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电影院在每个小镇的繁华地段有一个,属于国营。因为需要购票,我和梨娃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好不容易学校里给大家发了票,我们都心情激动。看什么影片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可以去看看电影院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星期天,拿着一张小小的,纸制的,类似于以前的粮票之类的电影票,我和梨娃吃过午饭就出发了。穿着我们的花衣服,灯芯绒布鞋,背着洗得发黄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母亲临行前给的两毛钱,因为听说看完电影都要买冰棍吃,我特意找母亲要的,一根冰棍只需一毛钱。
到街上有十来里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土路,因为拖拉机的碾压,路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积水坑。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在路两边铺展开来,金黄色的油菜花在碧绿的菜畦中显得格外打眼,蜜蜂不时嗡嗡嗡的在耳边飞来飞去,麻雀在电线上作了短暂的停留,这个画面像极了五线谱。虽然都学会了骑自行车,家里也有一辆老旧斑驳的二八圈的大自行车,我们还是选择了步行。因为我和梨娃都只会骑自行车的三角,而且这自行车上一边挂着一个巨大的菜筐(用来装卖的菜),根本没有办法用。到成都东郊的矿机厂电影院可以沿着一条铁路一直走,一条铁轨从矿机厂延伸出来,我和梨娃小心翼翼的踩着枕木,不时看看会不会有火车经过,如果发现了火车,就要立刻跳下铁轨,出门时大人虽不曾交代危险,我们还是大概晓得的。成都东的矿机厂整个厂区都黑黢黢的,黑色的厂房,黑色的屋顶,黑色的铁门,就连建筑物内部也是黑不溜就的,我一度曾误认为这里就是挖煤产矿的地方。
凭票进了电影院,一个巨大的屋子,满是椅子,一张大的有点发旧的白色幕布挂在台上。按票上的号码找好座位,才发现是自动合闭的凳子,因为是第一次乘坐这种椅子,刚一起身,凳子就自动收起来了,差点把手给夹住。电影很快放完了,内容是毫无映像,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想不明白舞台后方哪里藏着暗门,想不明白突然从幕布后钻出来的人最迟藏在哪里?虽然电影院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完成播放任务才送票给当时贫穷的乡村孩子们看,在我们的眼里却是了了一桩许久的心愿,原来这个样子的地方就叫电影院。
电影放完后,路边热闹的吆喝着卖冰棍的身影是不可少的。北方人叫冰棍,四川人则叫冰糕。冰糕放在一个刷着苹果绿漆的木质箱子里,用自行车托着,上面有一个小盖子,打开盖子可以看到里面整齐的放置着各种颜色的冰糕,只需要选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因为口味都是一样的,我和梨娃一人选了一个颜色的冰糕,边吃边沿着一条田间的田埂小路走回了家。
偶尔也会有下乡来播放的电影。村里的书记或是队长在广播里大声的发出:通知,通知:今天晚上,县电影队吧啦啦,,,很快,田间地头的乡亲们都知道了晚上在董家岭下董家大院的晒谷坝上有电影看了。那时尚没有电话通到乡间,家家户户倒是通了广播,那时一个砖头大小的收音机,一根白色的线把它和村里的广播室连接在一起,在田野里每隔几十米有还有一个高音大喇叭。这些入户的收音机与田野里的大喇叭保持着同一个个频率,平日里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台”,早上7点准时响起的是童声广播“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个声音基本上代替了闹钟,因为没有闹钟,我和梨娃都是听着广播起床,估摸着时间上学。
下乡播放的电影比在电影院播放的气氛热烈得多。待我和梨娃都把家里的鸡赶进鸡圈,天空已经打起了麻子点点。我们摸着黑,一人端一个小板凳匆匆赶到董家大院的晒谷场上,此时偌大的晒场上早已人声鼎沸,黑压压的挤满了人。早有人牵接了电线到坝子中央,紫红色的布质外壳电线被几根竹竿歪歪扭扭的支撑着,几个百瓦的白炽灯明亮的照亮了漆黑的晒谷场。灯下,卖瓜子花生胡豆的小摊儿已经摆起了,小摊儿是用几根竹凳托起的几个圆簸箕,瓜子花生与胡豆分别各堆在一个簸箕里,只需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大兜,对,是衣服兜,因为那时还没有塑料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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