的老鼠像野猫一样大，红红的眼睛，经常啃去人的耳朵、鼻子、屁股、脚跟等软组织部分。有的人奄奄一息，动转不灵，被老鼠咬死的也不在少数，炕上、地下血迹斑斑，以致人死后尸体也往往残缺不全。每日从训练队送入病栋的人很多，有一些病人当被赤身抛进拉尸车时，还在不断呻吟喊叫：“我还没有死……”为了处理死尸，有的竟被注射红汞水和石炭酸水，以加速病人的死亡。
　　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暴徒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地屠杀残害中国人民。在“新华院”被害而死的人一批又一批地被埋进“万人坑”。我们同案被捕的３２人中，因受折磨而死在“新华院”里的就有１０人。“新华院”院长青井真光也供认，从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０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在他任职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杀害了１２０００人。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从１９４３年建立济南“新华院”起，到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投降止，３年的时间内约残害我国军民达３５０００余人。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东，黄家屯庄南、庄北一带，白骨盈野，“万人坑”里更是白骨堆积，厚度竟达一尺有余。
“日本沟”罪恶的终结
　　横道河镇的九月，丰饶而祥和。
　　前往镇西南方向的路，大约只有５公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那个曾经被当地的老百姓称做“日本沟”的地方。
　　这天是９月１２日，阳光下，路两边金灿灿的黄豆、成熟的玉米饱满沉实，它们可否知晓，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的沧桑与屈辱？
　　得知我们采访“日本沟”的消息，土生土长的横道河人王殿杰主动担任起向导。５１岁的他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历史，然而老辈人给他讲述的日军暴行却成为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
　　当地人讲，从“小五官”养路工区往里１５里地左右的区域，就是“日本沟”了。
　　　　　　　　“日本沟”里的秘密
　　“日本沟”夹在两山之间，看上去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日军在这里修筑过工事。据了解，当年，这里有五六百名民工从早到晚用马车驮着沙子、洋灰（水泥），驶向日本沟。为了保守秘密，民工中没有本地人，全都来自山东、吉林和省内其他地方。　　　
　　“日本人在这里修工事的时候，我就在‘小五官’附近种地，每天都能看见最少二三十辆马车装得满满的，从路边经过，把我的地糟践得够呛。”８３岁的老人马俊山说，但他与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军把守严密，无法靠近“日本沟”，所以并不知道他们在修什么样的工事。
　　见过这些工事而现在仍然健在的老人，镇上已经很少了。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７７岁的隋绪君老人。他曾经看过这些工事。那是在光复不久。老人描述：这些山洞大约高六七尺，宽２米，有的挖到１０多米深，有的只挖到五六米深，看样子，是要做装备的掩体。这样的山洞他看见了五六个，实际数字比这要多出许多。“这些洞都还没有完工。”不少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说，后人曾来寻找这些掩体，但是因为荒草的掩埋，没有找到。
　　然而，“日本沟”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事才遭践踏的。采访中，不少老人提到了一个日本“三友”公司，是作“木头活”的，也就是采伐木材。他们进驻这里的时间要早许多。他们把伐下的木材运到日本。一位老人介绍，这些人太祸害人，他们平日里烧的柴火，都是现在的一等材。
　　然而当这里开始修筑工事之后，日军对资源的掠夺便让位于军事需要，“三友”撤离了。
　　“日本沟”中还有一个日军放置水泥的地方，人们叫它“洋灰垛子”。这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沟”还要有名。因为人们虽然看不见那些隐蔽罪恶的掩体，却看得见修建这些掩体时的水泥。
　　王殿杰告诉我们，小时候，他常到这座山里打柴，看见地上散落着一些已经凝固了的水泥，差不多有四五袋水泥落在一起那样高，１０米左右宽。之所以叫“洋灰垛子”，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水泥。据说，多年前，人们发现凝固的水泥可以重新利用，就用车拉走了。
　　　　　　　　没有完成的工事
　　这些工事并没有完成，了解它们是什么时候兴建的，或许有助于说明日军的战略企图。
　　于连恩老人介绍，１９４５年，他在当地火车货物处当装卸工，每天卸下的净是好东西：豆饼、粮食、军用品、药……其中不少拉到了“日本沟”，看样子是为备战准备的。而马俊山老人则表示，从牡丹江到横道河子，属于日军抵抗苏军的第３道防线。他的话到底确不确切，记者没有得到证实。但是老人的一段劳工经历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他曾和村里的２０多个年轻人一道，在牡丹江给日本１５５部队当劳工，每天不停地挖池子，用来埋汽油桶。每个坑都要平放着装进３个２００多斤的汽油桶，用土盖上，以防苏军轰炸。谈到“日本沟”修筑工事的时间，他说：“民工在那里干了半年，苏军就打过来了。”
　　一位老人说，大约是７月末的一个深夜，窗外下着细细的雨，人们被一阵炮声惊醒了，不久便看见了警察署着了火，事后得知，火是日本人自己点的，因为苏军打过来了。老百姓听说，苏军已经打到穆棱一带了。
　　“日军撤退时，‘日本沟’里的兵力也撤出沟里，为了防止苏军从后路包抄过来，他们还在地里埋下了不少地雷，慌乱中，有些人不小心踩上了自己的地雷，我亲眼看到了一些胳膊、腿在到处飞。”隋绪君说道。
　　从老人们的回忆中，可以理出这样的历史脉络：１９４５年初，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日军，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们以“日本沟”为掩护，抵抗随时可能进入的苏军的袭击，然而“好梦难圆”，日军终无回天之力，“日本沟”也无法实现他们的“厚望”。
　　半拉架子的“日本沟”工程，虽然尘封于历史的长河，但是它以罪恶证明了历史的公正。
　　“日本沟”不应被遗忘，就像历史不能被遗忘。　　
重庆大轰炸——沉痛的记忆
　　重庆，美丽的山城中国的雾都，长江上游最大的工业城市，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许多的美誉冠之都不为过，险峻的三峡，神奇的丰都以及蜚声中外的大足石刻无不令人心驰神往。多少年来，歌乐山下优秀的中华儿女集合在党旗下，用鲜血谱写了影响新中国几代人的红岩精神，他们的身躯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他们的精神得以延续，是中国永远不灭的火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向自诩历史知识较丰富的我对于六十多年前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竟然一无所知。昨天，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里，在解说员深沉的语调声中，我被带到了六十多年前的重庆。电视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对着镜头失声痛哭，画外的我，泪水在眼圈旋转，仇恨在心中激荡，终于忍不住，对着莹屏豪啕大哭。我哭自己的无知，我哭旧中国的无能，我哭那个年代中国百姓的悲哀，我哭新中国还没有足够强大，我哭忘记了历史的中国人！我想变成一枚威力无比的炸弹，穿越时空，将六十多年前的日军飞机连同狗日的刽子手碎尸万段！碎尸万段！！然而，一切都已不可能了，遇难的同胞连同旧中国的屈辱一去不复返了，我希望仇恨会被一代代传下去，最终化为力量。今天早上，我翻阅了一些书籍，查阅了一些网站，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整理出一些粗糙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资料，让我们再重温一下重庆三千年历史上最为悲壮、惨烈、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感受一下先人的苦难吧！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当时中国的首都重庆进行“航空进攻作战”，开始了长达5年半惨绝人寰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总计实施轰炸218余次，出动飞机9500余架次，投放了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24万人。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重庆大轰炸”历史之长、为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1938年12月26日，日军第60、第98两个轰炸机队从汉口出发轰炸重庆，这是连续大轰炸重庆的开始。到1939年1月10日，通过三次试探性轰炸后，日军清楚地看出“重庆的防空态势尚未完备”，于是便开始大规模的轰炸。
　　1939年5月3日下午，日机20多架由东北方飞入市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重庆最繁华的陕西路和商业场小十字一带的21条街中，有19条几乎被炸成废墟，房屋店铺熊熊燃烧，市民的残缺尸体到处都是。小十字岗亭的一个交通警正在指挥车辆，一颗炸弹落下，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太平桥下堆满了妇女儿童的尸首。中山公园的电杆上、树枝上挂着断肢残肉，楼亭残壁上溅满了斑斑血迹。长江沿岸二里长的贫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火借风势向南延烧。南区繁盛路一带落下无数枚燃烧弹，火舌吞噬着一个接一个的商店和民房，被炸断手炸破头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挣扎惨叫，令人目不忍视。
　　1939年5月4日下午5时左右，日机又来轰炸，而且比前一天的轰炸更为惨烈。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许多高楼大厦变成瓦砾一堆，37家私人银行，有24家被毁，无数家铺面和民房烈焰冲天，烟尘蔽日。市民的伤亡惨重，从砖石堆中挖掘出来的死难同胞，有的头颅被压扁，有的四肢被炸断。晚上，重庆全市断水断电，在漆黑的夜幕下，除了受灾地区的火光烈焰以外，许多街巷的瓦砾堆边都闪烁着祭悼亡灵的香头烛光。
　　在这两天的大轰炸中，重庆总计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仅5月4日一次轰炸，死伤人数就近5000人。
　　1940年5月20日，日机70架飞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开始空前野蛮、大规模的轰炸，炸弹和燃烧样雨点般地落下霎时间，整个市区被黑烟烈焰所笼罩，成了一片火海。市内自来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使救火工作无法进行。大火蔓延，连续烧了七八天。经过这次轰炸，半个山城被毁灭。这次轰炸后的第八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被炸，教务长孙寒冰等九名师生被炸死；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毁；法国人开办的直元堂圣母院及其附设的难民收容所也遭到轰炸，被炸死烧死的难民达100多人。
　　1941年6月5日夜，重庆市防空警报骤响，缺少准备的市民纷纷涌向在市中心石灰市、磁器街、十八梯之间的防空隧道，日军出动二十四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长达三个小时之久，五个多小时才解除空袭警报。在严重超员和长时间的“疲劳空袭”下，由于隧道内避难人数超过容量，加之通风不畅，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避难民众窒息、践踏伤亡的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关于“大隧道惨案”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据当时埋尸体的工人说，用了20辆卡车，一天一夜才将尸体运完。以此计算，死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
　　据说，没有一个日本兵登上过重庆这块土地，但生活在重庆的50余万市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刽子手的野蛮。没有制空权的旧中国，任由侵略者自由出入，就在这漫天的轰炸中，也许大雾成了重庆市民最好的掩体。可以肯定地说，那样的悲剧再不会有了，但这就成了我们的自豪吗？
　　不，绝不能！今天的重庆市在当年轰炸时一个最大的炸弹坑上修建起了一座解放碑，以此纪念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可当年屈死的冤魂在哪里？据说，在“大隧道惨案”死亡后无人认领的数千具尸体脸部被洒上石灰拉到郊外草草地埋葬了，连一块碑也没有留下，在今天的土地上已很难找到当年被炸弹烧焦的痕迹。然而记忆也被抹去了吗？我不敢说。今天有多少人看着日本的动画，用着日本的电器，尽情地感受着所谓的“东洋文化”对我们的冲击？他们是否还记得我们民族的曾经的伤痛？我无意指责他们，在今天开放的中国，看什么用什么纯属个人喜好，只要不犯法就都被允许，但作为中国人，我为在靖国神社前写下“该死”两个字的冯锦华叫好，我为某加油站拒绝为日本车辆加油的老板叫好，面对着今天的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殴打中国人，面对着98年《实话实说》节目里那个教训东史郎的日本女留学生，面对着甚嚣尘上的日本极右翼言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我是一个出生在东北的青年人，没有象前辈那样出生在苦难里，也始终无缘于重庆，但我很想到重庆去看一看，不是去旅游，是去寻找几欲失去的记忆，去渣滓洞，去白公馆，那里，有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也希望青年人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多回回头看一看过去，看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看看我们曾经的辉煌，看看我们曾经的屈辱，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下去。记住，任何外来的压力都摧垮不了一个民族，除非我们自己毁灭自己。
魔鬼的乐园——日军活人试验罪恶录
　　1949年12月，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之后，苏联政府在伯力城设立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
　　起诉书中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种种侵略罪行，以及细菌战犯山田乙三等12人的严重罪行：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具体目的是企图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它称霸东方、建立日本大殖民帝国的狂妄野心。
　　鉴于为这一罪恶目的驱使，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期准备并实施其侵略战争的计划中，曾秘密准备细菌战争，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妄图通过播散鼠疫、霍乱、伤寒、坏疽病、炭疽热病及其他致病的传染方式，消灭抵抗国家的军队与和平居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　　
　　1935至1936年间，日本在东北设立了两个极端秘密的机关：一个命名为“关东军部队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它是在石井四郎主持的实验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另一个新设立的“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1941年后，这两个机关分别改名为“第七三一号部队”和“第一百号部队”，由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直接总指挥。
　　“第七三一号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地区，专门建造了一座小成。该部及长官是石三郎，有3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拥有大量实验设备，下分五处，……　　日本法西斯匪徒，测验细菌武器的主要方法，就是采用了有系统目的和大规模的对活人的直接试验，其试验对象即是被日本宪兵机构确实为要刑讯致死的中国、苏联和其他参战国的爱国分子、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成员、被俘战士以及和平居民。主体项目的实验者多是中国人和苏联人。其试验手段包括注射、感染、炸伤、打活人靶等，残忍至极。……　　
　　据当时参加试验的日本匪徒供词：“自1941——1945年间，仅于通过七三一部队实验而杀害的人也不下3000人。”而且死者都被运送往特别火葬炉中焚毁。
　　根据日本“赤旗报”揭露：日本法西斯为进行试验起见，曾将动物的血注入人体中，并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还将被弄死的中国抗日战士的头和躯体，加以肢解，运回日本，以供研究之用。
　　更为罪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为研究防止梅毒，竟丧尽天良的先使中国妇女染上梅毒，再以妇女人体进行防止试验。七三一部队还广泛地进行冰冻人的非人性试验。刽子手们强迫把被实验者的手和脚放在特制的冰箱里，直到四肢冻伤或四肢烂掉，然后再带回实验室进行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在侵略苏联期间，以寻求防止四肢冻坏的某些办法。死亡于此项实验的中国军民也无计其数。
　　……
　　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一位前七三一部队员写下这样一首充满服罪感的诗句：
　　一位画家在画“冻伤试”，他自己的手也在发抖，
　　因为眼看着“马路大”在寒冻中冻掉双手。
　　解剖活人的手术刀也冻得凝结一层血迹，
　　酷热的天哪，锁链声仿佛象人在哭泣。
　　为了同死亡做斗争，越狱的怒火也曾炽烈地燃烧，
　　墙壁上留下了“马路大”用血写成的反帝口号。
　　烈火中“马路大”，在触摸着烧烤的肉脂，
　　十字架上“马路大”，在忍受着鼠疫跳蚤的袭击。
　　自命不凡的恶魔医生，如今已跑得汗流夹背，
　　那已焚毁殆尽的白色魔塔，陡化成一片墟废。
　　……
　　诗中所说的“马路大”，指的就是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所属哈尔滨矫正院逮捕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蒙古人俘虏，据说也包括朝鲜人。然后被送到七三一号部队特设监狱，在这里，他们失去了人的资格，成了“马路大”（日语“马路大”就是材料的意思）。他们在各种试验中被做记录时，仅按他们的性别，在表格上标注“♀马路大”或“♂马路大”的字样，这两个符号是第七三一部队用来表示实验材料的专用术语。平均两天就要“消耗”三个“马路大”。
　　在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关押的女“马路大”遭遇最惨。她们中有的是因为以反日分子嫌疑被捕的俄国妇女和中国女学生，有的则是丈夫被逮捕了，老婆孩子挂念亲人的身体，去到警察署或拘留所探望，当场也被宪兵队抓了起来，当做“马路大”送进来的。大多数的女“马路大”属于这样一些人。她们主要是用来充当梅毒的实验材料。
　　这些中国女教师或俄国女学生，以及被捕“马路大”的妻子和女儿全是戴着手铐被关在单人牢房里，这些妇女在单人牢房里的头一次遭遇，就是被到照像机前接受队员的凌辱。　　七三一部队的上层人物，每人手里都有几十张有关女“马路大”的照片，这些照片全是由摄影班拍下的。
　　照片上一色照的是裸体女“马路大”下身的各种姿态，而且都是特写镜头。长官满脸带淫荡的笑容，时而也把那些照片拿给队员看。
　　有的女“马路大”竟因些在狱中生了孩子。
　　某女“马路大”一生下孩子，又成了摄影班班员们摄影的内容和扯闲蛋的材料。
　　有个俄国女“马路大”，妊娠期间被捕，在狱中生了孩子。她为了养活婴儿，任什么“实验”都肯承担……。女“马路大”那双眼含着泪花，天天向看守苦口哀求给孩子喂奶的情景，尽管有的看管队员有过一丝怜悯之情，但是，七三一部队奉行的逻辑却是：“马路大”生的孩子，仍归是“马路大”，而在七三一，“马路大”只不过是材料而已。因此，她那个孩子的境遇，即使由她争取到了好得不能再好的条件，也绝不会超过一只耗子的饲养水平。因为到头来她们母子俩或早或晚总是要被一块儿杀掉的。她们的生命连一只耗子都不如。“马路大”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生物”，是容易得到补充的。而老鼠却是一种了不起的“武器”，是不能轻易死掉的。
　　在特设监狱楼的头上设有一间“马路大”专用浴室。一般规定每周可以洗一次澡，但由于实验上的要求，洗澡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但洗澡必须在武装的特别班员监视下进行，因此监视年青女人们洗澡，成了特别班班员最下流的乐趣。
　　在女“马路大”中，有个身材苗条，一头金发几乎拖到脚跟的俄国女人。这个在澡塘里露着一身白皙的皮肤，有着一张红润的嘴唇的女“马路大”，早已引动了特别班员们的淫欲。一天晚上正赶上是她洗澡，一个站岗的特别班班员，猛然闯入浴室，一边用枪威吓着一边朝这个赤身露体的女人扑了过去。
　　这个女“马路大”原先是个知识分子，有相当高的教养，而且在斗争中已经锻炼成为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指苏共党员），见此情景，顺手给扑过来的特别班看守的脸上啪嚓一声打了一巴掌，随后她自己也有些慌张的赶忙穿上了衣服，……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大吵大嚷地向特设监狱的负责人提出了抗议。这一下子把看守们的丑事给公开了出来。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解剖活女人。这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妇女，她已在监狱里生了一个孩子。临解剖之前，她好象意识到这是最后的一天。一进入解剖室便用悲伤的语气请求说：“让我怎么都行，只要饶了我的孩子，可爱的孩子！”
　　解剖活人时，在医学上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各研究室都乐意来参加。
　　这个妇女抬上手术台后，先用浸透哥罗仿的药布蒙上鼻子和嘴……过了五分钟的光景，人就完全失去知觉，进入睡眠状态。这时从咽喉开始用手术刀一边止血一边切，等到腹部切开再一直切到阴部。这个女“马路大”就这样活活被杀害了。
　　对于女“马路大”，解剖的目的是以检查女性生殖机能为重点，不同的部位要放上不同的测定器，还要检查排卵机能，解剖做得十分细致，往往需要3、4个小时。
　　切开脑袋时更残忍，尽管由于麻醉已陷入睡眼状态，可实际上这人是很难受的。当解剖刀触动延髓部分时，“马路大”立时就会把嘴张开，然后咯吱咯吱地磨一阵牙，再把嘴张了又闭，闭了又张……若触动一下中脑的小隆起部分，脚会突然竖起，手腕也在动……
　　这种活生生的杀人场面，连侵略者自己都受不了。那次活人解剖，由一个刚到七三一部队不久的摄影班班员负责拍照。当他看到内脏从里面露出来时，只觉得眼前发黑，手发抖，身体不由自主地蹲在解剖室地上呕吐起来。
　　“这个熊包，快拍下来！”负责监督这次解剖的实验班长，俯身对着摄影班班员大吼着。不过，这个摄影班班员刚听到一声大叫，便已昏迷过去了。……
　　日本战败前，他们为了杀人灭口，全部消灭监狱里的“马路大”，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在氰酸瓦斯实验场，汽车匆忙拉来两个俄国母女。母亲长得矮小，一头金发，约摸30多岁，那个女孩顶多不过3、4岁，因为要忙于撤退，班员们没给她们戴手铐，也没把她们绑在柱子上就推进了实验室。
　　当瓦斯送进去后，那个女孩偎依在母亲的脚下，还不住的扬起头，带着好奇的目光朝玻璃屋的四下打量着。……母亲显得十分宁静，用两只手好不容易摁住了这颗来回转动着的褐色的小脑袋。于是女孩子这才把头贴在母亲身上，安安稳稳地一动不动了。……接下去却是一阵阵毒瓦斯向她们喷来。
　　在镶着玻璃的斗室里，弥漫着越来越多的瓦斯，这位母亲为了抢救孩子，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她把孩子的头使劲按在地上，用自已矮小的身躯，尽量捂着孩子的身体，一心想把孩子保下来。然而，不断往里喷时的氰酸瓦斯就象一只魔爪，它先夺走了女孩的生命，接着又毒杀了这位母亲。那双放在孩子头上的手终于软绵绵地掉下来……　　一位年已七旬的前七三一队员，回忆起当年那幕残酷的镜头时，不禁老泪纵横，大哭了一场，深深地感到罪孽的内疚。
　　就这样，3000多人被七三一部队进行残忍的活?人实验当作材料陆续“消耗”掉了。
　　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机构，日本军方投入的研究经费十分可观。据档案记载：1944年一年的研究经费就达6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的250万美元。这个数字为1945年以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北平协和医学院提供的经费的4倍以上。
　　日本军部搞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于实战。细菌武器被用于实战而致死的人数并未计算在实验致死的人数内。据档案记载，早在1942年春，当时中国的重庆政府卫生部就详细报告过：在1940年10月27日、11月4日、11月28日和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先后到浙江宁波、金华和湖南的常德低空投下麦、谷粒、纸、棉絮等物，在金华还投下不知名的颗粒。　　这些物体和不知名的颗粒投掷数日后，就发现有淋巴鼠疫的患者。因此，宁波死亡99人，常德死亡9人，而这几个地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战后的1947年，美军在东京审讯有关日本人时，得到有力的证实。他们说，石井四郎及大量随员于1940年8月，携带了70公斤斑疹伤寒菌、5公斤霍乱菌和相当量的被感染了鼠疫的跳蚤，飞往杭州进行细菌武器实验，曾投放到宁波、金华等地。1942年7月，石井四郎又携带了130公斤伤寒菌和鼠疫及被感染的跳蚤到华中地区投放，石井四郎在1939年冬向别人讲述，他曾在东北山区投放霍乱和鼠疫菌取得了效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有300多颗各种类型的细菌弹被销毁。
　　以上种种惨无人道的行为都是在魔鬼乐园的魔王——石井四郎直接指挥和亲自参加下干的。那么石井四郎何许人也？他干下了这么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为什么没有作为战犯，受到二次世界大战后设在日本东京的国际法庭的审判？
　　石井四郎生于1892年，日本千叶县人。192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以后就同日本陆军的医学单位发生联系，军衔从中尉直至中将。其间，1924年到1926年，又回到京都帝大做研究生，专政细菌学、免疫学、流行病学和病理学。1928年到1930年到国外访问和学习，到过亚、欧、美三大洲的26个国家，包括美国、苏联、欧洲大陆和北欧各国；也包括地中海的埃及、土耳其，南亚的新加坡和锡兰，太平洋的夏威夷。从1932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几乎全力投入有关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制，用中国人体实验都是在他的指使下进行的。他在这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力，他是这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领导人，1936年开始兼任关东军负责人之一。他与战犯东条英机的关系极为密切，曾受过东条英机授予的奖状。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回到日本。战后设立在东京的盟军远东司令部中的美军和苏军双方都十分注意搜集有关日本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情报，一接触到这个问题，石井四郎当然成为被注意的主要目标。虽然一度谣传石井四郎已经死去，并在他的家乡隐居，需要时让他到东京自己的寓所，美军人员曾透露说：石井开始讲了一些七三一部队研究所的情况，但对细菌武器和用人作实验的问题，完全回避。1947年美国细菌学专家应美军约请，到东京参加了同石井四郎的谈话。经美方暗示对他可以不作战犯处理后，他才默认了他人的供词，自己也写了关于细菌武器在战略、战术中设想及用人作实验的材料。
　　美军为什么对石井四郎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当时在欧洲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用人作实验的德国战犯已经作了判决，为什么美国在东京却采取另一种政策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美国认为日本人的供词有科学价值，并且希望得到更多的有用材料为美国的军事服务外，还由于一旦把这些人推上国际法庭，则一切材料都将公开，无密可保，当时美军认为这样做对美国的全球军事扩张不利，这样，石井四郎与同他合作的许多人都被保护下来，石井四郎本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又多活了40年才死去。
　　医学科学本来是给人治病和救死扶伤的，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一旦被反动的法西斯分子掌握后就变成了杀人的凶残武器。这批披着科学家外衣的禽兽们，在日军七三一部队甘愿为魔鬼出卖自己的智慧，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在“为了战争，为了大日本的利益，为了大东亚共荣圈，为了效忠天皇”的愚忠思想下变成了“富有智慧的魔鬼”。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要世世代的永存下去，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也休想抹杀掉的。对那些想把日军对华侵略悄悄地篡改成“进入”的少数跳档梁小丑的所作所为，不仅中国人民不答应，就是有正义感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决不会答应。
　　
　　（本文根据《外国案例选》，《魔鬼的乐园》（日）森村诚一、《难忘的国耻》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等资料编写而成）

姜子牙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官兵私自拍摄的日军砍杀中国军俘虏“试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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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日本罪恶畜生行径

日军细菌制剂厂
“满洲第７３１部队”罪恶史
(木神)原秀夫 田村良雄 秦正氏 荻原英夫
　　７３１部队的形成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队号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它盘踞在哈尔滨市东南２０公里当时叫平房的一个小镇。
　　１９２７年以后，日本统治者侵华野心越发暴露。他们要实现这种野心，但人力、武力、财力都不够；特别是工业资源、工业原料都先天不足，工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离满足疯狂的要求还远得很。为解决这种矛盾，他们竟不择手段，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原则于不顾，使用细菌作为侵略屠杀的手段。因为细菌既不同于钢铁、稀有金属，也用不着汽油，是一种廉价的武器。
　　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他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富于机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他曾对军医学校学生叫嚣过：“跟我一道干的有没有？能为我死的有没有？”以此来搜罗给自己当爪牙的部下。更依他的岳父京大总长（京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专门研究生化学）为靠山，选拔“京大派”中的“能手”，参加犯罪的研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当作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７３１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１９３３年建）。
　　石井化名车乡少佐，当了部队长。他的心腹部下有川岛清军医少佐、太田澄军医大尉（化名伊达大尉）、碇常重军医大尉、早川清军医中尉、江口丰洁军医中尉、增田义穗药剂中尉（航空员，石井四郎的女婿）等。此外，还纠合二木、石光、笠原、八木泽、田中技师之类的科学家。石井利用自己同乡关系，找来自己的家属、亲友和佃户充当雇佣人员，如石井猛男（化名为细谷嘱托，石井四郎的胞兄）在当时专管焚烧因供实验而牺牲的烈士尸体。他们一齐为侵略中国的罪恶计划服务。在当时部队有百名左右的人员。在背荫河，有络绎不断的蓝色小汽车，利用暗夜，把抗日救国人士运到加茂部队里的秘密监狱。
　　中国人民在优秀的领导者、抗日联军第十一路军军长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有几位抗日救国勇士利用１９３４年夏季某日的暴雨，打倒看守，逃出了虎口，平安地回到杨靖宇将军那里。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石井因害怕泄露秘密和遭到中国人民的攻击，立即准备迁移。诈称背荫河部队失火，其实是自己放的火。在哈尔滨市郊南岗庙，哈尔滨陆军医院迤南，修建数栋房屋，作为医院的一部分，继续进行罪恶活动。这个所谓的“医院南栋”，实质上就是在平房镇大兴土木，正式迁移的一个开端。
　　１９３４年，他们制造了细菌武器最重要的工具，大量生产培养罐，更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公司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了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和部下胜矢技师设计了放毒工作中的必需器材――“毒性测量机”。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平房车站迤北约４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２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把正黄旗村的１８０户、８００人撵到西方去祝在关东军军需部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１９３７年完成，１９３８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
　　石井为防止部队秘密外泄，特使他的同乡亲戚土木建筑业者铃木茂包办一切，所用的５００多名服务人员，也是从故乡千叶县招募而来的。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１２０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１９３８年６月到１９３９年３月，全部迁到平房来。在所谓“南栋”（哈尔滨南岗）那里，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
　　在平房的这个部队，是拥有月产霍乱、伤寒等肠内细菌各５００公斤、鼠疫菌２５０公斤、炭疽菌２００公斤能力的皮带传送式生产设备和包含监狱的杀人实验所和研究初步细菌战争的机关以及研究细菌的使用方法的机关等等的综合组织体。
　　以该部队为中心，方圆８公里半径的范围以内，划为特别地区。以“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为护符，从该处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即在双城街道、拉林街道、平房街道、阿城街道等各街道上，经常有伪警和宪兵严密监视。在这片土地内的２３个村，１．２万农民都变成了７３１部队的奴隶。有４４０个贫、雇农被撵出村庄，集体关在该队北方附近的“劳工村”，在该队附近的“自养农潮内受奴役。对于其他的农民，则是每天强制出２００名劳工和８０辆大车以供差役。农民在打骂之下替他们耕种和从事土木工程以及搬运等繁重劳动，生活异常悲惨。７３１部队的“血清马”（供采取血清的马）吃燕麦，农民则以吃橡子来苟延残喘。小孩子不断饿死。有个青年因上山拾柴遇到宪兵，说他无许可证，致被打成半死，精神错乱。
　　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帝国主义因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哈桑湖事件。原想进窥苏联领土，不料遭到英勇还击，打了败仗。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司令部第一课的参谋（竹田东宫）借查看的名义来到７３１部队，协商怎样进行细菌战以挽救战局。
　　石井就派碇中佐率领“碇部队”开往哈桑湖前线，将约有２２．５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菌撒布到哈尔哈河及其他水源、地上。当时虽然在日本侵略军中早作出预防的外置，尚且发生大量病人，至于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里，在附近的居民中，有多少人受害，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这次散播细菌，是７３１部队初次大规模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不讲人道的细菌战争，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可以说，７３１部队是以哈桑湖军事挑衅为转折点，从研究细菌战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实行的阶段。在１９４４年，石井四郎因从事细菌战争的研究工作，得到日本陆军的最高技术有功奖。
　　７３１部队的人员，也在１９３９到１９４０年之间骤然增加。哈桑湖事件以前，人数约５００名。石井为防止秘密泄露，一向借军医学校的师生关系、亲戚关系和封建隶属关系来维持部队内的团结，掩盖罪恶活动。自从事件发生之后，更招募所谓“青年队”，组成了“子弟兵”，加强他的独裁力量（例如曾招募千叶县不满１８岁的青年约７０名）。此外，更致力从复员军人以及私人关系中寻求所谓可靠的人。到１９４２年，部队人员已达２０００余名。
　　另一方面，在１９３８年以后，更把７３１部队的基干人员，置于中国关内各地的沦陷区内。如设立华北防疫给水部、华中防疫给水部、华南防疫给水部等。东北地区是由１９４０年起，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共设立四个支部。１９４１年，又把大连卫生研究所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手中，兼并到７３１部队的管辖下。于是在中国各地，组成了一张细菌战的网，到１９４０年７月，遂对中国大陆开始了细菌战。
　　７３１部队的罪行
　　（１）为细菌战而生产的细菌
　　能供细菌战争用的细菌主要应具备的条件，是能够大量生产，毒性强大，对外界影响抵抗力大和能秘密使用难找罪证。为满足这些条件，经研究，首先设计出能供大量生产的“石井式培养罐”。迁到平房后，设立了皮带传送式的生产细菌的工厂，细菌产量越发增加了。生产工厂中的三栋厂房，是在哈桑湖事件前夕完成的。五栋是在１９４０年７月向中国关内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前夕完成的，都属于第四部。三栋的细菌最高产量，一天约３０公斤。为使细菌的毒性增大，还把细菌液注射到人和动物的身体中。
　　７３１部队从１９３９年哈桑湖事件到１９４２年之间，所生产的都是供细菌战争之用的。主要是对中国大陆散布。其数量见下面表格：年月生产菌种生产量备考１９３９年７―８月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２２．５公斤１９４０年５月伤寒２０公斤１９４０年７―１１月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鼠疫２７０公斤１９４１年１―２月鼠疫、炭疽９公斤干燥细菌１９４１年５月鼠疫、炭疽９公斤干燥细菌１９４１年７―９月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７０公斤１９４１年９―１１月鼠疫７０公斤１９４１年１２月鼠疫５公斤１９４２年４月鼠疫、炭疽２４公斤１９４２年６―７月炭疽１４０公斤共计６３９．５公斤散布方法：从培养基上将大量培植的肠内细菌（即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刮下，加肉汁和丙三醇各少许，制成菌液，放入飞机的“降雨器”内，由空中散布。鼠疫菌、炭疽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人得肺鼠疫和肺炭疽玻干燥细菌是将培养的细菌，用“干冰”（雪状炭酸）凝冻使之干燥的，归第四部第二课军医少佐三谷幸雄负责。炭疽菌、鼻疽菌和瓦斯坏疽菌因对外界环境条件变化有强大抵抗力，所以用它制造细菌弹。带鼠疫菌蚤则不用加工即可用飞机散布或用鼠疫弹散布。鼠疫菌蚤由田中技术中佐为首的田中班负责大量生产。
　　关于实施的具体地点、时间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害详情，无确实可靠的材料，我们所知道的，仅有下记的事项：１９４０年夏，在浙江省宁波曾空投过鼠疫菌；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石井四郎曾在湖南省常德亲自投下过鼠疫弹；１９４２年曾用伤寒菌祸害过华中地区。总之，曾多次散播传染病菌杀害过很多无辜的善良人民。
　　（２）以活人供实验
　　７３１部队的杀人研究家，曾把人叫做“木材”又叫做“猴子”，把人当作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动物加以杀害。这些牺牲者都是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不惜作决死斗争的爱国英雄，或是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曾作英勇斗争的苏联爱国志士。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中的１２０间水泥独身房间里，６个解剖室里，１４个实验室里，４个特种试验室里，４个标本室里，１０００多名英勇的志士，都抱着无法形容的愤恨，一个个地死去。
　　石井四郎从背荫河时代，就开始利用炭疽菌的剧毒、炭疽菌芽胞的强大抵抗力，特别是利用它的耐热性，制造了细菌炮弹和细菌炸弹。在这些实验中，夺去不知多少爱国烈士的生命。在军医大佐碇常重的指导下，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以及直接进行细菌战争的部分，叫作第二部，航空班和安达实验场都归其管辖。航空班在平房设有飞机库，经常拥有五六架轻重轰炸机，驾驶人员都是军医或药剂军官。在安达野外实验场也设有机场，附近一带是人烟稀少的广漠草原。
　　在那里以活人实验各种细菌和使用各种细菌作战的方法。以１９４４年冬的一事为例：某一天，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镣的爱国人士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２０公尺距离的木桩上，从低空飞行中将炭疽弹投向目标，借炸裂使吸入微沫而感染肺炭疽，或由于炸弹破片使感染皮肤炭疽，然后在部队的实验室里，诊查得病情况，最后则是在各种“治疗”之下进行残酷杀害，尸体则在解剖室供病理解剖。
　　石井特别重视传染力最强的鼠疫，曾三令五申对此作种种研究。１９４２年，为检定疫苗的抵抗力和实验鼠疫菌的毒性，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军医少佐曾和宇野澄技师、田村良雄雇员把关在“特别班”――秘密监狱的中国人５名，注射鼠疫的各种疫苗，尔后便在“测验免疫能”的名目下，采取大量血液，最后注射鼠疫菌使之感染，结果使二人丧了命。
　　１９４３年２月，铃木、宇野、田村为检定鼠疫的毒性，又用鼠疫苗杀害了中国的抗日救国烈士。
　　１９４４年秋，因生产鼠疫细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桥班（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内，有四名作“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术员，感染了鼠疫。（“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老鼠，再把这只鼠喂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内潜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于鼠疫，会影响全体队员的“士气”，下令必须彻底医救。高桥少佐在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的指导下，大量制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中国人的身体使之感染，然后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丧命。用这样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来医治受传染的队员。为救一个杀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须有四个爱国烈士丢掉宝贵的生命。
　　瓦斯坏疽菌被认为是有利的细菌武器。瓦斯坏疽是在炮弹破片创伤等败血性创伤中多见的一种创伤传染玻第二部二木班（中佐待遇技师二木）专门干这方面工作。在实验负伤后因泥沙污染对伤处的影响以及在其他的种种实验中，曾用中国人作实验教材，横加残害。
　　关东军一向志在侵略苏联，对预防冻伤异常重视，曾命７３１部队作这种研究，由第一部杏村班（中佐待遇技师杏村寿人）负责进行。杏村在有低温设备的特殊实验室里，凝冻爱国人士的身体，造成人工冻伤，以研究冻伤后生理上的变化以及预防和医治的方法。例如在１９４４年冬，将狱中刚刚分娩后的苏联妇女作为实验冻伤的材料，致烂掉她的手指，并命画家将伤指的变化过程绘成图样。为实验航空生理，在设有“减压装置实验筒”的特殊实验室中，以爱国人士供实验，研究在气压减低、氧素分压降低和气温降低时对人体的影响。在研究生物体的代谢方面，也曾残害过不少爱国人士。
　　此外，７３１部队为测定细菌毒性，为利用生物体加强毒性，为实验感染流行性出血热（由第一部笠原班担任。笠原为中佐待遇技师，在北里研究所肄业，微子专家），或为实验毒物、即在实验毒物致死量的比较方面，也杀害过不少中国的爱国人士。
　　就在这些爱国志士的痛苦挣扎中，日本侵略者逐步造成细菌武器，更把它投到中国大陆上屠杀更多的中国人。
　　该部队也曾对于为害农作物的病毒、病菌和害虫（由第一部八木泽班担任。班长为八木泽技师少佐，北海道大学农业部肄业）等作了研究。１９４５年，石井四郎命７３１部队航空班，用航空摄影拍照四川省内的水田分布状况，对抗日区粮仓――四川的水稻散布细菌，阴谋陷中国人民于饥饿之中。
　　以上所记，只是７３１部队滔天罪行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３）７３１部队的末期和瓦解情况
　　１９４２年，因石井四郎在会计检查中发生问题，不得不将其撤换，改由伪满洲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陆军军医少将北野政次继任。这个大学教授，不但继承石井的罪恶遗产，而且变本加厉。
　　北野从任大学教授时起，即以对“孙吴热”――流行性出血热研究闻名。到了７３１部队，颇重视笠原技师领导的微（滤）子研究班。于是就在以中、苏两国的爱国人士为实验材料的残酷屠杀中，发展了用微（滤）子残害人类的实地研究。
　　他对于生在西伯利亚森林里的一种壁虱――可传播微滤性西伯利亚森林壁虱脑炎――异常注意，命狩野翻译官、小川翻译员翻译与此有关的文件。１９４４年夏以后，更使秦中尉等６人组织翻译班，专门搜集苏联方面的医学情报。
　　１９４４年夏，他供给牡丹江、孙吴、海拉尔、林口各支部各数十吨生产细菌的材料。例如林口支部即领到大型高压蒸气灭菌锅５口，“配浦顿”（胃朊酶分析的蛋白质，易在水中溶解，有通过动物质膜的性能）压缩干肉、琼胶、食盐等约６０吨。支部经常保存、培养着各种细菌，根据测定毒性的结果，选出强壮的菌体，以备一旦有事之秋，多少都能生产出来。从６０吨的材料中，可以生产出５００公斤细菌。如果以支部为据点，用飞机把这些细菌散布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交通要道、兵站基地、重工业区、主要港湾、航空基地和高级司令部所在的地方，那么以霍乱菌、伤寒菌为例，有５００公斤，便可以使约１７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也就是能使相当于全东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发生霍乱、伤寒的大流行。同时，更为保证日本军队能在传染地区内行动，把各支部分别配属于各方面军，命名为“防疫给水部队”。例如林口支部即有汽车（包括滤水车二，消毒车二）５９辆，配置于驻“东安”的关东军第五军司令部。如第五军侵入苏联领土，该支部即从事防疫和给水的工作。
　　北野也经常注意苏联的国内情势和军用地志，准备进行细菌活动的阴谋。如将部队中“有功劳”的人，使之摇身变为伪满洲国外交部的“传书使”，分春秋两次送入苏联。１９４４年秋，使田中技术中佐，１９４５年春使田部军医中佐进入苏联。
　　到了１９４４年，北野仍然在准备着以侵略苏联为主要目的的细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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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１９４５年３月，日本军国主义不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得不到任何便宜，还现出了种种走向崩溃的迹象。硫黄岛已落于美军之手，冲绳岛也遍燃烽火，侵略者发出了“本土决战”的歇斯底里叫嚣。
　　２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远东向“苏满国境”集中。在日本侵略者看来，失去冲绳，是被砍断了手脚；苏军进攻东北，则如同头顶上被钉上五寸铁钉一般。日本侵略者在日暮途穷中，仍抱有一线希望的仅有细菌武器。石井四郎于是重又回到７３１部队的旧巢。
　　４月初，他一到任就意在言外地非难北野前部队长说：“在我离开的两年间，这个部队变成研究所了。从今以后，即使一分钟也不许浪费在无用的研究和脱离生产的工作上！”于是拼命把全力用在专门生产鼠疫菌方面。
　　他在部队长室，在总务部长太田大佐、课长田部中佐的参列之下，召集孙吴、林口、海拉尔、牡丹江的各支部长，传达命令：“根据大本营指示，部队至８月底要生产鼠疫菌蚤一至二吨！”各支部按照这一计划。为把供蚤繁殖之用的鼠类如数送交总部，除竭全力捕鼠外，还下令加强饲育、繁殖白鼠。
　　在总部，极力扩充了田中技术中佐所领导的鼠饲育班和鼠疫蚤饲育班，动员全体人员扑鼠、饲鼠。第一班的研究员，从来仅是对各种细菌作基础上的研究，现也把它归并到以第一部杏村寿人为中心的营养研究班里去。这是根据关东军作战计划，企图将军队撤到通化山区，仍继续生产细菌武器的一
种政策反映。
　　７３１部队及其支部并不只限于捕鼠和繁殖白鼠，还令关东军的后方医院和物资仓库都饲育白鼠。也曾企图从伪“兴安南时强制购买野生栗鼠代替老鼠。例如林口支部长木神原少佐即大肆宣传各种“鼠害”，从支部员到“开拓农民”皆被动员搜捕。只送到７３１部队的鼠类，４月为１０００只，５月１万只，６月８０００只，７月７０００只，共达２．６万只之多。６月以后，各支部也都进行“饲蚤教育”，并各分得一公斤蚤开始饲育。６月初，将部队中老幼家属约２００名送还日本，以图减轻部队行动之累。同时，将一部分部队人员和设备，也后撤到北朝鲜的江界。７月虽在总部的田中班里，收集到数万只鼠，但从侵略者的罪恶阴谋的需要量来说，仍是远远不够。
　　石井四郎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四课参谋原宁中佐，第一课参谋宫田协商“要伪满洲国每月搜交２０万只老鼠”。７月中旬，派调查课长石光熏、课员秦中尉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物色生产鼠疫菌蚤的工厂。该月下旬，更使在关东军嘱托的名义下，派到司令部归原参谋调遣。还打算通过伪满洲国的警务总局，动员所有伪警，强迫每月从沈阳地区捕１０万只，长春５万只，哈尔滨５万只老鼠，送到上述地区的生产工厂，尽全力生产鼠疫菌蚤，谎称为制造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
　　回想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在中国东北发生的鼠疫，从海拉尔沿着中东铁路，犹如猛火一般蔓延到直隶（河北省）和山东省，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现在则是想把月产一到二吨的蚤，即由２５００万到５０００万只以上的鼠疫蚤，用飞机向城市或密集部队等主要目标撒布下去。假使这种蚤直接间接沾附人身体的可能性为１０％，那么，百万只蚤可使１０万人口的城市因鼠疫而毁灭掉。曾经一度沾附人身的跳蚤，还会移到别人身上进行传染；附在地上鼠类身上的蚤，也会引起鼠疫，由此再传播到人类，通过各种媒介加速蔓延下去。人得了肺鼠疫，在一二日之间，就能由吐血或败血病而死亡。当时曾认为鼠疫死亡率为８０％，何况这些菌更是从鼠疫菌中选出的最含剧毒的菌体！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７３１部队尚笼罩在苍茫夜色之中，忽然天空被苏联红军的照明弹照得耀眼雪亮。红军的机械化部队就将到达哈尔滨。石井四郎除作部队的“善后”，即消灭一切罪证外，别无他法可想。首先令第一特别班长石井猛男将关在秘密监狱中的数十名爱国志士全部枪决。一个苏联妇女在狱中刚刚生出的婴儿也不例外。除把一切秘密文件、跳蚤、老鼠、细菌等烧毁之外，更命令工兵队将总部房舍――以监狱为中心，包括三层方形楼房的研究室、生产工厂在内，一齐炸毁。石井四郎尽早探知“８月１１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属确实”的外国情报，发出“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将近８０辆的列车，开进队内的支线，装好２０００余名队员和家属，于１３日向南逃窜。石井和其家属则搭乘其女婿增田少佐所驾驶的飞机逃回日本。
　　临逃窜时，他们把一部份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７３１部队为中心，方圆８公里的所谓“特别地区”内立时发生了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１４６名善良的农民死于非命。

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不久，就在哈尔滨市南郊的平房区建立了一座细菌杀人工厂，其代号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亦诡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罪恶的魔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它虽然仅存一点残垣断壁，但是，它的罪恶历史却永远存在于人民的记忆中。
　　从石井细菌研究所到７３１部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着手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细菌战。１９３１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天皇摄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组织了石井细菌研究所。他们纠集了一批日本细菌学者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研究。曾任日本关东军医务局局长的木尾冢龙二，就是运用细菌武器的鼓吹者，他竭力支持和推荐石井四郎以侵略战争为目的而加紧研究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是日本著名的医学家和细菌学家。１９２４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时，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
　　１９２８充当了东京军医院军医，后来被派出国考察，周游欧洲。
　　回国后竭力进行细菌战的鼓动工作，在军医学院及日军参谋本部里成了一个时髦的人物。石井四郎鼓动细菌武器研究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务署长永田少将的称许，也得到了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的支持，让他亲自领导在中国建立的细菌研究所。
　　在石井细菌研究所成立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在中国华中、华北、华南和东北建立了几个细菌研究部门和为细菌研究服务的机关。
　　石井细菌研究所，匿名称“石井部队”，也称“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开始，说是设在滨江站附近，实际上是在东北拉滨线（拉法―哈尔滨）上背荫河建立的中马城细菌工厂。那是１９３３年（大同二年）八月建立的。翌年转移。
　　１９３６年，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又根据日本天皇摄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细菌部队：一个是在长春以南五公里的孟家屯附近的华人村建立的９３号军事基地――“关东军兽类传染病实验局”（也称“关东军兽医防疫研究所”，匿名“１００号部队”），另一个就是在哈尔滨以南２０公里的平房建立的１７号军事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或称“关东军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也称“东乡部队”）。
　　如果说它是由背荫河移驻来的，不如说它是石井部队的扩大。
　　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以后，改名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１９４５年５月，在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又把７３１部队改称关东军第２５２０２部队。
　　十七号军事基地的建立
　　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国主义选定平房站以北四公里处的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建立１７号军事基地――细菌杀人工厂（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从此，平房就成为这六个村屯中间的６．１平方公里的代称。
　　１９３６年春，日本侵略者派人来到这里进行勘测和规划，并在军事用地四周钉上了标桩。是年秋天，通过日伪当局出示布告，强行命令黄家窝堡限期搬迁，把这屯的大部分居民撵到正黄旗四屯以远的地方，随后就把全屯１２０垧良田全部强占，变成了７３１部队的军事用地。从此，黄家窝堡这个地名就在地图上消失了。转过年，三家子、刘家窝堡也被令其强迁。１９３８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日伪当局强令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迁移，限期一个月，逾期不搬者以法论处，并把房子烧掉。正黄旗五屯西南的一片百十垧地被占用修建了细菌工厂，东南角的百十垧地占用后修了飞机常全屯３４０户人家，除了投亲靠友外，绝大部分住户被撵到该屯西北的裴家窝堡（后来叫新五屯），正黄旗五屯变成了建筑细菌工厂的劳工棚。被撵的居民由于无钱盖房，有８０％的住户只好搭设“地窨子”度日。正黄旗头屯位于７３１部队的西北角，村南的１７０垧地被占用，全屯１４０户居民被撵得无处安身，有的被撵至双城县境内。
　　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强占民田７００垧，强迁村屯５个，拆毁民房１７００多间，使６００余户居民流离失所。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霸占土地，强占民房，给平房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当时，一般地价为每垧地４００多元，７３１部队征用每垧出价１２０余元，除掉日伪官吏从中盘剥克扣，中国农民拿到手的不足１００元钱。再拿房价来说，当时每间草房满值３００元钱，７３１部队占用，对好房每间只给６０元钱，对旧房每间只给三四十元钱，对有的房子根本不给分文。迁屯当时正值秋季，新粮没打下来，农民只好吞菜度命。无处安身，无米下锅，被迁居民饥寒交迫，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就在中国人民的尸骨堆上修建起了细菌杀人工厂、飞机场以及宿舍、娱乐场所。
　　特别军事区域
　　１９３９年这个细菌杀人工厂刚建成，日伪当局就把以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驻地为中心，东至后二道沟，南至韩家店，西至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北至新五屯的方圆３２．２４平方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四周插上界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了１５３９号训令，规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为保密起见，规定“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乙号地段内，禁止建筑二层以上的新房屋”，“对民用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指定有航空线和禁航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由日本宪兵队和伪平房警察所严密地封锁着，并进行着法西斯式的专制管理。没有居住证明书不准停留，就连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证明书。如果没有居住证明书，一经查出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抓起来。在这个“特别军事区域”的上空有日本警备飞机巡航，严禁外部飞机进入这个空域。他们把从周家到平房站以北的孙家站这段路程称作“六十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平房站，在前一站必须把窗帘放下，不准向车外了望。如有人向外偷看，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关进警察署。当时人们痛恨地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都没有人身自由！”
　　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区域，设立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墙外设置防护壕。在围墙四周设立东、南、西、北四处卫兵所。南门只允许７３１部队本部人员出入使用；西门平时关闭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东门和北门是中国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关。
　　沿着围墙有日本军人巡逻，在动力班大烟囱、给水塔和“方型楼”的南北制高点设了望监视哨，主要监视中国人的行动。
　　第二道防线，设在“方型楼”的四周，圈有土墙，占地７９２００平方米。这里有一座连接式的三层高的方型高大建筑物，它的主楼走廊连通着总务部、诊疗部，还通过地下道连通解剖室和焚尸炉。这里是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场所。在主楼两侧的空场上，设有两处秘密监狱，关押着被试验的人，由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亲自管理。
　　“方型楼”这个地方，可以说是７３１部队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备森严，不仅中国人不得进入，而且日本有关人员进入也得经过严格地审查，中国劳工只能在第二道防线以外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
　　为了保密，细菌工厂的建筑都由日本专业人员进行设计，由日本关东军御用单位――铃木和大铃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施工，中国劳工只是当作苦力去使用。他们从中国各地强抓或骗招大批中国劳工。劳动是强制性的，进来后每人的名字都以号码代替，每天出入工地都是日本兵武装押送。在细菌投产阶段，劳工的来源稍有变化，少部分劳工是从外地骗招来的，大部分是从“特别军事区”域内摊派而来。当时规定，凡是１７岁至５０岁的男性劳动力，每年出劳役四个月。如果一家有三个劳动力，就得有一名劳动力长年服劳役。
　　无论是从外地骗招的劳工，还是从本地摊派的劳工，来到这里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对每个劳工颁发劳工证明书，每天上工前集合点名，还得集体背诵国民训。上工时，得出示劳工证明书。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他班的劳工接触。下工后路过门岗都得搜身检查。在劳工之间实行十人联保制，如果有一人“越轨”或逃跑，就拿其余九人是问。
　　劳工们的活动随时受到监视。对待劳工除了有劳务组织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进行管理和监督外，还由日本班长进行全面管制。７３１部队还经常秘密派出“化装劳工”，混进劳工的各个班，他们很少干活，对其他劳工进行秘密监视。
　　有一次，一个“化装劳工”向日本人打了个“小报告”，八木班的劳工赵玉良、张朝德被日本工头“大红脸”传了去，让他俩面对面地站立，相互打嘴巴子，他们管这种体罚叫打“协和嘴巴子”。１９４３年春，有一个海城来的劳工，因年纪大，人们叫他老李头。他在点名时晚到一步，被劳务中队长连打两个嘴巴子，把棉帽子都打掉了。接着有个叫竹烈的朝鲜人监工甩起鞭子把老李头抽得鼻口蹿血，差点病死。
　　７３１部队不管劳工们的死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进来了８００多名劳工，是用火车从海城、大石桥、锦州运来的。火车一
到平房站就发现死了一个。当时说他是得了传染病，７３１部队以防疫为名迫使劳工脱光衣服，并把衣物都扔进大锅里进行热气消毒，衣服捞出来以后根本不能穿了。劳工们被隔离两天以后，光着身子被押进劳工棚里。劳工们连冻带饿，不少人病倒在炕上，死人的情况连续发生，不到两个月仅剩下２００多人了。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潘义勇回忆，１９４２年７月，有个叫王纯×的劳工，因上顿接下顿的吃苞米和橡子混合面窝窝头，得了肠梗阻，官方又不管，自己又没钱医治，不久就折腾死了。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曾看到海城劳工有十多个病倒了，官方不仅不给医治，还催促患病的劳工上工。
　　第二天就有两个劳工病死，还是同屋的难友把尸体埋在“劳工坟”里。
　　据在７３１部队当过劳工的多人证实，正黄旗五屯北门外的“劳工坟”里，每天都有新增加的坟堆，仅四五年这里就埋葬中国劳工的尸体上千具，直到６０年代，这些坟包还显而易见。
　　东乡村概貌
　　日本关东军７３１部队的驻地位于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
　　距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中心――“方型楼”西南１０００米处，连排着２２栋楼房，这是日本人单身宿舍、日本家族宿舍和高等官宿舍。这地方原来没有名字，７３１部队占据后，因该部队曾称之为“东乡部队”，故把这个地方叫“东乡村”。
　　在“东乡村”的东部设有一座千人座席的大礼堂，大礼堂的内厅设有图书馆、酒巴间，在“东乡村”的四周还有游泳池、小花园、小酒巴间、洗澡塘、饭馆、鱼菜供应部、运动尝日本人妓院等，这是７３１部队队员及其军属寻欢作乐的场所；在它的东北部的动力班，是发电所、取暖锅炉房、给水所，担负着细菌工厂和日本人住宅区的供电、供热、供水的任务；在它北侧是由四幢平房组成的日本家族医院，供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医病之用。在它的西北角是东乡神社，日本军人及其军属常来这里朝拜天皇；日本小学校，原来设在“东乡村”东部，后来迁至“东乡神社”西边。
　　在“东乡村”范围内，允许中国人靠近。附近农村的农民经常担着鲜菜、鸡蛋到这里叫卖，有时还可以收揽些拆、洗、缝、补的活计，不过这里可是个危险地带，随时都有中国人挨打受骂事件发生，甚至发生过流血事件。
　　当时，７３１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虽然生活在这个“世外桃园”里，但是也感到生活的枯燥和寂寞。队员们只能活动在工作岗位和居住区之间，就是在业余时间，也不能随便外出。
　　有时经过批准，才可成帮结伙地到郊外游玩或改着便装到５０多里以外的松花江边游览。队员及其家属大部分业余时间消磨在种植蔬菜和花草上。据当时在劳务班当过苦工的中国人证实，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少年队员经常愁眉苦脸，甚至流露出厌倦工作的思念家乡之情。
　　庞大的组织机构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盛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２６００余人，其中将级军官５名，佐级军官３０余名，尉级军官３００余名。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２年７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１９４２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２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１９４５年３月到８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下设八个部：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冈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田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３５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常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
　　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
　　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７３１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
　　训练教育部，起初由园田大佐任部长，后来由西中佐接任部长。这个部专门负责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才。据资料记载，仅少年队员的培训就进行了四期。
　　资材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各种器材、设备的供应。
　　诊疗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对细菌传染的预防和日本人的疾病医疗事宜。
　　与各部平行的还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员亲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负责“特别秘密监狱”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负责试验动物饲养的领导工作。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下设四个支队：林口支队（又称１６２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林口县东十里的古城镇，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２６名，木神原秀史少佐为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６７３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１３６名，西俊英中佐为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５４３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２６名，加藤恒则少佐为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６４３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海林镇东１５里处，拥有日本研究人员２００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各种细菌的研究和饲养，供试验用的动物以及繁殖传染细菌的媒介物。
　　细菌生产及细菌武器的制造
　　平房细菌工厂的建设，经过充分准备，于１９３６年开始动工，１９３８年背荫河细菌工厂的部分设备搬迁到平房，到１９３９年平房细菌工厂基本上完成了总体建设，并进行了部分生产。
　　１９４０年全面投产。
　　平房细菌工厂拥有雄厚的细菌生产设备。有孵育器４５００具；有容量一吨的制造培养液的锅炉四个和容量两吨的制造培养液锅炉两个；有培养器１８００具；营养液消毒器３０具（消毒器的规格长３米，直径１．５米，每具可容纳石井式培养器３０个到６０个）；有整温器五具（每具可装６２０个培养器）；有培养液冷却室两个（每室可容纳１００个培养器）；还有保存产品的特种冷藏室。
　　这个细菌工厂每一个生产周期就可生产３００亿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微生物。由于细菌产量大，只好用公分来计算细菌团的体积，或者用公斤计算细菌的重量了。据原７３１部队队员的测算，这个细菌工厂每月可生产鼠疫菌３００公斤，或者生产炭疽菌５００至７００公斤，或者生产伤寒菌八九百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１０００公斤。
　　在１９４０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之前，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天皇摄政裕仁发布了一个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位置上建立细菌生产基地。在这个敕令下，分别在孙吴、海拉尔、海林、林口建立了四个支队。
　　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对这些支队的建立时间、驻扎地点以及规模都作了具体规定。战后，我们缴获的曾任陆相的东条英机签字的敕令附件的人员表中，规定了每个支队人员为３００人。同年下半年各支队建立后，东条英机责成日本军医院和７３１部队本部要抽出定额的医生、专家和士官派往各支队，并允许各支队接纳雇员，但规定雇员的数量不得超过各支队总人数的３０％。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以后，石井四郎被招回日本，接受日军参谋本部的紧急指示。他从东京飞回平房后，立即召开本部各部长会议，传达了日军参谋总长关于加紧准备细菌战争的训令。石井四郎在这次会议上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德对苏战争已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已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即１９４１年夏季关东军计划进攻苏联的特别演习），所以我们的军队应当充分具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日军参谋总长的训令还要求７３１部队在短时期内要完成培殖２００公斤跳蚤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和器材供应部部长大谷少将感到压力很大。因为随着细菌产量加大，媒介物的生产也要相应增加，然而媒介物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因此，他们建议设法在中国找到白鼠来代替日本白鼠。他俩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从此以后，７３１部队更加繁忙了，昼夜开动机器，使各种细菌产量累累增加。随着细菌产量的上升，本部和各支队培殖老鼠、跳蚤等媒介物和计划也随之加码。尽管这样，还感到媒介物不足，于是在本部和各支队附近，向中国老百姓摊派上缴黄鼠的任务。据正黄旗二屯、后二道沟的老户证实，每年每户必须上缴五只黄鼠。为了完成摊派的上缴黄鼠的任务，不少居民必须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挖捉黄鼠。把这些黄鼠先交给村公所，然后由村公所直接转交给７３１部队。
　　与此同时，杨马架子瓷弹壳厂抓紧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是瓷弹壳，爆破后产生的温度较低，细菌成活率可达７０％以上，改变了过去铁弹壳爆破后产生高温，细菌成活率低的缺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有两种规格：一种是直径为六厘米、重量为两公斤，爆破后飞散有效杀伤半径为１５到３０米；另一种是直径为八厘米、重量为四公斤，爆破后有效杀伤半径为５０米到１００米。
　　为了提高细菌武器的生产能力和进行必要的战略疏散，７３１部队对各支队补充了必要设备。据原细菌生产部科长唐泽富雄在军事法庭上供认：“１９４４年上半年，７３１部队的设备颇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队去了。”
　　由于以苏联为主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感到处境更为不利，日本军参谋本部于１９４５年３月又把石井四郎中将调回７３１部队，要他执行增加细菌生产的训令。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亲自批准又给７３１部队增加一些专家和设备。石井把这些专家和设备拨给了各支队。在这期间，仅孙吴的６７３支队就有数十人专门培殖跳蚤和繁殖啮齿动物。海拉尔的５４３支队在一个夏季就豢养老鼠１．３万多只。据在林口１６２支队当过劳工的张清林证实：１９４５年春夏季，支队向７３１部队本部上缴老鼠的任务越来越紧了，每天把老鼠用马车送到古城镇车站，每车装２０个笼子，每个笼子装二三十只老鼠，先后两次往哈尔滨运送老鼠。
　　“特殊材料”的“特别输送”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７３１部队的要求，经常把华中、东北各地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７３１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地下工作者和反满抗日的工人、教员、学生，还有所谓的政治嫌疑犯。
　　在运送期间，恐暴露罪恶的秘密，日本宪兵队官方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１９３９年起，就有“特别输送俘虏”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１９３９年发布过将３０名俘虏“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的第２２４号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第二批特殊运送人员约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分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往石井部队“特别输送”俘虏的事是存在的。不少见证人曾看到下列事实：哈尔滨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车体是灰绿色，左右两侧安装两个实际不透明的窗户，车底设有通气孔。这种囚车频繁地活动在哈尔滨―平房之间的砂石公路上。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囚车来时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日本兵把在室外作业的中国劳工撵到屋子里，不让偷看。有时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国劳工斜视偷看，就会发现被押送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并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曾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口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看见有出去的。
　　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特设牢房里。秘密监狱是两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分七栋、八栋。七栋位于主楼东侧的广场上，八栋在主楼西侧空常被抓进的人男女分别监押，同时可以监押百八十人。这两座监狱通过地下道和解剖室、各试验室、焚尸炉相连接。
　　监狱的防卫是严密的，四周借用三层楼墙壁圈围着，只有和主楼连接处设一铁制的便门，设有武装岗哨。只要把住这个铁门，在押的人是无法逃脱的。平顶楼房的南端和北端是两处五层楼高的制高点，设有监视哨，在押的人一切活动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据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输送”到这里。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种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７３１部队加以消灭。”
　　日本宪兵队当局的“特别输送”，使石井四郎非常满意。
　　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署长春日芳谈话时曾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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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

姜子牙

我们再翻阅一下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讯记录，原７３１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认：“我曾亲眼看见第一部（细菌研究）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犯人。”他还说：“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多次同石井四郎将军一起去视察监狱的情况，所以我知道监狱里处理犯人、管制犯人和囚禁犯人的某些详细情形。”“１９４２年我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一间牢房里关着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个俄国女人带着在监狱中生下的婴儿。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这两个女人还活着，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决不会活着出去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的，不仅这两个俄国女人没有活着出去，而且所有在押的人都没有逃脱细菌试验而活着出去的。
　　在中国东安县当过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访华团于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９日下午来平房，曾忏悔地说：“１９４４年经我手批准把２０名称为‘间谍’的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作了细菌试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我是有罪的。战后３０多年来我一直心情不安，今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平房，终于找到了赔礼道歉的机会。”
　　细菌杀人魔窟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细菌试验，开始在动物身上进行。后来，他们为了取得直接性的效果，便惨无人道地把人作为细菌试验的材料了。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的人员把监押在秘密监狱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称作“木头”，这个名词意味着可以任意宰割。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任意把被押的人随时提出来作各种各样的细菌试验。一般来说，两天试验三个人。
　　他们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方法繁多，手段极其残忍。
　　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军医，经常把在押的人员提出来，关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被试验人员身上注射鼠疫菌液，并通过观察孔观察“木头”的病变情形。数小时以后这些被试验的人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被试验者死后，便通过地下道投入炼人炉里。
　　有时，他们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传染的过程。无疑问，这类健康的人不久也会变成鼠疫患者。
　　这也是他们试验项目的一种。
　　“吉村班”是专门研究冻伤的。他们把被试验的人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迫使在押人把手、脚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手、脚进行冷冻，一定时间后，试验人员用棒子敲打被试验的人的手、脚，如果有知觉，还得继续冷冻。这是第一步，主要研究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待手、脚麻木后，便押进暖房里，开始进行第二步的五花八门的试验了：有时迫使被试验的人分别把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主要研究造成冻伤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变化。第二步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有时在冻伤处涂治冻伤药膏，有时在冻伤处涂上带菌的药膏，有时不予治疗。这样造成冻伤后的变化就不同了，轻者造成残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的命运。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三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细菌战犯吉村告诉他，这是作过冻伤试验的结果。
　　７３１部队的试验者们，还通过解剖活人进行病理研究；在女“犯人”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等等。
　　据细菌战犯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把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不仅在室内对人进行细菌试验，而且在室外也进行细菌试验。他们在安达鞠家窑设立一个特别试验场，经常把在押的人员用飞机押去进行试验，随后把经过细菌试验致死的人再用飞机运回平房，投入炼人炉进行焚化灭迹。
　　１９４３年末，７３１部队把在押的十名中国人用飞机押送到安达特别试验常把人绑在间距五米远的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细菌炸弹。这些人被弹片炸伤后染上炭疽菌，不久全部死亡。１９４５年１月，又改用电流引爆细菌弹的办法，对绑在间距１０米到２０米的柱子上的中国人进行鼠疫菌传染试验，这些人受了几天的折磨而最终死去。
　　在该部队任训练部部长的西俊英，就曾亲自带领人员去安达进行过这种试验。他供认，１９４４年春季，从７３１部队的监狱里押送十人到安达特别试验场，经过试验，这十人全被细菌传染致死。
　　据川岛清供认：“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五年间（指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通过这个工厂，因染致命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３０００人。至于１９４０年以前被消灭的人有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远征队及阴谋破坏班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基础上，局部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全面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样的行动都是在平房的日本空军８３７２部队、南京“荣”字部队、广州“波”字部队的配合下进行的。
　　早在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关东军在蒙古诺门坎发动的对苏蒙的战争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７３１部队）在战地附近的水源地、沼泽地、居民区漫撒了鼠疫、霍乱、伤寒细菌，使这地区这几类急性传染病流行，大大地削弱了蒙古的战斗力，因而获得了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的嘉奖。
　　１９４０年７月，７３１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宁波。他们备有７０公斤伤寒菌和５０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５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上海以南的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和其他传染玻据日本细菌战犯柄择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
　　这次秘密地远征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同年１０月４日，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将麦粒、粟子等物撒在衢县境内，３８天以后发生了鼠疫，使２２人死亡。１０月２２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上空投下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发现了一个鼠疫患者，以后陆续发现有９９名鼠疫患者，其中９７人死亡。１１月２６日和２７日，７３１部队的专用飞机飞入金华县，撒布白色烟雾状的东西，落地后变成淡黄色颗粒，遇水即溶化，经化验认定为鼠疫菌。此后不久，在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发生。东阳县鼠疫传染９４人，死亡９２人；义乌县鼠疫传染３０８人，死亡２５７人；兰溪县鼠疫传染３６人，死亡１２人。
　　７３１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给宁波地区带来鼠疫隐患。
　　仅衢州县为例，从１９４１年４月和以后的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全县曾发生三次鼠疫，受鼠疫传染而死亡的有２０１人。
　　１９４１年夏季，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交给７３１部队一个任务：就是阴谋破坏中国军队的铁路交通线以及重要枢纽常德城。于是石井四郎又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带队。起初出动６０多人，随后远征队成员增加到１００余人，其中有３０名细菌专家。远征队到中国内地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带，空中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该地区鼠疫流行，据调查有四五百人死亡。同年１１月４日，又在常德地区投下谷麦等物，据化验谷麦染有鼠疫菌。八天以后发现了一个叫蔡桃儿的鼠疫患者，入院３６小时后死亡，接着连续发现鼠疫病人，都在短期内死亡。
　　１９４２年７月，７３１部队又派出远征队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荣”字部队（１６４４部队）的配合下，对重庆及其沿浙赣铁路干线的金华、龙游、衢县、玉山、蒲江一带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细菌攻击。这次远征队由１２０人增加到１６０人。
　　他们事先把１３０公斤的伤寒菌、副伤寒菌装入标有“蛋白消化素”字样的瓶子里，用一架印有“给水”字样的飞机运到南京，然后投掷到重庆一带的水源地、沼泽地及居民住房附近，发生了大面积的流行性伤寒，造成大批人死亡。就在这次行动中，还对南京的两座中国战俘营的３０００人，每人分吃一个染有伤寒菌、副伤寒菌的烧饼后全部释放，结果扩大了伤寒病的传染范围。他们还把染有伤寒菌的饼干扔在墙角、树下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孩子们误吃以后传染上了伤寒玻这次远征队在这一带阴谋活动了两个月，到９月１８日转移到上海活动，不久返回哈尔滨。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还组织了一个阴谋破坏班，于１９４２年冬到吉林省农安县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散布在田间、水源地和民房附近，造成不少人死亡。日本侵略者为了灭迹，把全县城的四五千户人家烧毁了一大半。
　　日本关东军第７３１部队派出远征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有关部队协同下进行的。我们在敌伪档案材料里可以看到：日本关东军新京（长春）司令部于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５日１７时发布的一项作战命令中明文写着“现将哈尔滨奈良部队官兵四十名及带器材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期间，由哈尔滨送到山海关……”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梅津中将也发了指示：“着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根据另纸所载一览表，将奈良部队器材沿铁道输送。”据证实，这批转送的器材就是７３１部队开赴南京的远征队所需要的各种细菌。
　　７３１部队的末日
　　１９４５年７月下旬，苏联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７３１部队也感到末日来临。为了消灭罪证，他们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提早动手销毁机密文件资料。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证实，７３１部队从“方型楼”里用马车往外拉装满文件资料的大木箱子。当运到大锅炉房时，把中国劳工都撵到一个屋子里，不让往外看。他们日本人自己把装满文件资料的木箱子扛到锅炉房二楼的投煤台上，开动了夏天已停用的大锅炉，烧毁机密资料，一连烧了半个月。
　　当时，７３１部队监狱里还押着四五百中国人。为了灭迹，７３１部队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于８月９日，开启毒气开关，毒气通过各囚室的通气孔灌满各囚室，在押人员中毒身死。有的囚室的在押人员发觉日本侵略者要下毒手，提前冲出牢门，但日本军人勾动了已架设好的机枪，被押人员全部遭到杀害。他们把尸体搬到一起，浇上汽油，放火焚烧，随后把尸骨埋在已挖好的八个大坑里。解放后，我们发现了三
处埋尸骨的大坑。据伟建机器厂建筑工人证实，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８年在建楼挖地基时，曾发现有成堆的人骨头，仅在一处就挖出人骨头满满三汽车。
　　８月１０日晨，７３１部队全员出动，继续在“方型楼”周围焚烧文件资料。同时对细菌工厂的建筑物进行爆破性破坏。
　　由于爆破设备不足，有的建筑物炸的还不彻底，日本关东军又特意从沈阳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在８月１４日把细菌工厂炸毁。同时把染有鼠疫菌的老鼠全部放出。四散的染有鼠疫菌的黄鼠，经过冬眠，转年１９４６年秋，在义发源、后二道沟、东井子等村屯引起鼠间鼠疫，接着带来了人间鼠疫的传染。据初步统计，这次鼠疫传染造成了１０３人死亡。在义发源，刘忠的母亲，当时３４岁，身强力壮，突然一天晚上得了鼠疫病，整整折腾了多半宿，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尸体还没掩埋时，刘忠的父亲又传染上了鼠疫，不久也死去。这一家只剩下不满一周岁的小刘忠和他６０多岁的老奶奶，挣扎在死亡线上。
　　住在后二道沟的靖福和一家共１９口人，他老叔帮助邻居张彦廷送葬，被传染上鼠疫，不到两天就死去了。接着他祖父、二祖父、父亲、姐姐、弟弟、二叔、两个堂妹、老婶、两个堂弟先后发病致死，只剩下祖母、二祖母、母亲、哥哥、堂弟、堂妹和他本人。
　　７３１部队灭迹的任务还没完成的时候，以石井四郎为首的高级军官就在８月１０日带着眷属乘飞机仓皇南逃。到了８月１２日，７３１部队灭迹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下级官兵才有机会逃命。他们余下的２０００多人挤在两列货车上，路经长春、沈阳向南潜逃。一路上遭到我军的阻截，当取道朝鲜釜山狂逃回国后，仅剩下几百人了。在他们大批人员逃跑时，还有一些住院的患者，由于疾病缠身，无人帮助，最后只好走上服毒自杀的绝路。
日军在济南的杀人刑场“万人坑”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日本侵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山东省济南市琵琶山下的“万人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在济南解放后的１９５４年，作为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我曾亲自主持、组织实施对琵琶山“万人坑”的挖掘。今就记忆所及，将当时挖掘情况记述于后，让这千千万万副白骨作为历史的见证，来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万人坑”的基本情况
　　“万人坑”位于济南市西郊琵琶山下正南，东西长４２米，南北宽４０米，占地面积１６８０平方米。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７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后，日军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十二军、四十三军，于１９４０年秋，强迫济南人民在西郊琵琶山下，挖坑造墙，修筑堡垒，营造杀人基地。自１９４０年冬至１９４５年秋，日本侵略军在琵琶山下无数次残暴屠杀我抗日军民，有的被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有的被当作拼刺刀的对象，有的被浇上煤油烧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日军狼狗活活咬死，有的被挖去双眼、心肝……日寇杀人狂妄至极，有时每隔一天就杀一次，每次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每逢杀人时，惨叫声不堪入耳。日本侵略军屠杀我抗日军民后，有时在尸体上盖一层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什么也不掩盖，曝尸坑内，下次再在上面屠杀。这样，一次复一次，一年又一年，尸骨托尸体，尸体盖尸骨，层层尸体，叠叠尸骨。每到天气炎热时，坑内臭气冲天，殃及周围数里内之村庄。邻近家犬也助纣为虐，将被残杀的尸体撕裂四处叼拉。“万人坑”外庄稼地里、山坡岗上，到处可见人头骨骼。那时候，济南市琵琶山下尸骨纵横，屠杀声不绝，犬声阵阵，阴风凄凄，顿成人间地狱，因此被群众称之为“万人坑”。
　　“万人坑”实施屠杀的日军机构
　　经查，在“万人坑”实施屠杀我抗日军民的日军机构，主要是前日军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十二军、四十三军的军、警、宪、特及济南军法会议和“新华院”。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７日日军入侵济南后，于１９３８年初，在济南组建日本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十二军，后改为“仁”字第４２２１部队。１９４４年３月，这支部队入侵河南剩１９４４年６月，日本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四十三军在济南组建，代号第１７００部队，称“秀领”部队。“仁”字部队、“秀领”部队军司令部盘踞济南时，统辖所有山东境内的军、警、宪、特等侵略机构，虽然这些机构都是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机构，但所担负任务不同，因此，其职责不一，今特分述于后。
　　（一）济南军法会议
　　济南军法会议是日本侵略军于１９３８年在济南设立的，它是山东地区正式的最高、最后一审判决军事法庭，名为审判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和侨民，实为专门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审判、屠杀我抗日军民的机构。凡是由各部队、宪兵队及其他日本机关送到军法会议的中国抗日军民，都经军法会议严刑拷打后处死。
　　济南军法会议属日本侵略军第十二军和四十三军管辖，业务由军司令部法务部具体负责。由审判长一人、审判官二
人、检察官一人、记录员一人组成。审判长由各个时期的军司令官命令、指派高级军官担任。先后担任军法会议审判长的有前日本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十二军的军参谋长寺坦少将、第四十三军的军参谋长寒川大佐等。
　　（二）“新华院”
　　“新华院”设立于１９４３年，是日本侵略军在济南的“战俘”集中营，属济南军法会议领导。是专关押我被捕的抗日军民的机构，是在“万人坑”屠杀抗日军民的主要执行单位。
　　对“新华院”，当时曾有一首血和泪的民谣在流传：“新华院，新华院，它是中国人民的阎王殿。谁要到了这里面，也抽血，也挖眼，有时还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无病受熬煎，想活命，如上天，只有进去没有还！”
　　（三）济南防卫司令部
　　该部设在济南市经二路纬一路，１９４４年９月成立，由日本侵略军少将长岛勤旅团长任司令官。它的主要任务是济南周围各县的防卫、并担负执行死刑的任务，直属日本华北支那方面军第十二军、四十三军，是在琵琶山屠杀抗日军民的主要机构。
　　另外，还有隶属日本侵略军参谋部管辖的梅花公馆、千秋公馆、林祥公馆、鲁仁公馆、朝阳公馆、樱花公馆、鲁安公馆、凤凰公馆、泺源公馆、南新公馆、石桥公馆、霞公馆等１２个特务机构，它们的魔爪遍布泉城，专门搜集我抗日军民各方情报。
　　“万人坑”的挖掘及尸骨鉴定
　　全国解放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重大的国际斗争。１９５１年，我国最高人民检察署（１９５４年根据宪法规定改称人民检察院）就着手收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罪证材料。全国人民也纷纷上书人民政府，控告日本侵略军的罪行。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济南市郊六区西十里河村全体村民对前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下“万人坑”屠杀我抗日军民的控诉材料。经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汇报后，又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年１２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检察员李瑞珍到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传达挖掘“万人坑”尸骨的指示。经向市委和省人民检察院汇报，决定在市政府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由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又村任总指挥，副检察长刘献林组织实施，并派检察员郑文斋、袁春魁等参加具体工作，会同市公安局、市建委、大众日报社、郊六区人民政府等２９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挖掘小组。挖掘前先派员赴山东省薛城、邹县等地，找到部分被害苦主，作了详细调查，并根据济南市郊六区西十里河村全体村民提供的情况，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掌握了“万人坑”的情况和地址。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为挖掘“万人坑”聘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大学法医学教授陈康颐作为尸骨鉴定人，同时聘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孙技师进行实地拍摄，并派检察员王广恩亲临现场指导。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也聘请了山东医学院教授孙绍谦、法医学助教沈宝铭、王建清参加鉴定。北京市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医参加了挖掘与鉴定工作。参加这次挖掘的人员共计９４人，于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９５５年１月７日，前后两次以１６天的时间在“万人坑”中挖掘了８个尸穴。第一次挖掘２个坑穴，拣取尸骨４木箱又８席包，提取完整枪弹一发，枪弹头１６个；第二次挖掘大小６个坑穴，拣取尸骨５５７蒲包，提取枪弹壳１４个，弹头２０４个，火车时间表若干本。经对尸骨清洗鉴定证实：前日本侵略军在“万人坑”屠杀的我抗日军民，男、女、老、幼皆有，年龄最大的６０多岁，最小的十四五岁。挖掘出的尸骨较完整的有７４６具，其中男２８３具，女７具，难以推断的４５６具。屠杀的手段有火器杀害的１７３具，锐器杀害的３２具，钝器杀害的３具，颅骨粉碎骨折的２２９具，尸骨较完整没有伤痕主要是活埋致死的９７具，其他２０７具，尸骨零乱无法认定的难计其数。
　　在挖掘过程中，经查询证人、苦主的控诉，以及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供认与现场的勘验，鉴定材料与事实相符，完全证实了前日本侵略军屠杀我抗日军民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
　　从已查清的７次大屠杀中，日本侵略军就杀害我抗日军民２６３人。如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我抗日军民４４人被日本侵略军活埋于“万人坑”内，当时日伪青岛《新民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又如１９４３年１月，日本侵略军设在济南市经一路小纬北路临时战俘收容所关押的抗日军民８０人，由日军小岩井部在“万人坑”集体枪杀。
　　“万人坑”的挖掘，为审判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和悔罪表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这批日本战争罪犯，于１９５６年６月，提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审判。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犯的供述
　　为查证前日本侵略军第十二军、四十三军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下“万人坑”残杀我抗日军民的暴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０日提审了在押日本战犯园田庆幸（日伪山东省最高顾问）。他供认：“济南军法会议屠杀的中国抗日军民，是各当地部队、宪兵队送来的俘虏、犯人。对他们是监禁在‘新华院’进行殴打、水刑、火刑、吊打等十分残酷的拷问，仅此，就夺取好多中国人的生命。”他还供认：“济南军法会议是日军在山东地区正式的军事法庭……完全是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来实施。判决的结果，要处死刑的就直接带到琵琶山下死刑场执行。”
　　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１日，提审日军战犯长岛勤（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九旅团长、济南防卫司令部司令官）。他供认：“在琵琶山刑场被杀的人，都是经第十二军军法会议判决死刑的人，这些人大都是由日本宪兵队送到军法会议的，不利日军的思想犯、妨碍治安的中国人。判决死刑的人仍由军法会议执行，但根据第十二军的命令，济南防卫司令部派出杀人的射手。”
　　１９５５年５月５日，前日本侵略军第五十四旅团司令部卫兵中村顺一郎和萱治明道笔供：“１９４４年７月上旬某日的上午１１时左右，在卫兵分队长藤本军曹的指挥下，领出背捆双手、赤身裸体的中国人民抗日战士１２名，加以暴烈的殴打后，拉上卡车，运到济南市外白马山车站的东南方向的山下边的死刑场，蒙上眼，每次拉出２名，令其跪下，由后边距离１５米的地方，向后头部射击。”并招认：“我在此时将３名抗日战士分为三次当作枪靶子毙了。１９４３年９月，被监禁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抗日爱国者１２名，将他们双手绑起来，装上火车运到济南市南边，用白布蒙上眼。在这个时候，其中有一名爱国者想逃跑出去，旅团长长岛勤命令我（萱治明道）打死他，我就向这个刚爬上围墙的爱国者开枪射击，被害者受伤后摇摆着向南跑去，我见没有打死，就追着打了第二枪，将这位爱国者枪杀在离屠杀场南边２００米处。这些被害者之中还有一名在被枪杀的时候，大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枪杀时，长岛勤站在坑沿上看着，发现哪一名被枪杀者还有一息之气，就指示我们这些卫兵、勤务员再对其射击，直到全部杀死。”
　　日本战犯的供词，完全证实了日本侵略军在济南琵琶山下“万人坑”残杀我抗日军民的滔天罪行。
　　琵琶山“万人坑”，昔日为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场所，山间野草丛生，尸体纵横，白骨累累，狼犬成群。而今琵琶山下“万人坑”之上，是济南材料机试验厂。该厂自１９５８年建厂至今，每逢扩建厂房时，还不断挖掘出大量尸骨，这证实日本侵略军在“万人坑”屠杀我抗日军民是不计其数的。
杀人魔窟“新华院”
　　“新华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暴徒设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杀人魔窟，众称“阎王殿”。从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先后在这里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军民达３万余人。我是１９４４年９月被驻泰安的日本特别宪兵队（番号甲字第１４８０部队）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嫌疑分子所逮捕，而后转入济南“新华院”的。与我同时被捕的有３２人，都是泰安县各级学校的教师（当时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那时我只有２１岁。现将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记叙成文，供研究者参考。

姜子牙

九一八事变之三：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暴行-在东北拼凑“满洲国”傀儡政权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当日，溥仪在长春就职。 参加就职典礼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200余人。
　　1932年4月， 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协定书》，让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伪“满洲国”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更名为伪“满洲帝国”，溥仪改任“皇帝”，年号为“康德”。'



1932年3月9日，溥仪（中座者）在就任“满洲国”执政典礼的仪式上。其左为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右为国务院总理郑孝胥


溥仪的汽车驶向执政府，举行就任式

姜子牙

九一八事变之二：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在中国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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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在中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数人，在预定的柳条沟东侧南满铁路上(距北大营约800米处)点燃炸药，炸坏一条铁路和两根枕木。20分钟后，从长春南下的火车经过此处，并未出轨颠覆，仅歪斜了一下便顺利通过。由于这是日军制造借口，火车颠覆与否并不重要，随即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诬为炸铁路的凶犯。同时河本末守中尉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沈阳特务机关报告。这时预先在铁路爆炸点北40里的日军独立守务队步兵第2大队第三中队立即向北大营袭击。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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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柳条湖附近日军破坏铁路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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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铁路爆炸事件”假证据前：图为日军在破碎的枕木、军帽、枪支等假证据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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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日本装甲车入侵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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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发生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发布了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5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本庄繁在旅顺于是夜11时50分和19日零时30分连续接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贤二的情报，便决定迅速将关东军主力向沈阳集结，以便首先控制东北地区的中枢，19日1时20分发出电令：第2师团迅速向沈阳集中，并对沈阳发动攻击；步兵第3旅团第3联队及骑兵第2联队攻击长春附近中国守军；独立守务队第1、第5大队向沈阳前进，第3大队迅速占领营口，第4大队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今丹东)，第6大队的两个中队向沈阳集中归第2师团指挥。同时要求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迅速派部队增援东北。此电令同时报告日本军部。命令发布后，本庄繁即率步兵第30联队和重炮兵大队，乘当日3时30分的火车赴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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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横行在东北进行疯狂烧杀抢掳的日军

　　日本军部收到本庄繁的电报后，于19日上午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陆军省次官杉山中将和所属各部(局)长，一致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适当的，决定给关东军增加兵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驻沈阳的部队仅有第7旅驻北大营，城内有警察和公安队2000余人。张学良远在北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由参谋长荣臻代理。在事变前，鉴于日军准备发动进攻的紧张局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曾派警务处长黄显声到北平请示。第7旅旅长王以哲也曾赴北平请示应变措施。对此张学良报告蒋介石。而蒋介石却采取了妥协卖国的不抵抗政策。8月16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即将蒋的电报转达东北各将领。这样，驻沈阳的东北军，尽管自动地作了一些抵抗日军进攻的准备，但依然只有执行不抵抗命令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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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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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关东军遵照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东北军进攻。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向北大营展开攻击。东北军第7旅广大士兵自动奋勇抵抗。大多数官兵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战斗意志消沉，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的施展，因而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猾撤退。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迅速突迸北大营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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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日军占据辽宁省政府
　　19日早晨4时40分，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也由铁岭乘火车到达北大营加人战斗。5时30分，东北军第7旅退出北大营。于是日军将北大营占领。战斗中东北军伤亡290余人。军伤亡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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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日军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到19日早晨4时30分占领西城墙。4时45分，日军第2师团主力由辽阳和海城乘火车达沈阳，立即展开攻击。到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就将沈阳城全部占领。到当日中午，日军又将东大营和山咀子兵营占领。沈阳地区的东北军撤向锦州。


　　日本占领沈阳后，掳掠了中国大量公私财产。东北军的大量兵器弹药均为日军所获，其中有飞机262架，各种炮3019门，坦克26辆，各种枪支12万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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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被日军占据的张学良官邸

　　日军攻击北大营和沈阳城时，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荣臻急用长途电话报告在北平的张学良，这时张正偕夫人等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他当时正在该院疗养)听取臧、荣的报告，接着又接到沈阳发来的急电。张学良急忙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表明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并决定速报中央听候指示，19日发表一纸通电，转述臧、荣的电报的内容后“除电呈国民政府外，敬电奉闻”。
而这时蒋介石正乘军舰到江西指挥中央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蒋介石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返回南京。9月22日，他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会议上表明要对日本采取逆来顺受态度，等待国际联合会作“公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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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日军大肆掠夺中国物资运往日本

姜子牙

日军随意逮捕、残害中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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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经常强奸污辱妇女。还迫其裸露下身，并恬不知耻地与其合影。还逼其裸露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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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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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元凶--日本陆军上将板恒征四郎

　　日本陆军上将板恒征四郎，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出生在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其祖父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其父亲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1913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1916年毕业。
　　1917～1919年，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在中国昆明、汉口，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1922年到参谋本部中国科任职，频频到中国从事阴谋活动。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狼狈为奸，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他就不止一次地鼓吹侵略中国东北，把东北看成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并参与了事变的阴谋策划活动。后来，他实际充当了这次侵略行动的主角和前线的实际指挥者。1932年 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充任执政顾问和军政部最高顾问。1937年，他本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却跑到天津策动国民党政府的内变工作，以配合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华北。1934年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和华北制造伪政权。
　　1936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挑起了绥远事件。1937年 7月 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 5师师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1938年春，又率第 5师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1938年 5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倒中国国民政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
　　1939年 9月至 1941年 7月，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1941年晋升上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1945年 4月，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 7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9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率第 7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法西斯军事头目之一，积极参与策划和实施了对中、美、苏等国的侵略战争。他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总部于 1945年 12月下令将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逮捕。
　　1946年 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板垣征四郎，检查官指控他犯有侵略中国等 10项战争罪行。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 12分钟后气绝命亡。

姜子牙

　　一：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一：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是由来已久的。1552年和1597年，丰臣太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

　　到了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尔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

　　19世纪50年代，吉田松阴曾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又叫嚣：与俄美讲和，乘此间隙培养国力，转而掠取朝鲜、满洲、中国，"致对俄美贸易中之所失，亦可由略地朝鲜满洲而取得补偿。"

　　1872年末到1873年，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为了"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最初计划侵略台湾，随后计划侵略朝鲜。1874年，大久保利通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悍然侵犯我国台湾。日本侵略军登陆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事后，又从我国获取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75年作为"征韩论"的发展，武装侵略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这些强盗行径，说明日本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国策，就是一个扩张侵略的国策。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串在其1880年写的《邻邦兵备略》中曾明确地说："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所以，在推行这一国策的初期，就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了扩张侵略。日本资本主义大体上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1897年至1911年这段时间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夺取了台湾和库页岛南不，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成为帝国正义五个列强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后，就阴谋独占整个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进入20年代，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次官田俊六等。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制定侵华政策而召开的。田中在7月7日的一次会上宣称："……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驱使之下，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于1927年6月1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货方针《对华政策纲领》。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三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hangneba2002

做为东北的领导，张学良不在其职，

论罪当诛以谢国人．．．

东北军是谁的领导下，历史还用说吗？

张学良这个花花公子，无能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