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市巴州区名人录

聂元紫

巴中义匪——彭良栋

20世纪40年代，在巴中、仪陇、阆中三县交界处活动着一股啸匪，势力庞大，有人枪四百,机枪十挺，领头的人叫彭良栋。但其行为是“穷人不怕富人愁”。据历史档案记载和知情老人介绍，彭良栋算是一个绿林汉子。

今天我们来说说民间传述中土匪彭良栋的故事。

聂元紫

彭良栋于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在巴州磨子场（今下八庙磨子社区）的穷山梁上。他父亲佃田耕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摔地成八瓣，土里刨食一年，交了租子，就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最终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了人世。地主见状又强迫退了佃，母亲只好改嫁，留下两个小弟彭良伍、彭良第，不得已彭良栋去给本乡团总曾化成当马夫，两个小弟弟割草捡柴帮助维持三餐不饱的生活。

（一）为活命 兄弟三人落草为寇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后恰逢丙子、丁丑年（1936年～1937年），巴中大旱，粮价陡涨，柴草根本没人要，彭良栋去向曾家借粮，不但粮未借到，反遭毒打，兄弟三人抱头痛哭。为了活命，兄弟三人只好行窃。时间一长，事情败露，彭良栋被曾化成逐出乡场，他们兄弟三人不敢再公开露面而昼伏夜出。乡长杨方泽又贴出告示缉捕。彭良栋兄弟三人逃到玉山、茶坝交界的群乐章怀寺一带当起了“棒老二”步了梁山好汉的后尘。



（二）杀税警 彭良栋抢枪壮势

在群乐章怀寺一带，彭良栋又吸收了饥民十多人，人多了，胆子逐渐大起来。先是劫持单身过路客人，逐渐到劫持众多同行客人。为了对付民团的搜查，彭良栋回磨子乡去抢枪。一天，有个乡警背了一支长枪，下乡收税款。彭良栋跟了他大半天，等他收好款，背上枪回乡上时，彭良栋抄小路到了擦耳崖，躲在一笼刺笆林里，等乡警刚靠近，彭良栋劈脑壳就是一锄把，乡警倒下去还在挣扎，他接连又是几锄把。赶忙把尸体拖进刺笆林，取走了枪和银元。这样一来，彭良栋有枪的消息越传越远，人们也越来越怕他。

（三）遇“围剿” “乔装打扮”抢机枪

乡公所没奈何，就不断地往区上、县上报案。县警察局调来一个连的警察，配了一挺机枪前往彭良栋的家乡——磨子场去捉拿彭良栋。

县上去的警察，分别驻在几个碉堡里，轻机枪就架在总口子路上的碉堡中，碉堡外面站了三层岗哨。可是太阳刚刚当顶，就来了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头上扣一顶烂草帽，过了一岗又一岗，警察兵们搜了一遍又一遍，没发现可疑的地方，他径直往碉堡上爬。警察来不及阻挡，他已抓住机枪。机枪手见势不妙，边跑边喊：“彭良栋来了！”“彭良栋把机枪抢走了！”正在站岗放哨和休息的警察们，听见吼声，知道机枪的威力，也不要命地跑了。彭良栋毫不费力地得了一挺机枪，从此名声越来越大，参加他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彭良栋经过侦察，去抢观音井大地主何禄钦，不但获得大量钱粮，而且还抢到若干枪支。消息传出，民团、劣绅闻风丧胆。彭良栋成为在茶坝、花丛一带唯一有快枪的土匪。



（四）为红颜 大当家“只身抢美”

话说回来，彭良栋在给团总曾化成当马夫时，人正年轻，虽然肤色黑一点，但他身强体壮，脸形方正，有点帅气。而曾化成有个三女，人称曾三女子，人很漂亮。虽然他们出身悬殊，但交往时间一长，彼此产生了感情，进而有染。哪有不透风的墙，时久被曾团总察觉，将彭良栋逐出家门。随之便将曾三女子嫁给住巴中城小东门的汉阳商人刘国庆（人称“刘老陕”）当小老婆。彭良栋当了土匪后，队伍也壮大起来了，快枪也多起来了，自然想起曾三女子来。兄弟伙们也知道彭良栋的心事，怂恿彭良栋，把曾三女子抢来做“压寨夫人”。这就是那时人们传说的彭良栋“只身抢美”的故事起因。



彭良栋经过侦察和商量之后，决定“只身进城抢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彭良栋化装成商人，坐一乘滑竿“吱嘎、吱嘎”地由雷破石沟入小东门，直奔“刘老陕”家。一进门，彭良栋从腰间拔出短枪，朝卧在床上抽大烟的“刘老陕”就是两枪，刘老陕妈都未喊一声就被击毙。这时城外几座山也同时响起枪声，城内军民大恐，但均不明状况。就在这一片恐慌中，两个抬滑竿的兄弟，用棉絮将正在洗澡的曾三女子裹着抬上滑竿，朝南门方向飞快地跑去。彭良栋跟在后面，两手各举一只短枪，朝天乒乒乓乓直放。彭良栋去远了，枪声停止了，曾三女子被抬走了，人们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曾三女子做了压寨夫人后，自然是夫唱妇随。因她父亲是团总，略懂一些武术套路，再加上她勤学苦练射击，很快会使双枪，与勇猛的二弟彭良伍，成为彭良栋的左膀右臂。因为曾三女子的枪法准，人称“神枪手”；彭良伍勇猛善行走，人称“连二杆”。自从曾三女子入伙之后，彭良栋的队伍如虎添翼，雄踞县西。

（五）立山规 义匪势头无双

彭良栋因为穷困才偷，因偷转为抢。想到自己的出身，于是对他的队伍约法三章：“不抢穷人、不扰害百姓、不乱杀人”。

一次，他派出的细作打听到，花丛区公所抓了百余名壮丁送往巴中，要路过柳林，押送警丁有40余支枪。于是决定在柳林的七颗石伏击壮丁队。他们趁群众夸大传说的声势，以少数人力，在不放一枪、不伤一人，将百余名壮丁解救，并缴获40余支枪。被解救的壮丁一传十、十传百地吹嘘彭良栋的队素伍英勇和对穷人的关爱，于是彭良栋的队伍在百姓中有了好的声誉。



有一次，梁永河陈乡长，为避免彭良栋去抢，主动捎信要送给彭良栋大烟和银圆。于是彭良栋带着队伍乘夜将烟土和银圆取走，秋毫无犯地向恩阳河转移。天亮后，因为要路过兴隆喻家梁，先派人通知地主喻映民煮200人的饭，喻映民把周围几户人的腊肉借光，办起席桌等侯。当彭良栋队伍走到风箱门（今属石城）时，见路旁一中年妇女悲惨哭泣，意欲自尽。彭良栋急忙阻止询问何故轻生？该妇女诉道：她是附近的农民，到黄梁垭（即今石城）卖双月猪，给她丈夫治病，被彭良栋的兄弟抢了。他听后，立即召集先头队伍集合，叫那妇女认人。那个抢钱的兄弟，立即跪地给彭良栋不住地磕头求饶。彭良栋手一挥，叫人当场将那个兄弟枪毙了，然后叫人埋葬，并吩咐给家里寄银钱安抚。到喻映民家吃了饭，还如数给了伙食费。

（六）犯权贵 引众匪来头

彭良栋匪部主要是在巴（中）、仪（陇）、阆（中）三县交界的地区，抢劫场镇、区公所、乡政府以及当地的豪绅地主。其场镇如仪陇的福星场、新政坝，苍溪的龙山场，巴中的梁永、黄梁垭（石城）、恩阳河、三星场等。被抢劫和绑架的豪绅地主，如恩阳河曾任潘文华部少将参谋长杨伯昌之兄杨丕成，因杨丕成不老实缴纳银钱而“撕了票”（枪毙），还有阗中三庙沟曾任旅长的汪朝廉，仪陇县曾任过县长的陈某，乐丰乡匪首兼乡长的王南臬，观音井的豪绅贾海东、乡长贾兴然、团长黄进贤等。即使是抢场镇，也不乱放枪、乱杀人，公平交易，市井安然。查其档案资料，没有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记载。彭良栋的队伍每到一处，都向百姓宣传说：“我们只抢官家豪绅，不抢穷人，若抢穷人，也不足一餐。我们只要钱财，不事烧杀，买卖公平交易。”所以当时人们说，彭良栋是义匪，只整有钱的，不整穷人，是个讲义气的“山大王”。在当时，也有不少小股土匪害怕彭良栋，或自愿归顺，或被火并，共计有15股。



（七）拒招安 彭良栋连败官军

民国27年（1938年），巴中县县长吴善堂不断收到区乡的报告，请求县政府剿匪。吴县长认为彭良栋有可利用之处，派人前往说服“招安”，许愿将其所部改编为县自卫中队，委任彭良栋当中队长。彭良栋怕上当受骗，拒绝接受。随后，吴县长亲率县警察中队队长贺玉良同往进剿，被彭良栋击败。不久，潘文华部164师团长魏允执驻防巴中，派一连人到观音井灵山寨清剿，又被彭良栋击败，彭良栋亲自抢走机枪一挺。

魏允执获此消息后，气急败坏，复派一营兵力围剿，将曾三女子活捉，押回县城，关进大牢。第二年夏天，魏允执换防，彭良栋趁机派人进城买通警察中队，亲率30余人，化装进城，有意制造混乱，乘机混进大牢，第二次抢走了曾三女子。

（八）惊省府 五县区重兵围剿

从民国29年（1940年）到32年（1943年），巴（中）、仪（陇）、阆（中）等县，虽曾多次出动军警剿匪，但愈剿其势愈大，严重危及巴（中）、仪（陇）、阆（中）、苍（溪）四县的头面人物和区公所、乡政府的安全。

彭良栋所部愈剿势力愈大，惊动了国民党省政府。民国33年（1944年），省政府着令当时第15行政督察区绥定（今达州市）、第11行政督察区顺庆（今南充市）两区，协同巴中、仪陇、阆中三县统一组织“联防围剿”。虽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多次围剿，联防军曾临阵几次换将，仍然胜负未分。后来巴中方面派甘连长进剿，甘连长去后先未直接围剿，而是驻磨子场去寻找彭良栋的祖坟。

据说：彭的父亲墓地是一个“夜麻飞”（蝙蝠）形，夜麻飞是昼伏夜出，所以后人为匪盗，故令人将坟挖开，尸骨拋到坟外，目的是破坏彭家的“风水”。之后才去剿灭彭良栋，就在观音井一仗，甘连长部把彭良栋的二弟打死，使彭良栋失去一臂，同时，曾三女子也患病，这一仗彭良栋被打败。



（九）寻归途 彭当家吞金陨命

为避其锋芒，加之彭良栋有向往共产党之心，于是将曾三女子安排到黄梁垭医病，自带少许兄弟星夜赶往南江贵民关，决意投靠“巴山游击队”，与共产党合作。

殊不知到了贵民关，找到落脚之地后，探得“巴山游击队”已被歼灭，深感遗憾。彭良栋意欲以该地作为根据地，伺机东山再起，带少许人返巴中准备到黄梁垭接曾三女子到贵民关。但当时各关卡均已部署了军警，当彭良栋夜宿阴灵山时，被联军包围，随从全部被打死，彭良栋奋力侥幸逃脱，只身逃到老巢群乐章怀寺，收集残部。后去仪陇二龙场抢枪，身受弹伤，潜藏到群乐外科医生周勃然（名伯祥）家疗伤。后因随从赶场泄露行踪，遂被重兵包围。彭良栋躲到谷仓底，自料难于脱身，便吞金而死。死后，尸体被肢解，巴中割回首级示众，仪陇、阆中各砍腿一条回县交差

聂元紫

巴山土匪  蜂起民国乱世时（全文约5千字）

                                          

土匪，是指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别称强盗、盗匪、响马，巴山一带又叫棒老二。土匪自古就有，只是清末民国时期最盛。

巴山出土匪，并且土匪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大大小小土匪有数十支之多。通江县已故文史专家李瑞明对土匪发生地考察、知情人采访，并查阅地方史料，以通江为中心搜集了到以巨匪王三春为最的18支土匪的活动和存续情况。而巴中县则有以彭良栋为代表的土匪群，南江亦有数支土匪，如长赤大匪首朱梗楠、下两宋竹修、关门魏鼎成等。由于土匪多，土匪四处抢劫焚掠，劫场的事屡见不鲜，劫城更是习以为常，“四川通江、平昌多次遭土匪堵住城门，抢劫一空”，“平昌县52个场镇，曾遭匪劫的有85%以上，个别场镇被匪焚毁殆尽”（《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乱世出英雄，亦出枭雄。王三春是巴山的头号大土匪，他生于晚清末年的巴中县（即今平昌县城关镇长垭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年轻气盛的王三春因争夺山林树木与自己的族长、彼时的巴中首富王宗林发生争斗。自知闯祸不浅的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直接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给烧了。知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只身一人逃亡到川陕交界处的大巴山深处避难。

逃难时的王三春结交了一批混迹江湖臭味相投的流浪汉，以抢夺为生，最初他们尚无枪械，1916年以大火炮和木头枪诈枪抢土兴民团，得枪50余支，骤成气候，从此过上了打家劫舍、昼伏夜出魔幻般的土匪生涯。投吴佩孚当师长，在川陕鄂边往复抢劫绑票。自立“镇槐军”，抢洋县、抢城固、攻镇巴、合并他匪，曾和陕军孙蔚如、四川军阀郑启和、田颂尧、刘存厚、刘湘等争过地盘打过仗。大起大落，他的武装力量极盛时期达四个团，五千余人，时而又被歼得仅剩几十人。武装割据陕西镇巴等地，活动地盘达二十多个县。接受过招安，当过陕军委任的“川陕边游击司令”和四川“剿总”司令刘湘委任的“城口游击司令”，也曾和红四方面军打过仗又讲过妥协，还赶走过大土匪陈德三在镇巴的统治，计擒过大土匪罗玉成。

他盘踞镇巴期间，还封官委职，委任过许芝田当镇巴县长，设立过税收局，统一收税，自收自支不上交，设立过铜元局铸造铜元和印造布币，在川陕边境发行。总之，王三春在经济上自成一体，军事上独霸一方，政治上别树一旗。

王三春以山大王起家，最终被国军所擒，于1939年被处决，有说杀于西安，有说杀于天水行营，也有说杀于镇巴。

另一个大土匪是当年巴中县的彭良栋 ，他在巴中、仪陇、阆中三县交界处，势力庞大，有人枪400，机枪10挺。

彭良栋1904年出生在巴州磨子场。他父亲佃田耕种，过早离世。母亲改嫁，留下两个小弟彭良伍、彭良第，不得已彭良栋去给本乡团总曾化成当马夫，两个小弟弟割草捡柴帮助维持三餐不饱的生活。后恰逢丙子、丁丑年（1936年～1937年），巴中遭大旱，粮价陡涨，柴草根本没人要，为了活命，兄弟三人只好行窃。时间一长，事情败露，被通缉。于是他们逃到玉山、茶坝交界的群乐章怀寺一带“砍路板子”，即拦路抢劫。

彭良栋在群乐章怀寺一带，又吸收了饥民十多人，因为人多了，胆子逐渐大起来。先是劫持单身过路客人，逐渐到劫持众多同行客人。为了对付民团的搜查，彭良栋回磨子乡去抢枪。县警察局调一个连的警察来缉拿他时，他又把警察配的一挺机枪抢走了。彭良栋毫不费力地得了一挺机枪，从此名声越来越大，参加他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抢劫场镇、区公所、乡政府以及当地的豪绅地主。如仪陇的福星场、新政坝，苍溪的龙山场，巴中的梁永、黄梁垭（石城）、恩阳河、三星场等。在当时，也有不少小股土匪害怕彭良栋，或自愿归顺，或被火并，共计有15股。

从民国29年（1940年）到32年（1943年），巴（中）、仪（陇）、阆（中）等县，虽曾多次出动军警剿匪，但愈剿其势愈大，严重危及当地头面人物和区公所、乡政府的安全。

此事惊动了国民党省政府。民国33年（1944年），省政府着令当时第15行政督察区绥定（今达州市）、第11行政督察区顺庆（今南充市）两区，协同巴中、仪陇、阆中三县统一组织“联防围剿”。强力围剿下，彭良栋被打败。后在老巢群乐潜藏疗伤时，因随从赶场失密，遂被重兵包围。彭自料难于脱身，便吞金而死。死后，尸体被肢解，巴中割回首级示众，仪陇、阆中各砍腿一条回县交差。

双枪老太

聂元紫

屈志统（1917.11～2011.09），男，四川巴中人，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常务副局长
1917年11月，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清江渡梓潼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2年，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红军游击队当通讯员，同年12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少先队、儿童团工作；
1933年7月，任巴中县少共县委秘书；
1933年11月，任赤北少共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4年8月，任中共川东道委秘书；
1934年10月，历任少共四川省委秘书、秘书长；
1935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任少共金川省委秘书长，后参加长征到陕北定边；
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1937年9月，在陕甘宁特区党校任班主任；
1938年1月起，历任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党总支组织委员、书记，人事科长；
1939年8月，参加中央青委赴华北考察团任团员；
1940年，任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干部科科长；
1941年12月，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
1944年，参加筹办陕甘宁边区贸易总公司会计训练班，任会训班政治指导员；
1944年11月，在西北财经办事处政治处工作；
1947年6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政治部副主任；
1948年7月，任西北财经干部学校副校长；
1949年6月，任西安军管会公产管理处副处长；
1949年9月，任中共西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1950年1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局处长；
1951年5月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一局、二局副局长；
1954年12月起，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
1961年1月起，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常务副局长；
1961年至1964年10月，任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
982年12月，离休；
1984年，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聂元紫

江有才（1916.09～2013.05.16），男，汉族，四川巴中人，原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老红军，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
1933年1月参加革命，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月至1937年8月，参加红军任战士、副班长，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8月至1945年10月，红军改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
1945年10月至1951年3月，参加解放战争任营长、团长。
1951年3月至1953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团长。
1953年10月至1959年8月，任吉林省黎树县兵役局长、武装部长。
1959年8月至1978年12月，任四川省荣昌畜牧兽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1978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1983年5月，离职休养。
2007年11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1年6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聂元紫

董修武（1879—1915），四川巴中人，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04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创办《鹃声》杂志，宣传民主主义。1911年4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主持中国同盟会四川支部工作。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川革命党人联络军学两界百余人秘密商议，推举董修武为召集人，筹划起义响应。12月任四川军政府总政处总理兼财政司司长。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董修武任国民党驻川负责人。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心腹陈宦任四川巡按使，率军入川。陈宦到任后，不到十日，便下令将董修武逮捕。1915年7月29日董修武在狱中惨遭杀害，年仅36岁。

聂元紫

唐仲容（1920 - 2002），四川巴中市石城乡人。
当代盲人佛学家，师承近代佛学大师王恩洋先生，一向以学修一体化的方式精研佛典，造诣颇深，尤其对唯识法相之学更有独到的见解。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后经梁漱溟先生介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大师学唯识，颇有成就，曾任法相大学教务主任，“为欧氏支那内学院之一大法将”（《佛光大辞典》P.1511下）。后因病回四川南充集凤场养病。父见乡村学校少、文盲多，便于1930年在离家不远的龟山开办龟山书院，所授课程为国学、佛学，班级有高级、中级和小学，属于“有教无类”的平民式教育。学生中有从成都、重庆及外省来的，南充专员公署专员鲜英亦将其子鲜季明送来上学，南充天主教堂一位比利时传教士伍经理（中文名）亦常来请教儒学、佛学问题，但学生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当地的青少年。办学经费由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华侨黄联科等赞助。在极盛时期有十多人研究《成唯识论》，现任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的惟贤法师，就是当时的学生之一。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唐国庆（20世纪60至70年代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陈修文等4人奔赴延安，后来陈修文牺牲于苏北战场，成为烈士。
1933年，仲容之父将全家迁往蓬溪县白塔寺，此地离龟山书院20公里。其父早闻龟山书院之名，前往参观，印象极好，誉为世外桃源。当时之中国军阀割据，内战频仍，民生凋敝，龟山远离硝烟，生活安定，满目青山，果树遍布，桃花盛开，确使人有桃源之感。因此，仲容于1934年2月来到龟山书院求学。
我父见他是个小孩（13岁），叫他读小学班。仲容原想亲聆教诲，弄通教义禅法，却叫读小学班，心颇不安，经常放弃小学班的学习，越级听研究生班《摄大乘论》等课，还请父亲教授坐禅摄心之法。父说：“你年纪尚小，多在你班上学习为好，暂不必问禅法。”仲容碰了一鼻子灰，感到失望，又去问有学问的年长僧人和学生，答复往往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静坐念佛，久坐必禅”，还有说“千两黄金不卖道，十字街头送故交”，终不知究竟。又去问我父，父呵道：“小娃娃，前次说的你不听。你班上师生都说你骄傲自满，放纵得很，还来问个什么禅法！”这时仲容想，《西游记》里孙行者尚能悟空得道，我今入宝山，一无所获，怎行！一天礼佛时立誓：“一定要学释迦牟尼成大菩提！”还天真地默语：“老师远承玄奘讲唯识法相，可称是今天的玄奘；我一定要学孙行者，协助今日的玄奘弘法利生。”此语日后竟然应验，后来到东方文教学院协助父亲办学，今天结集出版《论著集》，可谓“种子生现行”。
事情总有波折，一天父亲声色俱厉地对仲容说：“你骄傲放肆，屡教不改，像个孙猴子一样，任意上天下地，不受约束。从今天起各自回家！”真是晴天霹雳！仲容毛骨悚然，一再恳求留校，答复是“快走！快走！”无可奈何，辍学半年。
几经周折，1935年上学期仲容又复学了，吸取教训，规矩得多，师生融洽，如坐春风。一天，其母对他说：“你父寄来路费，叮嘱速返巴中。”形势逼人，他向老师辞行。我父和他从容缓步，边送边谈达五里之遥，合掌施礼，挥泪告别。
（三）劳苦目盲究佛典
回巴中后，房舍空荡，田园荒芜，父亲又在外，家庭生活重担全落在他肩上。抛弃学业，从事耕种，又遭天灾，庄稼无收。年方十四的仲容，劳苦忧思，营养不良，酿成目疾，得不到治疗，逐渐视物模糊。1936年又到一百公里外的营山县贩米，途中住宿旅店，突然双目失明，一片漆黑，毫无光感，幸同路某照顾其安全回家。
双目失明，日夜悲痛，骨瘦如柴，仲容决心自杀，了此一生。但家人严加防守，终不得便。他想起我父教导：“因果通于三世，今生所受，多为前生业力招感。恶业未尽，虽死仍然要受此报，不能幸免。”改变想法，忏悔、拜佛和念佛，专注一趣，力求解脱。某夜“回头是岸”的雷声，频叩心扉，顿悟“三界虚妄，唯一心作”之唯识理，心想：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为什么不能有为呢？于是下定决心，钻研唯识教义。
家中佛典虽不少，但唯识义理深奥，无人辅导，加上双目失明，谁人读给他听呢？他与母商量，送两个小弟到蒲老先生家发蒙读书。他亦同去，抽空请蒲老师给他读一行半页。如是一年，蒲老生病，弟弟停学。他又去找邻居唐文明，唐每天来他家代读《成唯识论》。论文艰深，如听外国语，但不管懂不懂，“学海无涯苦作舟”，每天都要读背得一二页，闻思结合，坚信“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如是读了两月，唐觉麻烦，不来了，只好到唐家去请读。先由弟弟带路，久之弟弟亦推故不去，只好找家里的小黑狗带路。后来狗也不听使唤，老早就跑了，他只好拄着拐杖独去。路不过300米，独去也不难，但第一次去，失足跌下两丈多高的水田里，经远处牧牛人惊吼，才被人扶起，衣服和书全湿了。又每天独去，久之唐某及其家人都很厌烦，他一再说好话，还送了些小礼物，终于将《成唯识论》读完并能全部背诵，这是他练就的基本功。后来又读《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加深了对唯识教义的理解，攻破了难关。
1940年，其父脱离军旅生涯，回到巴中工作。其父读佛书时，仲容请其读出声来，听闻《解深密》、《楞伽》、《华严》、《金刚》、《中》、《百》等经论。有客来家时，只要其识字，就请代读一二页，以“打游击”的方式增长见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1937年至1941年的5年中，拼命究教，苦参苦学。
（四）重病缠身成名医
几年废寝忘食的学习，导致神经衰弱、长期失眠，神思恍惚。乡间医生技术不高，难疗其症，于是决心学医，自利利他，济世活人。请弟弟代读《本草从新》、《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再辅以自创的“瞌睡三昧”法，即观想入睡的各个环节，渐渐治好了神经衰弱和失眠症。
学医终于派上了用场，1958年石城公社把他分到七大队保健室当医生。因自然灾害，肿病肆虐，他创制“首乌糖浆”、“桑皮糖浆”、“见肿消外包”等土方，突击肿病，成绩显著，全县还在该大队开现场会“求经取宝”，医名大振，誉遍巴中。从此，他带子为徒，挎着药囊、医具，左手撑着孩子的肩头，右手拄着拐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哪怕雪花纷飞、赤日炎炎，一呼即应，为人治病。
（五）教书弘法育英才
仲容在小学时夯实了语文基础，失明后又通达了唯识，加之身体康复、精力旺盛，自思当“行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巴中晏阳初先生曾说，中国文盲太多，解决的办法是兴办平民教育。他受到启发，发扬自身优势，以兴办教育作为弘法利生的主要手段。因什么都没有，无处着手，猛然想起菩萨行者应“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庄子说“道行之而成”，于是在1943年至1945年办起了小学，内设高初中补习班，以家里的几间空房为教室。农村孩子苦无入学之处，见他办学校，远近前来就读者络绎不绝。办学的原则是：“互教互学，相互提高”，“德智体汇合”（全面发展）。办学两年，声誉鹊起。1945年下学期，巴中县文教科长出于好奇来学校检查，见学生成绩优异，赞不绝口，还要聘他到县城办学。
1946年春，他到巴中县城，在晏阳初“晏家公馆”开办一堂私塾。学生十余名，多为城内头面人物的子女，如晏阳初的侄女晏大章时任县女子中学校长，送其一子一女来读书，并成了私塾的得力后勤和助手。县参议长赵济刚（民主人士，解放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省人委参事）亦赞扬他说：“真是师资人才！必须介绍到巴中师范学校去教书，培育良好的后备师资人才。”同年下期，他一面办私学，一面应聘到师范学校上课。他上课，有如演员出场，背台词绘声绘色、如数家珍，感染力极强，誉之为丘明（春秋人，传说著《国语》、《左传》）出世、荷马（古希腊盲诗人）再现，名噪巴中。县上的省高中和县高中都争聘他去任教。但仲容居士的大学问是唯识学，声明（语文）仅为其弘法手段。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很多佛学论文。1947年，父亲读了他写的《佛教心理学》（刊于1947年某期上海《觉有情》）后说：“初看题目，我想他懂什么心理学！及读后，谈得不错，内行！”于是父亲请他到成都东方文教学院任教，弘扬东方文化。1947年下学期，仲容辞去巴中教学工作，来成都协助父亲办学，讲授《庄子》、唯识等课程，还指导几名研究生，历时约4年（1947—1950）。
（六）改革开放展才华
1949年解放后，东方文教学院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学生并入华西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又并入川大），教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唯仲容是盲人，安置大成问题，川西行署文教厅将他介绍回巴中安置，但很难落实。仲容不气馁，在佛学研究上开辟新领域，探求中观、唯识与禅宗的融通性，这是他创造性的研究课题；他在乡村当赤脚医生，为人治病，这是他的“行”，即“学修一体化”。
“十年浩劫”期间，他受的冲击不小。佛书不能读，就读《毛选》，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反复阅读，能全部背诵、深入思维。如**法讲矛盾的对立统一，佛法讲烦恼与菩提的对立统一，《坛经》讲三十六对法，道理相通。他讲课爱谈**法，与学《矛盾论》有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掀起了改革开放热潮，神州大地生机勃勃，唐仲容居士乘此东风，弘扬佛法，利乐有情。
80年代后，他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上发表了《无住涅槃与人间现实》、《试述顿悟成佛义》等论文近20篇，得到海内外佛教界的高度评价。在此期间，唐仲容被选为巴中县政协委员，每月领取定额生活补助费60元（当时能买300公斤大米）。
198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给四川省委统战部写信说：“巴中石城乡佛教居士唐仲容先生，在佛学研究上，造诣颇深。虽年近古稀，双目失明，历尽坎坷，而其报国为学之志始终不渝，实属难能可贵……”。1990年5月，唐仲容及其季子唐思鹏（助手）来到成都四川省佛学院讲学，培育僧才。
仲容居士除了教授学僧外，在星期天还为成都市佛教居士及对唯识、般若有兴趣的专家学者讲授《成唯识论》等典籍，此中亦有出于好奇心而来的，看瞎子是否真有功夫。1999年2月某日，他星期天讲学，我参加听讲，听众约20人，多为中老年人。讲的是《成唯识论》，首先他背诵《论》文一段，继之解释名相，阐述《论》文要义，讲1小时，休息10分钟又继续。听者有的作笔记，有的录音，聚精会神，直至中午。下午展开讨论，有一位叫贺君的女士说：“戒定慧三学是得二转依的方法。慧即智慧，有闻所成慧，即听闻正法，学习五明；思所成慧，即对所闻深思熟虑，条理贯通；修所成慧，即依所闻所思智慧，修习静虑，令心得定，由定生明，实证真理。但闻、思、修三阶段是有机的统一体，不可截然分割。”贺女士以**法的观点看闻思修三者的关系，讨论会之发言水平，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发心而来，听闻妙法，都是有知识的文化人。
2000年，一位善知识为仲容居士提供了一套跃层式住宅，地点在成都市郊机头镇中央花园里。花园绿树成荫，群花怒放，小桥流水，鱼跃雀鸣，实为颐养天年之所。
仲容居士一生坎坷，但“大器晚成”，老而弥坚，福德双成，实为人间净土之维摩也。
（七）大难不死多后福
“十年浩劫”期间，仲容居士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岿然不动，毫不在乎。闹事者把他锁在一间密不透光的黑屋里，不许家人送饭，企图将其饿死。他趁此机会修禅，不吃不喝，止虑息念，深入定中。约两星期后开门一看，他庄严而坐，容光焕发，徐徐出定，说：“同志们好！”这几位急先锋窃窃私语：“他是个铜金刚、铁罗汉！”
1988年冬，他患胃癌，心口下有一大硬块，推之不移，吃的饭、喝的水全吐出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日，他端坐床上，假想有一病魔与他对话，魔说：“你患癌症，毫无惧色，究竟有多大本领？”他说：“旋转乾坤如反掌。”魔问：“你寿命有多长？”他说；“天地毁灭我无恙。”又问：“谁是世间大英雄？”他说：“善达宇宙真实相的觉雄便是。”又问：“如何是宇宙真实相？”他说：“一无真实便是真实相，若能如是善通达，威力无边，不可当，不可当！今天中午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果然，中午吃了两碗饭，一点也不吐。第二天，胸下硬块没有了，症状不药自愈。
2000年12月23日，我与弟、妹听说他生病，立即去四川省立医院看望。他已数日不进饮食，不解大小便，形体消瘦，生命垂危，但神志清醒。医生要给他导尿，他严词拒绝，且强烈要求出院。其子思鹏和医生不能阻其意，出院后不数日，不药而愈，再显神奇。现在的身体、工作不异往昔。
（八）佛学思想富创新
《文摘周报》（四川版）1990年1月26日载：
四川省巴中县石城乡双目失明54年的农民唐仲容，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从1942年以来，他在刊物上发表了30多万字的佛学论文，引起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关注。
198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大阪市佛教研究会会长说：“唐仲容先生写了许多佛学论文，内容丰富，思想新颖，解决了世界佛教千多年来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1988年4月，欧美著名佛学专家张澄基给唐仲容写的信说：“素知先生的学识渊博，尤其对佛法幽玄义趣有创造性的发挥，有如此伟大成就，实属稀有。”
唐仲容居士现已出版的著作有《唐仲容居士佛学论文集》、《唯识三十颂讲记》、《解深密经释》、《六祖坛经讲记》、《盲人唐仲容先生杂文选》等。
唐仲容居士有其独到的佛学思想，他力图对佛教史上一些疑难问题作出解答，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1、关于有为法与无为法的问题
佛法将宇宙万法划分为有为、无为两大部分。有为法指有生有灭、有因有缘、有造有作之法，亦指世间法；无为法指无生无灭、无因无缘、无造无作之法，原为涅槃的异名，后世立种种无为（如三无为、六无为、九无为等），但不论有多少无为，皆系断除我法二执后所显之一种法性，亦即诸法实相。
有为法又名缘起法，相传舍利弗在路上听到马胜比丘说：“诸法因缘生，缘尽法亦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立即得法眼净（入见道位，得预流果），并告知其道友目犍连，各率其100名弟子来佛处出家，后来两人均成为佛的上首弟子。
在佛教各宗派中，莫不以缘起而立论，如原始佛教的“业感缘起”，唯识宗的“赖耶缘起”，《胜鬘》、《起信论》的“如来藏缘起”（真如缘起），《华严》的“法界缘起”，密宗的“六大缘起”等，皆是。
缘起本是有为法，真如属无为法，如来藏指众生烦恼身中所隐藏的本来清净的如来法身，如来法身也是无为法。无为法为什么会缘起呢？这就有争论了。在20世纪20年代，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对《起信论》真如缘起说展开了激烈争论，各执一端，难定分晓。
第一，有为缘起论
仲容居士说：“有为缘起论”是诸佛立教的根本，其标志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诸行无常”指一切法皆从缘生，生灭无定，法无实体，了不可得，是为人无我、法无我，总言“诸法无我”。无为法是有为法了不可得的空理，如能在有为法上观缘起性空，即实证诸法实相而受用“涅槃寂静”。这就是有为缘起的内容。
三法印显示出诸法无实体，远离名相分别，为人生、宇宙之实相。证此实相，即得佛果，故佛立大乘“一实相印”。此实相印也是依缘起性空之理建立。缘起是有为法，性空是无为法，两者一相一性，一事一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主张有为缘起，反对主有真心的无为缘起。
《坛经·付嘱品》中，六祖教门人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三科是有为法，教人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起分别执著，即能于相上见性、于有上见空而得解脱。若《坛经》是讲无为缘起，那首先就要讲常住不变的真心。至于三十六对，更是相反相成的有为法，如离明无暗、离暗亦无明，两者是相对待的，离却两边，即成中道、实相。
缘起本身就是有为，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有为呢？意为强调，用以区别无为缘起。
第二，对有为、无为两缘起说的会通
《楞伽》、《胜鬘》、《起信》讲“如来藏”、“真如”，《大般若经》说：“真如虽生万法，而真如不生”、“真如流趋世间，一切善法之所依止。”加上中国人受孟子“性善”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说的影响，我国天台、贤首、禅、净等宗都信奉此缘起，传播面广，与有为缘起——赖耶缘起相对立，唇枪舌战，无有止息。
有鉴于此，仲容居士著《试论有为无为两缘起的会通》，从教、理、行、果四方面论证其共通性和互补性。
（1）教——两缘起均属唯心义的大乘教。所不同者，一说唯识，一说唯心，但心、识二名可互用，如《百法明门论》把八识归于心法。
（2）理——其共性有五点：
一、真如即真心问题。无为缘起认为真如即真心，有体大（一切法之体）、相大（染净诸法为其相）、用大（引生染法、净法）。赖耶缘起反对真如即真心说，认为它是二空所显之理，是所缘境，非能缘智。但《唯识三十颂》说：“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是唯识实性。”实性即实体，说真如即真心，其理正确；无分别智及净心所可称为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即真如；真如生万物，是依于诸法相待而言，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必待本觉的真如而显（妄必依真），真如亦必待无明而成立（真由妄显），所以“烦恼即菩提”、“一切法皆是佛法”。
二、“一心二门”义。《起信论》说：依一心法，有二种门（真如门、流转门）总摄一切法。唯识学有唯识相（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行法及三自相，属有为法）、唯识性（六无为法及三无性），一唯识而分相性二分，与一心而分为二门，两者大体相同。
三、阿赖耶识是生起染净诸法之根本，唯识家如是说，《起信论》亦如此说：“此识有二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
四、法性本空，远离名言分别，两者主张大体一致。
五、熏习。两者都认为熏习是关键，即染法之形成，转染成净及净法之相续不断，皆由熏习使然。但唯识侧重于同类相续（如善法熏善法），《起信》侧重于异类相熏（如无明熏真如则形成世间染法，真如熏无明引生出世净法）。
（3）行。以净遣染，入于无分别，两者同。在修观上都讲对治，唯识首修“五净行”（观不净等）及观我法二空，《起信》亦大同小异。
（4）果。修六度，成佛果，为两者同。唯识讲“转识成智”（转染成净），《起信》讲“归本”（转染还净），这又有不同，但大体一致。
总的说来，仲容居士主张有为缘起，但不反对真如缘起，认为两者可以求同存异（赐川按：《起信》的“一心”，解释有很多，有谓众生心如来藏，有谓宇宙本体真如，与阿赖耶识不同）。
2、唯识是中观理论的完美发展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序》说：“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内有外无，事皆唯识。”义净在671—695年留学天竺，当时印度大乘佛教有中观、瑜伽两大行派。
龙树中观行派论著在后秦时传来我国，到隋唐时形成了三论宗，世人熟知的《金刚经》、《心经》就是该宗的经典；瑜伽行派论著在南北朝时传来我国，到唐朝时，玄奘、窥基法师创立唯识宗。
《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说，释尊说法有三个次第（三时教），初时对声闻乘说四谛法（《阿含》），是未了义（不究竟）；次对菩萨说诸法无自性，不生亦不灭，自性涅槃（《般若》），也是未了义；最后说三相三无性，普为发趣一切乘者而说（《深密》），始为了义之说（究竟）。
《般若》是中观派的经典，为什么说中观的理论不究竟呢？历来争论不休（特别是古印度护法与清辨、戒贤与智光的争论），难知究竟。仲容居士对此问题作出解答，兹述其要义。
龙树、提婆根据《般若》讲中观学，其理论以缘起性空为核心，即缘生诸法，有相无体，如幻非真，既非全无，也非全有，而是远离分别言说的中道实相，即不同凡夫的执有，也不

聂元紫

程登志（1912—1995）四川省巴中县人。
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教导队通信排长、连长，红四军第三十六团副营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教员，第三团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团长，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团师参谋长、代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炮兵司令员，副军长，旅大警备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聂元紫

张智理(1917.10.20~2008.05.11)，男，曾用名张思科，四川省巴中县顶山镇人。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广州沙河离职干部休养所副军职离休干部（老红军）。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聂元紫

苏德洪，1920年7月生，四川巴中市人。
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l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通信员、宣传员、青年干事。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无线电台报务员、电台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电台队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汾孝、临汾、淮海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郑州军分区通信科长。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通信科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湖北省军区通信处长，武汉军区通信部副部长，湖北省军区司令部顾问。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唐瞪顽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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